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上海老知青,曾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境内的一个小山村插队落户生活了六年,后来招工到开山屯化纤厂工作,后来通过人才引进回到上海生活。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当初插队落户的那个朝鲜族小村庄时常会萦绕在我的心头,终生忘怀。

永远忘不了1969年的那个春天,至今我还记得那天是4月3日,我和同校的几十名同学一起乘坐火车离开了上海,经过了三天三夜的长途跋涉,我们来到了吉林省延吉县,最终我们九名知青被分派在一个叫南沟的朝鲜族小山村,老队长崔龙哲阿伯(大爷)安排我们暂时借住在老乡家中,和老乡同吃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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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沟大队是一个典型的朝鲜族村屯,屯子里一共十九户人家,有两户汉族,其余的全部是朝鲜族。据说那两户汉族是山东人,解放前闯关东逃荒来到了这里,他们的生活习惯已经跟朝鲜族没有多大区别,就连语言,他们也说朝鲜语,很少说汉语。就算说汉语,也夹杂着朝鲜语。

那时的延吉县就是现在的龙井市,1983年4月7日延吉县改为的龙井县,1988年5月25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龙井县成立了龙井市。好多朋友都认为当初的延吉县就是现在的延吉市,其实不是这样。

延吉县的南沟大队依山傍水,一条小河环绕半个屯子,在屯子前面绕过。屯子比较偏僻,距离县城几十公里,那时是简易的沙石土路,也没有通往屯子里的客车,去县城要到公社汽车站坐车,交通很不方便。屯子后面是一座山丘,山坡上有一片松树林,山上和沟里都是茂密的丛林,乡亲们的烧柴就来源于这些榛子棵和灌木丛。

因为屯子里基本都是朝鲜族人家,他们说朝鲜语我们上海知青听不懂,交流上遇到了很大障碍。老队长崔阿伯虽然能说几句汉语,可他说汉语时总是主谓语颠倒,还要夹杂着朝鲜语,我们还是听不太懂,幸亏屯子里有两户汉族人家,他们充当了我们的翻译,后来我们学习朝鲜语,他们也帮了大忙。

到延吉县插队落户那年我刚过了十六岁生日,其他同学年龄也都在十六七岁上下,老乡们都把我们上海知青当成了他们的孩子,亲切地称呼我们“阿得利”,对我们特别关照。

我借住在了副队长金成国阿泽西(大叔)家,他家四口人,儿子金龙当年十八岁,我就和他一起住在西厢房里,睡在一铺朝鲜族火炕上。金阿泽西还有一个女儿,叫金梅子,当年十五岁。金梅子和她父母住在正房里,正房是三间土坯草房子,一铺地炕特别宽敞,地炕中间有一道拉门,把一铺炕一分为二,金梅子就睡在里边的炕上。

每天吃饭的时候,金梅子都会站在院子里用朝鲜语招呼两声,起初我根本不知道啥意思,后来金阿泽西告诉我说,梅子(金梅子)是喊我和金龙哥哥吃饭。

金阿泽西一家人都特别热情,对我特别好,吃饭也不用我去厨房端饭碗,我和阿泽西还有金龙哥围着一张小炕桌坐在热乎乎的火炕上等着就是,金梅子会把咸菜、饭和汤给我们端上来,吃完饭还会端上漱口水,开始我还真不适应这样的待遇,感觉金梅子就是这家的仆人。过了一段时间,我也就慢慢习惯了,还能听懂几句简单的朝鲜语,比如巴黎巴黎(快点快点)、高不大(好看的意思。金妈大迈<大婶>经常说我高不大)、逮吉(猪)。

时间久了,金梅子也跟我学会了一些汉语,她跟我说话就说汉语,很亲切地用汉语叫我陈强哥哥,还会说赶紧洗手吃饭吧。金梅子的活泼开朗和美丽大方给我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象,我也像金阿泽西一样喊她梅子,梅子特别高兴,一点都不生气,脸上总是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春耕春播开始以后,我们就跟着社员们一起下地干农活,往地里挑粪,跟着队长学习使唤耕牛犁地耙地,也学着赶牛车。队长和乡亲们都特别关爱我们上海知青,给我们安排轻松的农活,手把手教我们干农活,教我们正确使用劳动工具,我们发自内心地感激淳朴善良的乡亲们。

每天出工劳动和收工回家的路上,梅子都和我走在一起,和我说笑,亲切地喊我哥哥,我就像她的亲哥哥,一起来插队落户的同学们都很羡慕我。

到了夏季,锄完了二遍地,地里的农活也就告一段落。金阿泽西家有菜园子,院子里也种菜,早晚时间我就跟着阿泽西打理菜园子,挑水浇菜,锄地施肥。菜园子里的黄瓜还没长大,梅子就挑大一点的摘了一根,用水洗净,让我第一个尝鲜。西红柿红了,梅子也会摘下来第一个让我吃。空闲时间,金阿泽西还带着我去河里捉鱼,我就像他们家的一员,感到很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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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秋后,队里给我们知青盖了三间房子,成立了知青集体户,大家就都搬到集体户吃住了,我也不在金阿泽西家寄住了。

