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当年我和农村青年相爱遭到父母反对,他竟然一生未结婚

时光匆匆,日月如梭,似乎就在转眼间,我已经从一个花季少女变成了一个白发老妪,看着满脸的皱纹和老去的容颜,当年到山西插队落户的生活经历又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是1968年12月下旬和同学们一起乘坐知青专列离开北京的,我们要到千里之外的山西省运城地区的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时一同前往的基本都是十六七的孩子,都刚刚离开学校,有的同学初中还没毕业。

因为我们乘坐的是知青专列,离京的第二天我们就到达了山西省运城地区的夏县境内,满载北京知青的列车停靠在一个叫水头的小站,我们下了火车,就得到了当地老乡的夹道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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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头车站举办了一个简单的欢迎仪式,我们按照事先分派好的名单,乘坐各生产大队前来迎接的马车和毛驴车,去了下乡插队的目的地—刘家庄。

我们十三名北京知青被分派在距离县城十多公里远的刘家庄大队第一生产小队,大家临时借住在老乡家中。到了第二年夏天,队里才给我们知青打了新窑,成立了刘家庄一队知青点,我们才结束了在老乡家借住的尴尬局面。

经过了两年多的劳动锻炼,我们渐渐适应了农村艰苦的生活环境,也渐渐适应了繁重的

生产劳动,学会了干各种农活。在刘家庄大队生活了两年多,乡亲们给了我们北京知青很多关爱和照顾,给我们送好吃的,大嫂婶子们帮我们拆洗被褥,帮我们缝补衣服,我们发自内心地感激乡亲们。

1971年的秋天,一次出工劳动,我不小心扭伤了脚踝,好几天都不能下地劳动,走路多了脚踝就肿。当时刘家庄小学正好要增加一名民办教师,我们队的刘队长就去找大队书记刘喜明,把我脚踝受伤的情况告诉了刘书记,刘书记就同意让我到刘家庄小学当了民办教师。

那时的刘家庄小学规模不大,只有一年级至四年级四个年级,读小学五年级要去邻村小学。当时学校一共有四名老师,包括我在内,张明祥老师是上级派来的公办教师,也是刘家庄小学的校长,他负责教四年级的学生。

其他两名教师一名是刘书记家的儿媳妇,叫翟淑珍,她负责教一年级的学生。另一名是本村的回乡知青,他叫刘喜华,高中肄业,负责教三年级的学生。因为我没有教书经验,张校长就安排我教二年级的学生,他说二年级的课程相对容易,二年级的学生也比较听话。

说句实在话,我虽然是初中毕业生,可在学校读书时就没认真读书,初中两年又赶上了停课闹革命,我这个初中生真的是徒有虚名。好在是让我教小学生,要是让我教初中课程,我还真胜任不了。

第一次站在讲台上,我紧张得要命,手心直冒汗,说话也不如平时利索了。好在上课前刘喜华老师给我说了讲课的内容和方法,他还说第一次站讲台谁也避免不了会紧张,适应一下慢慢就习惯了。

怎样上完的第一堂课我已经记不清了,当我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刘喜华老师迎到办公室门口笑着对我说:“王老师,你真能行!讲课声音洪亮,一点都不紧张,我第一天站讲台的时候,汗水都湿透了衣服,把学生的名字都给念错了。”

有了刘喜华老师的鼓励和肯定,我也有了自信,再上课的时候,我就不那么紧张了,在黑板上写字,手也不抖了,写出来的粉笔字也越来越好看。

过了不几天,我班一名叫李吉元的男生和张二成在教室里打闹,李吉元用力过猛,把张二成推倒了,张二成的额头磕在了矮凳上,磕破了一块皮,鲜血直流。这下把我吓坏了,李吉元也吓坏了,张二成捂着额头就跑回了家。

等我反应过来,赶忙叫上刘喜华老师陪着我一起去了张二成家。到了张二成家,张二成家的院门敞开着,家里却没有人。刘喜华老师思考了一下,他猜测应该是去了大队卫生室,我俩慌忙往大队卫生室跑去。

等我们跑到大队卫生室,赤脚医生已经帮张二成包扎好了伤口,额头上捂着一块白纱布,四条医用胶布呈“井”字形将折叠的白纱布牢牢地粘在额头上,张二成脸上的血迹也擦干净了。

听赤脚医生说没啥大事,磕破了一点皮,过几天就没事了。张二成的母亲却不依不饶,她说要是娃娃额头落下伤疤,以后寻不上婆姨,这事没完。我和刘喜华老师一个劲给张二成的母亲赔礼道歉,张二成的母亲却说不关我俩的事情,她拉着张二成就去学校找李吉元算账。

看张二成的母亲找到学校来又吵又闹,李吉元害怕了,哭着跑回了家。张校长问明了情况,就让我去做双方家长的工作,他说不要在学校吵闹,不能影响学生上课。刘喜华老师看我劝不走张二成的母亲,他就让回办公室,他说他来处理。

很快,张二成的母亲领着张二成就走了,她说要去找李吉元的父母,刘喜华老师也跟着去了李吉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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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张二成和李吉元都准时来学校上课了。我就偷偷问张二成:“张二成,你的头还疼吗?你妈还生气吗?她不会去李吉元家闹吧?”“老师,我妈给我吃了老醋煎鸡蛋,我的头不疼了。刘老师给我家送去了十五个鸡蛋,我妈也不生气了。”张二成用手挠着后脑勺说道。

原来,是刘喜华老师拿了他家十五个鸡蛋平息了这场风波,我挺感激的。头一天就听翟淑珍老师说过,她说张二成的母亲可不是省油灯,是个得理不饶人的恶婆姨,我还一直为这事担心呢。

