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德]海因茨·席林 译者：王双
1517年，在幸运者曼努埃尔一世治下，葡萄牙王国的权力盛极一时，不仅在欧洲政坛站稳脚跟，势力范围更是远及欧洲以外的广袤海域。葡萄牙人彼时仍是全球化最狂热的推动者，他们不仅活跃在南大西洋海岸和印度洋海域，更是深度参与到同东方国家的贸易中。除丝绸、宝石外，香料，胡椒、豆蔻、肉桂、咖喱也是重要的贸易产品。因为当时欧洲还没有特别好的食品保鲜技术，所以只能使用香料对食品加以腌制并调味，因此香料需求大，利润高。
葡萄牙人当时掌握先进的航海和军事技术，他们的坚船利炮所向披靡，防御工事固若金汤，因而能在印度洋及其沿岸迅速占领大片区域。他们通过建立海外基地和殖民地把各处的贸易通道和货物集散地结成密集的网络，这些殖民地主要位于非洲沿岸、印度洋，位于波斯湾入口的霍尔木兹岛以及印度尼西亚。1515年起，他们在印度已完全站稳脚跟，因而能以此为基地在周边开拓一个接一个利润丰厚的市场。
但葡萄牙人的触角并没有伸进传说中的黄金国度。根据1494年与西班牙人缔结的《托德西利亚斯条约》，他们获得了东半球的势力范围，此后他们的足迹几乎遍布了除澳大利亚之外东半球的每一个角落。但如果仅因此就把与美国相对的东亚和东南亚称作“旧世界”是不恰当的。这些国家在好几个世纪前就与葡萄牙有了联系，例如威尼斯商人马费奥·波罗、尼科洛·波罗和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但这种往来此后时断时续。像在“新世界”一样，探索遥远东方的中国、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支那也需要执行力和胆量。葡萄牙海员、商人和探险家们以现有的贸易中心为据点，一步步向陌生乃至不甚安全的海域和陆地进发，开拓新的海道和市场，他们的身影开始出现在香料群岛或神秘的中央之国。
1517年给以海为家的全球贸易帝国葡萄牙带来了两大重要的历史事件：一件发生在阿拉伯半岛上，影响着葡萄牙在红海和波斯湾的地位；第二件发生在远东的中国南部珠江三角洲。
阿拉伯，红海和波斯湾
葡萄牙人闯入印度洋引发了新旧势力对东亚贸易、沿岸据点及海上通道的激烈争夺。1505年，曼努埃尔一世任命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Fransisco de Almeida）为印度副王。他一边与原住民统治者进行巧妙的外交周旋，一边肆无忌惮地使用葡萄牙的军事优势，在这一带成功建立起一系列海外贸易公司和基地， 为葡萄牙争取了非洲到东印度洋的贸易通道。1509年，他在与马穆鲁克——阿拉伯——印度联合舰队的第乌岛（Diu）海战中取得进一步胜利，最终确立了葡萄牙在印度洋的霸权地位，也因此尤其威胁到掌控阿拉伯和周边海道的马穆鲁克的利益，因为马穆鲁克人认为葡萄牙逐渐挤占他们在红海——苏伊士运河——东地中海香料贸易中的份额，分走了相当大一部分利润。
1513年局势愈发紧张，当时阿尔梅达的继任者，印度公司的总督阿方索·德·阿尔布开克（Alfonso de Albuquerque）率领1500人的舰队袭击印度—埃及贸易的重要集散地亚丁。因为城防牢固，他没有攻下亚丁，但烧毁了马穆鲁克在港口的大部分商船。随后他挺进红海，在那里劫持了埃及的船只并将下一个目标放在港口城市吉达（Dschidda）。尽管风向不利和后勤问题使阿尔布开克的船队不得不在夏初就返航，但马穆鲁克统治者在自己家门口被打得落花流水，更何况这一片水域还是其统治范围内的经济、政治特别是宗教、文化生命线所在，其震惊之态可想而知。
