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芝/文 提起东汉，人们熟知的通常是一头一尾两个阶段，它的开头，也就是“创业史”，与王莽篡汉绑定在一起，它的结尾则属于被过度浪漫化的三国故事。至于它的中间部分，无名王，无雄主，也没有激烈的外部战争，缺乏传播学要素，所以并不为人熟知。张向荣的《三国前夜：士大夫政治与东汉皇权的崩解》一书将历史研究与通俗写作相结合，文风幽默、晓畅明白，适合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读者。
东汉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汉武帝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则将儒生以倡优蓄之，用之则置，不用则罢。然而儒学在他身后的传播，产生了他意料不到的结果。
天命更替与异姓禅代两股思潮合流，使西汉全社会上下皆相信汉室气数已尽，将有圣人应运而出革除积弊。王莽在这个背景下众望所归，取而代之，其改制不仅要解决西汉晚期诸多社会矛盾，更要取代汉朝继承的秦制国家，建造儒生心中的理想国。很遗憾的是他失败了，并引发了人口大灭绝，在废墟中崛起的东汉王朝建国之初，其人口只有前汉盛期的一半不到，即使乐观的估计有许多隐户逃过统计，但超过一半的人口死于战乱应当是一个合理的推测。
虽然东汉的儒生非常灵活地开除了王莽的儒籍，但面对这样一个凄惨的现实，后汉儒生放弃了制度决定论，也就是不再追求变易秦制国家，改为人事决定论，结合察举制，后汉品藻人物越来越流行，一时蔚为大观。
由于建立政权的光武帝也服膺儒学——尽管与先秦儒学相比，甚至哪怕与前汉儒学比，他所热忱的东汉经学掺入大量阴阳谶纬之术与神秘学——所以东汉政权有很强的妥协色彩，也就是上层依旧皇帝集权、郡县制、残酷律法和编户齐民，下层则被儒家伦理浸化，并高度自治。用作者的话说，儒教不是浮在表面的官方意识形态，而是渗透了汉家的日常生活、社会观念、地方秩序、人才选举等。后汉的中兴不是前汉的简单延续，而是发生了质变，是一种“旧邦新命”。这种混合政制作者称之为“秦制—礼教”体制，而我更喜欢的称呼是“儒法国家”。
按照制度设计者的设想，虽然他的上层依旧等级森严，律法严酷，然而它的底层被儒家伦理缓和，许多社会矛盾在乡社内部于礼教的层面解决，不必提升到律法层面，而这些乡社的自治为朝廷节省了大量的自治成本。地方官虽然来自外地，要满足皇帝的指令，但和本地下属之间不完全是冷冰冰的“上下级关系”，而是犹如君臣甚至父子，要扮演“民之父母”的角色。编户齐民孝敬父母，依恋乡土，则会延伸出对汉家及皇帝的忠诚，遵循儒家礼教。反过来，皇帝对臣子也要温柔敦厚，其乐融融，为实现儒家描绘的“太平世”共同奋斗。在理想状态下，后汉这个由刘氏一姓统治兆民的秦制政权，竟然有了家庭的温情脉脉色彩，达到了“化家为国”的境界。
地方自治、依恋乡土、家族意识，能够促进社会稳定，维护汉家统治；汉室就必须接受君子价值、家族意识、乡土观念对皇帝和集权的保留。不过，与理想状态所描绘的美妙前景相比，接受这样的保留显然是通情达理的。然而，现实并不美妙，东汉政局混乱，外戚与宦官专权，小皇帝林立，最后在激烈的政治经济矛盾中崩溃。
东汉究竟是怎样走向制度设计者完全没有意料到的道路这件事，其实是很值得讨论的。
而以我的看法，东汉很像明朝，与朱元璋一样，刘秀大幅度加强了皇权，虽然他没有取消宰相，但等同宰相的三公被尚书台架空，形成事总台阁。这导致后汉与大明这两具国家机器高度仰赖皇帝这台“发动机”，一旦皇帝不称职，那么国家就会瘫痪，最后权力便落入皇权的代理人手中，在东汉是外戚与阉宦，明朝禁止外戚干政，所以只有阉宦。