之后的日子里,刘喜华老师处处都关心我帮助我,轮到我值日的时候,他老早就来到学校挑水,烧开水灌暖瓶,还把办公室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刘喜华老师还经常给我送煮鸡蛋,他说他家养了好几只老母鸡,鸡蛋多的都吃不完。

记得是1973年秋后的一天,我因为淋雨感冒发烧,四五天没能去学校上课,刘喜华老师和张校长轮班替我代课,每天放学后他还要到知青点来看我,给我说一下学生们的学习情况。除此之外,刘喜华老师还让她母亲到知青点来给我做饭,给我送好吃的,直到我感冒痊愈。为此,我很感动,也发自内心地感激刘老师和刘婶(刘喜华老师的母亲)。

渐渐地,我发现刘喜华老师对我越来越热情,有时还请我去他家吃饭。每天放学后,他都会借故和我一起回家,给我讲他小时候的故事,给我讲刘家庄的一些陈年旧事,他还问我北京的一些事情,包括我家的情况。

那天听翟淑珍老师和张校长闲谈,张校长对翟淑珍老师说:“翟老师,你看出来没有,刘老师喜欢王老师,你要不要给他俩牵一下红线……”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刘喜华老师是想和我处对象,刘婶也对我说过,她说很喜欢我,想让我做她的儿媳妇。当初我只当是刘婶跟我开玩笑,也就没多想。

1974年冬季,我回北京探亲过春节,刘喜华老师一直把我送到车站,临分别的时候,他塞给十块钱,说让我路上买水喝。我原本不想要刘喜华老师的钱,他说我不要他就生气了,我只好收下了他塞给我的那十块钱。

上车后我才发现,那十块钱里面夹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工工整整写着一行字:王老师,我非常喜欢你,我想一辈子和你在一起!

说句实话,就算刘喜华老师不给我写纸条,我也知道他的心思。朝夕相处了三年多,我也渐渐喜欢上了淳朴善良、乐于助人的刘喜华老师,何况刘喜华老师长相还不错,我原本就打算回到北京就把我喜欢刘喜华的事情告诉父母。

回到北京后,我把我喜欢刘喜华的事情告诉了我父母,没想到我母亲坚决不同意我和农村青年恋爱结婚,因为当时厂矿企业已开始在插队知青中招工招干,还有的知青托关系开具了医院的诊断证明,办理病退手续返回了北京。我母亲说招工进城之前不许谈恋爱,要是敢和那个民办教师恋爱结婚,就打断我的腿,一辈子不让我进家门。

春节过后回到刘家庄,我把我父母的意见如实告诉了刘喜华老师,刘喜华老师半天没说话,我看到了他眼睛里滚动的泪水。

翟淑珍老师知道了我和刘喜华老师不能成,她就四处托媒人给刘喜华老师介绍对象,介绍了好几个,可刘喜华老师一个也不去相看。刘喜华老师为什么不去相看对象,应该还是对我抱有幻想。

1975年秋后,我被招工到县粮食加工厂工作,离开刘家庄的前两天,刘喜华老师送给我一支钢笔,他说留个纪念。离开那天,乡亲们和同学们都来为我送行,唯独没看到刘喜华老师的身影。我问翟淑珍老师,翟淑珍老师说她也没看到刘老师。

在粮食加工厂工作了四年,期间我也回过几次刘家庄,每次回刘家庄,我都打听一下刘老师订婚没有。翟淑珍老师说刘老师还是不相看对象,谁介绍他也不去相看。我也有过去劝说刘老师的想法,又担心他会对我抱有幻想,我就没去见他。那期间,有人给我介绍了两个对象,我一个也没相看。

1979年冬季,我母亲到了退休年龄,我就回到北京接了我母亲的班,到自来水公司当了一名收费员,一年后结婚成家,步入了婚姻的殿堂,那年我29岁。

后来留在夏县的一名同学告诉我,我回到北京的第三年秋天,刘喜华老师考上了县教师进修学校,毕业后转成了公办教师,但他一直没找对象。

去年国庆节期间,当年我们一起去夏县插队落户的几名同学结伴回到第二故乡看望乡亲们,也见到了刘喜华老师。当时我差点没认出他来,刘老师满头白发,满脸沧桑,他一个月有几千块钱的退休金,却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一个人住在三间房子里,家里凌乱无序,屋里都没地方坐。刘老师一直没结婚,他打了一辈子光棍,他的退休金扣除自己的生活费,剩余的都捐给了有需要的人。刘喜华大半辈子去的最远的地方就是运城,还是到运城开先进教师表彰大会。运城,也是他去过的最大的城市。

时隔这么多年再相见,刘老师泪流满面,我也泣不成声。令我没想的是,刘喜华老师竟然这么痴情,因为心里放不下我,他一辈子没找对象。我们几个人给村里的老人买了礼物,也给刘老师买了豆油白面,给他买了牛奶和水果,刘老师却掏出钱来给我们。我们请他到饭店吃饭,他竟然先预付了餐费。

分别的时候,我们邀请刘老师到北京游玩,他却笑着说在电视里看过北京天安门,也看到了北京的好多风景,就不浪费这个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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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我得到令我心碎、令我痛心的噩耗,为国家的教育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的刘老师突然去世了。得到这个噩耗,我很难受也很痛心,他是我的初恋,也是我敬重的一位好老师。今天把曾经的那段往事讲出来,也算是对刘喜华老师的哀悼和怀念吧!敬爱的刘老师,愿您在天堂不再孤独,您一路走好!

作者:草根作家(感谢王晓宁老师真情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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