马穆鲁克国土范围囊括了叙利亚和埃及的大片区域，当时是在印度洋有能力与葡萄牙一较高下的贸易和海洋大国。这张15世纪的埃及皮影主题是一艘载着弓箭手的战船，看起来既有中古的朴拙又有现代的威严。
他们强化了此前集结在苏伊士运河的舰队，紧急整饬军队， 准备抵御葡萄牙人的进攻。此时奥斯曼土耳其人还是靠得住的一支力量。塞利姆苏丹早已对印度洋虎视眈眈，此次与马穆鲁克人一道对抗葡萄牙人不失为一次日后发动军事行动的试验。塞利姆苏丹为马穆鲁克的舰队提供了优良的军事装备和充足的财力支持，炮火是最先进的，此外还有2000名土耳其士兵支援。1515年8月，舰队驶入印度洋，奥斯曼将军塞尔曼 · 雷斯（Selman Reis）坐镇指挥。与马穆鲁克人联合进行军事行动是塞利姆的一石二鸟之计：一是能在战争中借葡萄牙人之手削弱马穆鲁克的军事实力，尤其是炮兵，有利于其日后入侵叙利亚和埃及；二是能为几个月以后奥斯曼舰队进入印度洋预先扫除障碍。
然而他们的苏伊士舰队此次海上行动并不成功。1516年，由于未能取得实质性胜利，雷斯将军不得不撤退，葡萄牙人趁势反攻。为了抢在奥斯曼之前取得阿拉伯半岛沿岸及附近海域的主导权，阿尔布开克的继任者洛波·苏亚雷斯·德· 阿尔贝加里亚（Lopo Soares de Albergaria）1517年春再次进军红海，目标吉达港—阿拉伯最重要的贸易中心和通向伊斯兰教圣城的门户。但此次突袭使葡萄牙人损失惨重。雷斯将军早有防范，在港口集结兵力准备迎战。此次战役在世界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正是基督教葡萄牙的失利为土耳其人铺平了夺取穆斯林世界宗教领导权的道路。他们在此次战役后在吉达港修筑了现代化的防御工事，从此再无被基督教舰队攻占的可能。
1517年领导者的若干决策拉开了土耳其和葡萄牙在印度洋正面对峙的帷幕。在写给塞利姆的继任者苏莱曼的信中，雷斯将军表示应趁热打铁，趁势集结一大批舰队一举打破葡萄牙的优势地位。但苏莱曼此时正将注意力放在西边的巴尔干和地中海，只想守住也门和波斯湾的据点，以确保土耳其商船可以自由进入印度洋。这对葡萄牙的军事和商业主导地位并不形成严重威胁。而到了30年代末，苏莱曼再次集结50多艘战舰（其中还包括4艘橹舰）试图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印度西海岸第乌岛上的要塞，却以失败告终，标志着奥斯曼人只能满足于控制红海和波斯湾西岸的势力范围。
奥斯曼土耳其在印度洋失利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而航海和军事技术落后则不在其中。相反，奥斯曼帝国的舰队无论装备还是火力都与欧洲不相上下，他们的军事工程师在有些方面较之欧洲甚至还更胜一筹。直到16世纪末欧洲研发了新的军事技术， 更现代化的军队结构和军事纪律普遍施行，奥斯曼人才逐渐落后于欧洲。但葡萄牙人并没有参与到欧洲这轮军队革新中。对奥斯曼在印度洋失利最可信的一种解释或许是，多线作战只能让这个海洋和世界大国顾此失彼。
受权刊发，本文选自《1517：全球视野下的“奇迹之年”》，[德]海因茨·席林 著，王双 译，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5年1月。