东汉与明朝的相似性还包括财政收入有限，势力范围的不断收缩，皇权代理人与士大夫群体间的激烈冲突，“出道即巅峰”，王朝的中期并不显眼等。这样不稳定的政府之所以很长时间没有被倾覆主要是外部军事压力不大。
匈奴早就被打垮了，留下的只是碎片，鲜卑虽然可能崛起，但檀石槐的暴毙使之推后到八王之乱，羌乱使东汉失血但不致命。明朝也一样，在满洲崛起以前，蒙古一直处于四分五裂，边患一直都有，但不致命，使明朝缺乏深度改革的动力。而满洲出现时，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更何况缺乏推动改革的雄主。
为什么这两个朝代的“发动机”会失灵呢？就东汉来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它的皇帝寿命之短，除了开国皇帝以外寿命最长的居然是汉献帝（53岁）。
皇帝短命的理由无非是：基因问题、残酷的宫廷斗争、耽于逸乐导致的生活习惯不良，以及外戚为了专权偏好立小皇帝——而古代医疗技术落后，幼儿夭折率惊人……还有一个理由也是可能的，那就是与高度集权相对应的便是巨大的工作量，有一些东汉皇帝如果不是累死的，那也可能是与之前提到的其他要素一起使自己英年早逝。以三国为例，三国与东汉的政制差异不大，高度揽权的诸葛亮公认是被累死的，暴毙的曹丕与早逝的曹叡也是集权君主，放权的刘禅与孙权，以及被迫放权的汉献帝寿命都较长。
刘秀作为开国皇帝，他有一具好身体可以适应繁剧的战争与骤增的政务（如果没有，也轮不到他当皇帝），他的后代就未必了。但是东汉政体是新鲜事物，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给它打补丁。同样的，明朝皇帝只能在臣子的谀词里神文圣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朱元璋设计的体制工作量空前的巨大，他自己都感到吃力，他工作勤恳的后代往往死得早，而最不争气的后代索性摆烂，避免了被温水煮青蛙的结局，也享有难得的长寿。
但结果是一样的，皇帝的失职使整个朝廷经常被停摆，导致帝国失控所带来的缝隙中生成了颠覆它的巨大力量。取代明朝的满清吸收了前者的教训，对皇子的文武教育极其严苛，这种境遇对个体来说是无比痛苦的，但培训出来的统治者至少足以适应巨大的工作量。虽然从事后之明来看，如果他们没那么优秀，可能对所有人都好。
皇帝的短命使得东汉拥有秦汉以来数量最多的太后临朝、外戚干权的现象。不过与流俗印象不同，作为权力真空的替代品，这群太后一度干的还不错。
相比西汉，东汉的后妃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特征：第一，前汉好黄老，后汉尚儒术。东汉的皇后普遍受过良好的经学教育，关于她们的历史记载，有一套统一的模板，即在学识与德行上向儒家理想的女性看齐，有些人在文献中因此获得较好的风评。第二，西汉只要立了皇太子，生母就可以当皇后，无论她是皇帝尊贵的表亲，还是民间卑微的舞女。而后汉直到汉灵帝的何皇后以前，无论是谁受宠，无论谁诞下子嗣，皇后必定出自来源于南阳的阴、邓氏，河北的郭氏和西北的马、窦、梁氏六个家族。这三个地域正是刘秀能统一天下的三个基本盘，作为各自势力的代表，这六个家族之间既有恩怨又互相联姻，既有合作又围绕着皇后之位进行争夺。按照作者的看法，后汉的皇室像是一个以皇帝为核心、以皇后为目标的特殊存在，与前汉迥然不同。