搬到集体户以后,梅子经常到集体户给我送咸菜送好吃的,看到我换下来的脏衣服,她就拿回家帮我洗,晾干了再给我送回来。

有一次金阿泽西套了一只野兔,梅子到集体户来喊我:“陈强哥哥,回家吃饭。”吴承志是我的好同学,他看梅子来了,就拿出一双脏袜子跟她开玩笑:“金梅子,麻烦你帮我洗一下这双脏袜子好吗?”“不好!自己的袜子自己洗。”梅子决绝拒绝了吴承志的要求。吴承志就反问她:“金梅子,你帮陈强洗袜子,为什么不帮我洗?”“陈强是我哥哥,我只帮我哥哥一个人洗。”金梅子说完,拉着我就走了,羡慕的吴承志一个劲伸舌头。

记得是1972年的秋后,金龙大哥结婚了,因为我曾经在金阿泽西家寄住过,和他家的感情深厚,金龙大哥结婚我随了五块钱的礼金,还在他家帮了一天忙。金阿泽西很高兴,留我在他家吃的晚饭,我俩喝了不少白酒。可能是酒后开玩笑,金阿泽西说:“小陈,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你,以后你就做我家的女婿。”

之后的日子里,金阿泽西家有什么零杂活,梅子都来叫我去帮忙,其实干活不是目的,就是为了让我去他们家吃饭。总是平白无故去他家吃饭,我确实也不好意思。农闲时节,我就跟着金阿泽西去抓鱼,去山上打柴,去林子里套兔子。插队的生活很苦,倒也苦中有乐。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就到了1975年春天,就在金阿泽西打算跟我说我和梅子的婚事时,我们屯子又得到了一个开山屯化纤厂的招工名额,这回也不用推让了,还没招工进厂的三个人,就我一人是根红苗正的工人阶级子弟,那两名同学都是可以教育好的黑五类子女。

就这样,在南沟大队插队落户生活了六年,我成了化纤厂的一名车间工人。

离开南沟大队的前一天,金阿泽西家做了好吃的,专门为我饯行。喝了几杯酒,金阿泽西眼睛里闪动着泪花说:“小陈,说句实话,我们真舍不得你走,可老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们不能耽误你的前程。到了工厂好好工作,照顾好自己,梅子没有这个福气……”

当时我心里也很难受,就哽咽着说:“阿泽西,我懂你的意思,等我工作稳定了,我就回来和梅子结婚……”

带着不舍和留恋,带着温暖和感动,我离开了南沟,去了开山屯化纤厂,转成了非农户口,当上了工人。在南沟生活了六年,我学会了干各种农活,学会了说朝鲜语,也跟乡亲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也舍不得离开乡亲们。

第二个月开了工资,利用倒班休息时间,我买了烟酒和糖果,回南沟看望乡亲们,看望金阿泽西一家人。我已经想好了,不管我父母同不同意,我都要和梅子结婚,因为我是发自内心地喜欢金梅子。

来到金阿泽西家才知道,梅子在一个月前已经和邻村的一名民办教师订婚了。得到这个消息,我蹲在金阿泽西家的院子里失声痛哭。金阿泽西安慰我说:“小陈,你不要难受,我是为你好。你当了工人,转成了非农户口,就不是农民了,工人和农民是有区别的,你看哪个当工人的愿意找农村对象。其实我们心里也难受,可又有什么办法呀?你要是和梅子结婚,以后就得过苦日子,你要是找一个当工人挣工资的对象,那就不一样了……”

恢复高考后,我考上了延边师范学校。在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我自学了朝鲜族文字,也掌握了朝鲜文语法。

师范学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延吉的一所中学任教,两年后调到政府部门工作,随后和一名上海姑娘结婚,组建了一个幸福的家庭。我结婚的时候,金阿泽西也来参加了我的婚礼,他还用上好的红松木料给我做了一个饭桌(大圆桌,放在朝鲜族火炕上吃饭的那种炕桌)。

到了九十年代,我和我爱人被作为特殊人才(通朝鲜语)引进回到了上海,我们的女儿也一起回到了上海。离开延边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专门回到南沟看望了金阿泽西一家,梅子为我女儿做了一套漂亮的朝鲜族套裙,亲自给我女儿穿在身上,还把我女儿拦在怀里,笑着说:“叫姑姑……”

回到上海后,起初我倒是隔三岔五给金阿泽西写信,也给金阿泽西家邮寄钱物,后来金梅子和金龙都去了韩国,金阿泽西不会写信,我们也就渐渐断了联系。

退休后,我和我爱人第一时间赶回了延边,到了东沟才知道,金阿泽西五年前就去世了,金梅子已定居在了韩国,金妈大迈也跟着去了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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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我无时无刻不思念金阿泽西一家人,每当想起当年在东沟插队落户的点点滴滴,我心里就很温暖很感动,淳朴善良的乡亲们,永远是我的牵挂,第二故乡,永远让我眷恋。金梅子,你生活得好吗?我很牵挂你也很想念你!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陈强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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