苏莱曼把他的大部分军事力量都集中在帝国西侧，为与崛起的哈布斯堡家族分庭抗礼，土耳其军队在西地中海与西班牙人作战，在巴尔干半岛打击德意志的力量。因此在东侧，他们只能半心半意地迎战，其对手葡萄牙则在欧洲战场无后顾之忧，一心只图印度洋霸权。这种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分工协作虽只是心照不宣的默契，却给奥斯曼帝国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在贸易上，土耳其人的成就也大打折扣，尽管他们在地中海东岸取得的优势地位能使他们控制欧亚旧贸易通道的终点，但此条贸易通道的起始点印度洋掌控在葡萄牙，之后是尼德兰和英国手中。东方贸易的优厚利润也就自然首先进了欧洲人的腰包。
远东
从果阿出发，葡萄牙人继续向东进发。1511年8月，行事谨慎、执行力强的阿尔布开克副王成功赶跑了马来西亚半岛东南贸易重镇马六甲的苏丹马哈茂德沙阿（Mahmud Shah），并在那里建立了据点，打通了前往马鲁古香料群岛的通道。此后的几十年，葡萄牙人几乎垄断了利润丰厚的东西香料贸易，极大打击了老牌香料贸易大国马穆鲁克和威尼斯。直到中世纪末，一直都是威尼斯人控制着与亚洲的贸易往来，而现在他们面临着一场结构性的危机。虽然也偶尔有得以喘息的时期，例如1517年奥斯曼与葡萄牙在印度洋开战的时候，途经叙利亚以北阿勒颇的传统贸易通道曾得到短暂复兴。然而，威尼斯贸易大国地位的丧失无可逆转。
马六甲为葡萄牙人提供了通向更北地域的跳板。他们的目光自然落在中国身上，如何才能打开通向这个神秘国度的大门？当时在马六甲也有中国商人的聚居区，这为葡萄牙人提供了渠道，得以通过他们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况和生活环境。根据这些马六甲中国人的描述，1512年至1515年，葡萄牙人文主义者、植物学家同时也是御用药剂师的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在《东方志》（Suma Oriental）中为欧洲人详尽描述了远东的地理学、人类学、植物学知识，同时也介绍了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习惯，例如使用筷子吃饭。
占据马六甲后，葡萄牙的海员和商人开始一步步探索周边岛屿，甚至一度进入南中国海，在那里偶尔会遇到一些当地的帆船。1513年，若热·阿尔瓦雷斯（Jorge Alvares）在中国近岸的一座岛屿上登陆，在那里竖起一个带有葡萄牙王室徽章的十字架。这是他们自15 世纪后期开始一直沿用的习惯，葡萄牙船只登陆非洲西海岸之后往往会立十字架以宣示领地归他们所有。不久之后， 哥伦布的一个亲戚，拉斐尔·佩雷斯特雷洛（Rafaelo Perestrello） 成功踏上中国的领土，为葡萄牙在马六甲的殖民地采集到关于中国海上航道及海岸状况的一手资料。他甚至还与一些中国人进行了贸易。据一个同行的意大利人描述，尽管中国人拒绝让船只继续驶进港口，因为“让外国人进入自家门户不合礼数”，但葡萄牙人还是在岸边向当地中国人兜售了很多货物。
由于中美洲几乎没有官僚体系可言，肆无忌惮的西班牙入侵者可以轻而易举地打入印第安富人群体，但他们在中国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中国政府机构健全，官僚系统成熟，一切都要依律依规。在西方的世界观中，上帝若发怒则会降灾于人间，那么人类必须通过自我牺牲加以安抚，而在中国，人们通过举行庄严的仪式敬天，并且像美洲文明一样认为人的行为要符合宇宙的规律， 有意或无意地触犯此种规律都会带来生命危险。
带有葡萄牙王国徽章和十字架的立柱。当时的葡萄牙航海者将这样的柱子作为标记安插在新发现的非洲海岸，以宣示其在新领地上的世俗和宗教统治地位。