历来皇朝世系图都是以皇帝为中心，而后汉的世系则以皇后为中心才能看得更清楚，也才能发现这些家族之间的恩怨虽然血腥，但颠来倒去仍然是一家人内部的倾轧和升降，可以视为礼教中国的一种特殊实践。
由于皇族与后族随着时间更替在血缘上融为一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使得外戚夺取帝位的动力大减，远不如对夺取皇后位置的兴趣浓厚。因此，尽管经常出现皇权旁落的真空期，但日子也能缝缝补补过下去。如果从凡事都退而求其次，凑合着能用就别去折腾的角度看，这套可以说完全出乎设计者预料的体系，令人意外的好用。
然而，由于控制皇帝的收益是如此之大，以及从朝廷中出局损失又很惨烈，如果说一开始女主临朝称制是被动接受皇帝早死的状况，那么随着时间推移，外戚借助太后干政越来越成为常态。每一个家族都想让皇后的位置在自己手中多停留一会儿，今天只是干涉立太子，明天可能就要废皇帝甚至弑君。因此总会有一天，有一个人，决定打破这种“皇后寡头政治”，建立真正的、大权独揽的、效仿前汉的皇帝统治。
这个拐点，出现在著名的跋扈将军，无德无行，纯靠裙带上位的大将军梁冀身上。梁冀并不是曹操王莽之辈，他把持权力几乎什么都做了，唯独没有篡位的迹象。但对于一个权臣来说，既然不打算篡位，就不应该这么嚣张跋扈，做得罪所有人的事情。可梁冀并不是王莽那种有理想、有文化的“楷模”，依靠个人魅力和经学修养来积累威望；也不是霍光那种有纪律、有能力的权臣，通过缜密的权术和行政机制来把控局面。梁冀没有甚至不屑于掌握政治术的精妙和平衡，他对权力是一种禽兽式的占有，对所有损害他权力的人和事，都会给予暴虐的回应，这是一种政治上的“恐怖主义”。
在他的父亲，以及提拔他的汉顺帝还在的时候，梁冀还有所收敛。等到两人皆故去，由他同样没有政治智慧的姊妹梁太后临朝，梁冀便开始放飞自我，甚至做出毒杀汉质帝这样的罪行。待梁太后也故去，再无制约的梁冀便彻底放飞了，对自己一手扶立的傀儡汉桓帝的监视无孔不入，对群臣则打破了后汉温和的政治惯例，动辄以小罪处死。
即使没有汉桓帝的政变，也肯定会有大臣串联起来发难。真正令人惊讶的是，这样一个煊赫一时，威福由己的大人物，却非常轻巧地被汉桓帝与一些小宦官的密谋给扳倒了，他甚至没有做出激烈的反抗，便与妻子在家中自杀。以至于事后所有经历过梁冀时代的人都感到恍恍惚惚，不敢相信这就是当初逼得所有人道路以目的梁大将军。
如果梁冀有智慧，那么他就应该在毒死汉质帝后意识到自己必须篡位，他已经没有回头路了。但作为权力近亲繁殖的产物，梁冀有一种掩耳盗铃的智慧，或许是因为权力由体制而来，所以梁冀对自身所在的体制有一种迷一般的自信，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作为对体制会有怎样的冲击。
由于梁冀的残暴，梁氏家族被处决一空，从历史舞台中退场，而不像此前的郭、阴、窦、邓等家族那样，即使下台流放，也还有重整旗鼓的机会。“寡头皇后制”就此终结。之后的外戚虽然仍然试图恢复这一体制，却都没有成功。汉章帝至汉顺帝时，皇室和六大家族之间相对其乐融融的家人气氛亦不复存在。
从“后见之明”来说，六大家族强势之时，虽然有孩童之帝王、垂帘之太后、跋扈之外戚，但皇室的地位是很稳固的，诸皇后家族不会有取代皇室的打算，到了后汉末年，六大家族式微，皇室也速告终结。造成这一局面的不仅是汉桓帝刘志和他的后继者，也是因为梁冀的登峰造极，促使皇室抛弃了“六大家族”。
梁冀留给东汉三个有毒的“遗产”：第一，梁冀以一己之力，败坏了汉廷中央的政治生态，导致供职洛阳朝廷的士大夫往往屈从于强权，以前是梁冀，以后也会有别人。第二，在对梁冀的恶政反抗的过程中，诞生了士大夫群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并从此出现了中央朝廷与地方士人之间激烈的冲突。第三，言传身教，“培养”出汉桓帝对权力的贪婪、暴力和兽性的释放。
