云南，位于中国西南边疆，自古便是多元文化交融的瑰宝之地。在这片土地上，汉、彝、白、傣等26个民族共生共荣，佛教、道教、原始信仰与中原文明相互交融，共同谱写着一部波澜壮阔的文化交响曲。儒学，作为中原文明的瑰宝，其在云南的传播并非简单的文化移植，而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成为连接边疆与中原、凝聚多民族共识的文化纽带。
建水文庙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 图片据红河文旅微信公众号
儒学入滇的四重历史阶段
儒学在云南的传播，经历了层累的四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深刻地烙印着时代的印记。汉晋至唐时期，是儒学在云南的初植阶段。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征服滇国，赐予滇王“滇王之印”，令他“复长其民”，并设立益州郡，中原官吏和戍边士卒成为儒学传播的先驱。他们不仅带来了儒家的经典和思想，更将儒家的“重农”思想付诸实践，如东汉文齐任益州太守时兴修水利、垦田开荒。这一时期的儒学，通过军政体系的渗透，与本土的巫鬼文化形成了“儒巫并存”的格局。
南诏大理时期，儒学迎来了佛儒合流的在地化创新阶段。南诏政权在崇圣寺三塔下刻立的《德化碑》，以“天命靡常，惟德是依”论证政权合法性，开创了“以佛载儒”的传播范式。大理国时期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中原的儒学进一步影响大理，并与大理当地佛教融合，大理僧人喜好儒学，形成“释儒”群体，将儒家“孝悌忠信”等思想编入佛教唱赞，深入傣族、白族等民族村寨。
元明清时期，是儒学在云南制度性传播的巅峰阶段。元代设立云南行省儒学提举司，首次建立边疆儒学教育管理体系。明代开国元勋沐英镇滇时，重视儒学教育。全省府州县皆建学，文庙数量大幅增加。清代康雍乾时期，在西南兴建地方官学，开科取士，推动乡村儒学教化，大力推广了儒学。如雍正推行改土归流，在普洱茶山创设“义学”，要求夷童肄业，推动儒学的普及。这一时期，云南涌现出了许多少数民族士大夫，如彝族袁嘉谷、白族周钟岳等，他们成为儒学本土化的关键推动者。儒学的传播助推了改土归流的成功，也瓦解了土司制度，同时让许多少数民族的底层，既摆脱了土司的统治，也更加认同清朝的统治和儒家文化。
近现代以来，儒学在云南经历了危机与重生的双重变奏。清末新政时期，云南高等学堂开设“经学”与“西学”并重的课程，尝试将儒学“民本”思想与近代民族主义结合。抗战时期，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钱穆在大理撰写《国史大纲》，在民族危亡之际重构儒学叙事。改革开放后，传统儒学在现代语境中焕发新生，如建水文庙恢复祭孔大典，傣族村寨兴起“双语读经班”等。
建水文庙内的孔子塑像 图片据红河文旅微信公众号
儒学在边疆传播的三重机制
儒学在云南的传播，不仅依赖于制度的推动和文化的融合，更得益于其柔性治理的三重机制：嵌入—吸纳—重塑。首先，文庙政治的空间叙事构成了制度整合的重要一环。文庙是路（府）、州、县地方官学（儒学）与祭祀孔子的庙宇的结合，既是儒家思想的传播基地，又是推广儒家教育文化的中心，同时还象征着大一统中央的政治权威。云南现存的72座文庙，构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化地理网络。昆明文庙作为全省学宫中枢，每年举行“释奠礼”时，各府州县学官需“奉宪赴省，共襄盛典”。边地文庙则承担“化导夷民”的职能，使“大一统”观念通过仪式展演深入人心。
其次，文化整合通过经典诠释的多元路径得以实现。面对多语言文化环境，儒学传播发展出了创造性诠释策略。文本转译方面，丽江木氏土司刊刻《明史·列传》纳西语译本，将“忠君爱国”译为纳西语中的“崇仁利米”（侍奉首领、爱护族人）。仪礼融合方面，大理白族在中元节祭祖时增设《孝经》诵读环节，彝族祭祀经文《指路经》也融入了“慎终追远”的思想。艺术再造方面，建水紫陶匠人在茶具上铭刻朱子格言，傣族佛寺壁画则将孔子与帕雅真（傣族创世神）并置描绘。
最后，社会整合通过教育的跨族界构建得以实现。明代云南为恢复礼制教化，创建儒学63所，开办书院65所，在府学专设“夷生额”保障少数民族入学。清代广兴夷民教化“义学”，开启边地民智，如普洱府推行“茶山义学”，使茶农子弟能够日间采茶、夜间诵经。这种教育渗透产生了深远影响。光绪年间石屏彝族士子袁嘉谷考取经济特科状元，其答卷既阐发了儒家的经济观，又主张因地制宜发展边地实业，体现了儒学思想的本土转化。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密码
儒学在云南的传播，不仅促进了文化的交融与整合，更生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密码。首先，“大一统”与“和而不同”的辩证统一构成了价值共识的基础。大理南诏的《德化碑》的民族融合誓言与丽江木府土司的“诚心报国”匾额，共同构建了边疆政权的“华夏认同”。而在民间，儒家“和而不同”的理念与云南少数民族的生活智慧深度契合，如傣族谚语“一树难成林”呼应了儒家的“群居和一”思想。
其次，碑刻、方志与口述史的共构塑造了共同的历史记忆。云南现存的3000余通汉文碑刻构成独特的“石头史书”，记录了边疆地区的历史变迁和文化传承。明代杨慎入滇，编撰《云南通志》《南诏野史》等大量地方史志，此举“上以广国家方兴一统之盛，下以备滇云始末之详”，“边地”逐渐被纳入中原王朝的历史叙述和主流儒家的价值观念。
儒学现实建构的实践路径
当代云南，儒学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展现出新的活力。首先，重构传播话语，从“教化”转向“对话”。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户撒乡，阿昌族村民将《论语》中的思想译为本族谚语，这种“双向阐释”既尊重了主体性，又促进了价值共鸣。云南民族大学开设“儒学与少数民族哲学”课程，邀请彝族的毕摩、纳西族的东巴参与经典解读，开创了跨文化阐释的新范式。
最后，拓展跨境传播，构建区域性价值共同体。随着中老铁路的开通，普洱市与老挝琅勃拉邦合作开展“铁路沿线儒学讲堂”，用老挝语、傣语讲解儒家思想。在缅甸佤邦，云南学者协助整理《佤汉对照论语》，当地首领对儒家的“和为贵”思想深表认同。
云南儒学传播史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非文化的同质化，而是“各美其美”基础上的价值共识。从南诏国的儒释对话到跨境高铁的文化走廊，云南始终在探索多元文明和谐共生的密码。云南民族多样、文化多元，在几千年的交流交往中，相互包容、和谐共处。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思潮并起的今天，这种“和而不同”的边疆智慧不仅为民族地区治理提供了方案，更向世界传递着东方文明的中国经验。正如建水文庙那副穿越六百年的楹联所述——“泗水文章昭日月，杏坛礼乐冠华夷”，这或许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密钥。
[作者赵崔莉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作者陈力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博士生]
作者 赵崔莉 陈力
责任编辑 吕世成 陈洁
责任校对 刘自学
主编 林舒佳
终审 编委 李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