马可·波罗撰写的中国游记大大激发了西方对中国的兴趣， 欧洲人在此之后从未停止对中国的畅想。中国被描述成不为人知的富庶、奇幻、神秘的国度。1517年，葡萄牙人再度出使中国，希望建立与东亚国家的贸易联系，拓展印欧贸易关系。这次倡议的提出者是1515年被解职的阿尔布开克副王，他后来在果阿附近的一场海难中丧生。出使活动得到了曼努埃尔一世的授权，一切按计划进行着，团员们此行除贸易和外交任务，还拟对中国的军事实力、港口和城市防御的基本信息进行搜集，然而这也给双方最初的交往蒙上阴影。这批希望同中国建立官方联系的欧洲人因为不了解当地习俗而碰了壁。
1517年6月17日，一支庞大的远洋船队驶出马六甲，沿印度支那海岸向北航行穿过南海，其中八艘舰船装有火炮。8 月中旬，船队抵达广东珠江三角洲的入海口。舰上大部分是海员、商人和科学家，而不是军人或职业外交官，这反映了葡萄牙人对遥远世界和异域文明的广泛兴趣。船队指挥官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Fernão Peres de Andrade）刚从印度尼西亚的香料群岛返回。使团团长是撰写《东方志》的皮雷斯，葡萄牙王室和果阿的殖民地政府都认为他是个懂分寸、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的人。驶近广东沿岸时，葡萄牙使团立刻遭遇了这个传统国度的军事实力和官僚制度的挑战：侦察倭寇和海盗活动的中国巡海水师发现葡萄牙船队后，立即开炮阻止其继续前进。安德拉德颇费口舌地澄清了船队来访的外交性质后，他们才被放行。但要想登陆，他们还需要获得来自海防水师长官的正式许可，后者的办公地点在内陆。因为迟迟等不到许可，安德拉德一行不耐烦地在珠江口徘徊，以显示此行的紧迫性。
当被派往岸上的使者发现他们的请求甚至还未被转达给位于珠江三角洲上游广州的上级行政机构时，安德拉德终于等不及批准，率船队径直驶向这座港口省会城市。然而在广州又发生了严重的纠纷，起因是安德拉德的船队按照欧洲礼仪鸣炮致意，而中国的官员则将之视作蛮夷之邦的无礼之举。
正德皇帝是明王朝第十位君主，在他的治下，尽管中央之国内部矛盾重重，但通向外界的大门尚留有一道缝隙。葡萄牙的皮雷斯抓住了这个机会，却也因此在正德皇帝突然死亡后遭到了明王朝的严厉对待。
1518年初，安德拉德率船队悻悻返回马六甲，皮雷斯和使团留在广州，住在省政府的一处官邸，在那里一等就是两年，直到中央政府批准其赴京觐见的诏书下达到广州。他们先沿珠江艰难北行，而后骑马翻山越岭到达南京，正德皇帝正在此检视地方工作。1520年夏，在正德皇帝权倾朝野的宠臣江彬推动下，皮雷斯一行终于受到皇帝接见，他们在宫廷逗留了数月。但使团与皇室的官方往来次年才正式开始，而且不是由皇帝，而是由无所不管的礼部主导。
就在此时，中国宫廷的政治和文化形势急转。1521年4月20日，因纵情女色、执政风格特立独行而饱受争议的正德皇帝突然驾崩。其继任者嘉靖皇帝登基后，立即推动政治和文化路线朝着严格的道教信条激进转向，皇帝本人就是道教的坚定奉行者。这也意味着对中国旧传统的回归并带有明显的排外倾向。此前在正德皇帝治下，尚有缅甸、暹罗及其他周边国家来朝，而新皇帝极度不信任外国使节。对中国机构、律法和仪式展现丁点儿关注都被视为有窃密动机。每一个违逆国家和社会秩序所蕴含的天意的行为，即便是无意为之都会招来杀身之祸，因为此类举动被中国朝廷和官僚机构视作侮辱皇权的罪行。
皮雷斯宣读葡萄牙国书就激起了朝臣不满，因为曼努埃尔一世并没有对中国皇帝俯首称臣，而是用了与其平等的称谓，并且没有带来贡品，不符合当时外国使节觐见中国皇帝的进贡惯例。此外，朝臣中的保守派反对一切对外交往，尤其不满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因为中国一直视马六甲为藩属国。这在正德年间已有显现， 在嘉靖年间更是升级为对葡萄牙的公开敌视。中国朝廷接受了被葡萄牙人驱逐的马六甲苏丹的申诉，在一项官方诏书中敦促葡萄牙国王和印度副王立刻离开马六甲，将其返还真正的合法主人。