作者指出，“后梁冀时代”，各方势力的暂时平衡主要来自一种共识：权臣终于铲除，皇权应该恢复，皇帝需要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从而实现天下太平。但是，皇帝的位置在哪里，皇权恢复到何种程度，大家实际上在各说各话。在中间阶层的代表士大夫们看来，皇帝应该回归汉章帝、汉顺帝，处在“秦制—礼教”的中庸位置，既要遵循礼教，又要维系权威，成为一个恩威并重、恩大于威的“慈父”。但通过梁冀的启蒙运动，刘志觉得应该回归汉武帝、汉宣帝，成为雄主，下一个“梁冀”说不定就来自士大夫。换句话说，汉桓帝其实扮演了一个革命者的角色。这也是为什么早在汉和帝时期，便有皇帝与宦官密谋政变，却要到桓灵时期，宦官才成为朝廷斗争中大为活跃的力量。
与汉桓帝作对的士大夫阶层，是后汉儒法国家立国百年培养出来的既得利益者，同时也本该是皇权和汉王朝最坚实的支持者。东汉是士大夫群体第一次在历史登场的时间点。王莽改制失败后，儒家与朝廷妥协不再颠覆朝廷，朝廷与儒家妥协利用儒家来改造地方豪强。只要存在中央权力无法覆盖的角落，就必然会诞生地方豪强，在这一点上察举制和科举制没有区别。朝廷的力量并不是无穷无尽的，所以需要与地方势力合作，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不例外。而利用儒学这一手段，东汉王朝可以更好地将地方豪强吸纳到体制内，使其不至于成为颠覆自己的力量。
于是在东汉百余年皇后寡头制的温和统治下，儒家伦理落地生根，与自然生长的地方豪强相结合，形成了东汉的士大夫群体。在儒学的影响下，与西汉的豪强相比，东汉的豪强为非作恶的记录相对更少一些，在史书中有更多的遵循忠孝仁义的形象。由于历史记录掌握在儒生手里，所以不能排除这是儒生的自吹自擂。但考虑到在秦制中家族要做大必须有人当官，否则会很容易被权力铲除，豪强一旦失势有可能被族诛。又由于当时选官的察举制看重个人品德，所以豪族还是有所收敛的，在察举制彻底败坏以前尚能保持明面上的体面。
但事情的另一面是，在女主当国时期，儒家化的豪强掌握了地方包括话语权在内的许多权力，被任命的流官必须与本地人积极合作才能成功施政。当流官卸任回乡后，其家乡的命官也需要他的合作来治理郡县。豪族世代居住在郡县，宗族观念和本土意识更加强烈，习惯了过去朝廷留给地方自治的空间。
而现在，汉桓帝要打破这一惯例，强化皇权，就势必会与之产生最激烈的冲突。引发这种对抗的原因，不光是由于利益冲突，还包括价值观问题。像“秦制—礼教”这种混合政体，实际运作要依靠律法制度，但也必须尊崇礼教，以维系臣民的效忠和信任。后汉从汉章帝到汉顺帝，都很注重弥合秦制和礼教天然的矛盾，整体上统治风格都比较温和。刘志为巩固皇权，利用依靠皇权包庇，为非作歹的阉宦集团打击士大夫，会加深秦制和礼教的裂痕，加重宫廷和地方的分裂，加速清流和浊流之间的政治斗争。
而任何一个想要革自己命的人，权术手腕就必须缜密细致，精通拉一派打一派的技巧。遗憾的是，桓帝以及他的后继者灵帝的政治智慧比梁冀高，但并没有高到哪里去。作为皇帝黑手套的宦官与士大夫发生了最激烈的碰撞，最后以党锢之祸的形式造成了最大规模的株连，动摇了汉王朝的统治基础，并使自己处于道德的下风，让士大夫阶层与皇权离心离德。
第一次党锢之祸，是桓帝掌权以后，与士大夫群体一系列矛盾总爆发的结果。汉桓帝在位期间，借助宦官之力，继承并加剧了梁冀的专横暴政，以“党人”之名残酷迫害士大夫（终身禁止他们担任官职），因而声名狼藉。其死后，士大夫阶层对他的统治方式产生了强烈的反感和反弹。作为党人领袖的陈藩，与外戚窦武合谋恢复“寡头皇后制”，要彻底诛灭所有宦官。然而因为行事不密，于是被果决的宦官领袖先发制人的政变消灭。
之后，出于报复士大夫的目的，控制了年纪尚幼小的汉灵帝的宦官发动了第二次党锢之祸，其株连范围更广，打击力度更大，屠戮人数更多，导致整个中原地区最知名的士大夫都被禁锢不得为官。由于中原地区是东汉人口最富庶，人才最多的核心地带，这种做法显然是在自掘坟墓。这些被禁锢的党人郁郁不得志，与朝廷离心离德，甚至站在朝廷的对立面，日后黄巾之乱之所以声势遍野，很可能是有被禁锢者参与其中的缘故。
灵帝很长时间都没有改变这一局面，直到黄巾后才解除党锢。与桓帝相比，同样要强化皇权的灵帝更加放纵自己，热衷挥霍，因此对财货索取无度，甚至卖官鬻爵，对重要官职明码标价。灵帝时期政治最为黑暗，对人民的剥削也最为残酷，朝廷的声望也最低，因此激起的民变也最激烈。
虽然东汉的灭亡有一定机缘巧合的因素在，但桓灵二帝显然是在国家走下坡路的时候，猛踩油门，导致东汉还没有来得及走到历史周期率的尾声，便宣告破灭。是以，“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灵帝死后，与宦官有生死大仇的党人群体，在袁绍的领导下，与外戚何进再度图谋诛灭所有宦官。由于何进的优柔寡断，何进被反扑的宦官杀害，袁绍听闻消息后当机立断杀进宫中，率军杀死了所有宦官。
支撑后汉皇权的三根支柱，外戚、宦官同日俱灭，如今只剩下士人。在引发东汉瓦解的诸侯混战里，成员不是士人，就是士人的同情者，纯粹的武夫寥寥无几。即便是董卓，也想要讨好士人，只是因为地域歧视，结果热脸贴了冷屁股。
但士大夫显然不是最后的胜利者。
梁冀以前，东汉政治并不黑暗，朝廷中央虽然偶有动乱，但并没有影响到地方，因此秦制与礼教之间的妥协是可以成立的，儒家伦理作为一种信仰是可以自圆其说的，朝廷鼓励忠臣孝子的行为，与忠臣孝子的际遇大体是合拍的。因此，在梁冀以后的恐怖统治中，过去百余年培养出来的力量，涌现出大量服膺礼教，与政治黑暗做斗争的士大夫。虽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可歌可泣，但与掌握政权的统治者，以及依附他们的黑白手套相比，大部分人还是值得称许的。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统治机器的镇压下，他们如同耀眼的流星，虽然一度发出光芒与璀璨，但等光线落寞后，剩下的死寂的黑暗。恐怖统治不仅震撼了国家的根基，同时也危及了儒学的神圣性，理想与现实不符造成的巨大冲击，带给时人无比震撼。
用一个慷慨就义的党人临终前交代儿子的话说：“我希望你以后作恶人，可是天底下却没有教儿子为恶的道理；我希望你以后行善，当一个道德君子，可是我如今落得如此下场，就是做道德君子的缘故，所以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教你！”（“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出自《后汉书·范滂传》）
东汉倾覆后，随之建立的魏晋政治黑暗依旧，与儒学破产相伴而生的，是犬儒主义和玄学在士大夫群体中的流行。虽然有人说，秦汉帝国的问题，在隋唐解决了。但儒家理想被现实黑暗压倒的现象，从隋唐到明清都一直存在，所以问题真的解决了吗？从这个角度讲，古代中国的历史终结在东汉灭亡这一刻，在这之后一直是既无意义又无作用的“轮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