在此期间，有些葡萄牙海员在南海近海航行，甚至在岸边建立固定据点，在官方未予批准的情况下与当地通商。此消息传到中央更是加剧了中葡矛盾。1521 年和1522年，明朝水师在珠江三角洲屯门岛附近与葡萄牙人展开了两次海战—这是中国战船与葡萄牙卡拉维尔帆船的较量。两次交战均由中国水师获胜，重挫了葡萄牙舰队。足见所谓当时欧洲在造船和航海技术上的优势完全是有待商榷的。
已经返回马六甲的舰队指挥官费尔南·安德拉德的兄弟西芒·德·安德拉德的一些举动更是火上浇油，他曾在1518年把中国儿童（不管是诱拐的还是购买来的）带到葡萄牙船只上，将他们转卖去马六甲当奴隶。不久就有传言说被拐走的中国孩子都被基督徒吃掉了，这几乎导致中葡关系几世纪的不睦。在当时的欧洲，这样带有排外色彩的诽谤通常是针对犹太人的，而在中国则换作基督徒变成了食人魔。上述种种不光彩的行径使葡萄牙使团的形象立刻崩坏。许多船员被逮捕，受到酷刑的折磨，身死狱中。使团团长皮雷斯是否也丧命不得而知，有记载说他被带回广东，1522年被处死或死于狱中。但也有外国人写的中国游记说几十年后在一个中国北部偏远的村庄里看到了耄耋之年的他，虽然被流放，但他似乎跟中国家人在一起生活得很舒心。
尽管结局不了了之，皮雷斯仍是几百年来葡萄牙派出的唯一一位出使中国的使节，他去到了中国宫廷并受到中国皇帝的接见。此后一直到18世纪，中国才再度愿意与欧洲公开交往，而1840年至1842年的中英鸦片战争最终彻底叩开了中国的大门。但中国在16世纪并未完全与外界隔绝。费尔南·安德拉德1518年返回马六甲的途中，顺道继续勘察了南海海域，与沿海的居民建立了非官方的贸易关系。在其他葡萄牙商船的数次摸底后，葡萄牙在珠江三角洲西侧的澳门设立了贸易代表处，16世纪中期得到了中国官方的承认，此机构日后成为葡萄牙与日本通商的跳板。
得益于中国成熟的官僚系统和完备的文书记录，我们得以了解中国人对于上述事件的看法。我们已在序言里摘录了广东佥事顾应祥的笔记，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官员认为葡萄牙人的举动有悖帝国的礼仪体统，有损中国社会的精神基础。像在中美洲一样，欧洲人出现在中国也造成了两种文化的冲突和误解。中国文化深邃而牢固的宇宙观对葡萄牙人而言十分陌生，即便他们此前有所耳闻也必不认同。在中国人看来，他们的皇帝才是天之骄子、宇宙中心，所有人都需要遵循他的旨意。只有在中国，文化和文明才是高度发达的，离中国越远，文明程度越低。在这样的世界观中没有平等的概念。外国人只能在中国皇帝的恩准下才能分享这种发达的文明，参与一些贸易活动。此外，当时中国的外交关系建立在朝贡的基础上，外国通常要进贡昂贵的礼物或礼金，若中国宫廷欢迎该国使节，就会回赠有时昂贵得多的礼物，以体现中国皇室的优越地位。中国周边的藩属国已深谙此种象征性的仪式并已很好适应了朝贡制度所反映的中国人的世界观。但葡萄牙人对此无法理解，不能接受，认为这与他们作为基督徒的自我意识不兼容。
在中国等级秩序分明的文化传统中，东西方宇宙观不一致给欧洲人带来了恶果。然而在中美洲，欧洲人的世界观让西班牙第一次尝试就收获颇丰。就在葡萄牙人登上珠江三角洲的同一时期， 西班牙人进入了尤卡坦半岛，与那里的阿兹特克文明开始了第一次接触。
本文为《1517：全球视野下的“奇迹之年”》一书第三章第二节，原题“葡萄牙印度公司和通往中国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