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巍巍 师者蔼蔼
贺麟作为教育家
张立诚
贺麟(1902.9—1992.9),我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黑格尔哲学专家、翻译家,“新心学”创立者,新儒家代表人物,也被誉为“东方黑格尔”。先生学贯中西,著述宏富,其学术为后鲲广为传播,深入阐发,成果累出。他的大量学述与译著已然成为哲学系的必读课目。先生“一生都是在讲台和书案前度过的”,他吐丝结茧、扶犁耕作,真诚育人,毕其一生对教育躬身实践和系统思考,先生还是真正的教育家。惜乎学界对此未见完整论述,感于先生德及乡梓、智慧后人,笔者不揣谫陋,愿补阙遗。
贺麟(图源:光明日报)
先生弟子众多,贺门桃李芬芳。据洪汉鼎等梳理,前后有五代:最老的一代是任继愈、熊伟、苗力田、齐良骥、王玖兴等;第二代是王太庆、汪子嵩、杨宪邦、张世英、张岂之、陈世夫、杨祖陶、劳思光等;第三代是叶秀山、李泽厚、梁存秀、王荫庭等;第四代是在中国社科院带的汝信、洪汉鼎、王树人、薛华等;第五代有宋祖良、杨君游、范进等。另外还有张祥龙、张祥平。贺麟先生的这些弟子个个闻名遐迩,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哲学界的大师级和顶梁柱。除此,还有许多本科生,听过贺先生讲座的更是难以计数。
为什么贺门弟子众多,为什么还有很多自称贺门弟子的,洪汉鼎认为“首先归功于他学问好,其次是他研究的专业吸引人,第三就是贺先生人品敦厚,对学生很爱护,所以人家都愿意跟他”。也正因如此,贺先生为师儒雅、慈爱、平易,他的教学活泼、生动、有趣,很有吸引力。这些都源于他切身的教育实践和对教育系统深入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贺麟(前排中)与学生在一起(图源:光明日报)
一、贺麟教育思想回答了教育的根本问题和主要问题
贺麟先生没有专门的系统的教育著作,但他在《文化与人生》一书中有许多关于教育的专篇和论述。他对教育的思考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渗透在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和人生的探索中。除了专门论述教育教学的篇目外,其他许多关于儒家学术、理想信仰、道德生活、抗战建国及人心风俗等篇目,都包含了他对教育的卓识与洞见。这些文章大多写作于抗战期间,但至今读来文字亲切活泼,毫无时间的扞格,自然如出当前。先生关于教育的论述涉及教育的目的宗旨、教育性质、教育效能,涉及教育因素、实现路径,涉及教育效率、阶段特点、内容原则及教学方法等多个方面,扼要述后。
贺麟著《文化与人生》(图源:光明日报)
(一)教育的目的在于实现人的使命
教育的目的问题,就是解决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在贺麟看来,教育目的与人的使命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人是可以读书和著述的动物”,人与禽兽不同,“就因为人有正大自觉的使命”“个人的使命,一方面是自己自由考察、自己选择、自己担负起来的工作。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时代所赋予的,师友或知己所提醒的使命。在完成此种使命,努力此种终身工作里,一方面实现自我的本性,一方面也就是贡献于社会国家人类的使命”。人生要有使命感,这是人生教育的第一课,“希望青年要各自及早地确定起自己一生的使命”。在西南联大一次开学典礼上,他站在新生面前演讲说:“一个人要认真生活,认真做人,就需要有自觉的正大的使命,这样生活才有意义与价值。”“个人的使命是时代所赋予的,它需要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很显然,把实现人的自身发展与培养有益于社会、国家和人类的人作为教育的目的宗旨,这是贺麟对教育的起码判断和根本认定。贺麟是这样寄望于青年学生的,而他自己的一生,又何尝不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呢!
(二)培养社会所需人才是教育的首要任务
为社会培养所需人才是教育的首要任务,是教育的近旨。在贺麟看来,持正确的人才观是总体文化观的前提。他以孔子尚文习武、弟子各有擅长为例,肯定“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各界出圣人”,文人、武人、工人、商人各有美德,加以发挥,构成一个优秀的文化总体,并且高度重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他甚至断言,如果文武对立,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对立,“长此下去,中国不会工业化,也不会有强有力的国防军,决难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两手抓,两手硬”,我们才真正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康庄大道。
《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是贺麟先生新儒家的代表作,旨在表明新文化运动后,儒家思想在扫除了僵化和腐化的躯壳,如何担当文化复兴和建设新国家的重任,同时反映贺麟对新国家新文化新人民的教育愿景。他希望使每个中国人都具有典型的中国人气味,都代表一点中国文化,都有一点儒者气象:军人为儒将,政治家为儒臣,医生为儒医,以及儒农、儒工、儒商等。由于“儒家思想本来包含有三,有理学以格物穷理,寻求智慧;有礼教以磨练意志,规范行为;有诗教以陶冶性灵,美化生活”,因而所有的儒者都品学兼优,做事的态度皆“合理性、合时代、合人情”。这种“儒式人才”的养成是教育的社会效能的反映,也是教育近旨的具体实现。不仅如此,贺麟还在《树木与树人》一文中对教育的性质作了一番新的启示。通过身边几个真实的事例,反映自己对“学问”“学者”“教育”观念的改变和颠覆。把“书本+技能”“学术+职业”看作今后基本的人才培养模式;把今后的教育名之为“文化教育”,包括学术、工商、政治、艺术等;名之为“价值教育”,涵盖“真善美用”诸方面。新教育不仅要助力新社会的重新分工,也造就新国家所需的各路人才。
贺麟故居(刁觉民 供图,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三)文化与政治理应引领教育的方向
在《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中,贺麟论及了文化之于一国的引领作用及教育的文化效能,倡导抗战建国的同时重视学术建国,指出“一个民族的复兴,即是那一民族学术文化的复兴。一个国家的建国,本质上必是一个创进的学术文化的建国”“中国百年来之受异族侵凌,国势不振,根本原因还是学术文化不如人”。他号召“要以战斗的精神求学,要以求学的兴会作战”,他展望“使全国的男男女女生活,一方面都带有几分书生气味,亦即崇尚真理、尊重学术的爱智气味;另一方面又都具有斗士精神,为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斗争的精神”。这是建国之基,也是教育之使命。在抗战之初,即以此洞见,深明学术之伟力,实是难得。
贺麟主张加强政治教育,引导主流政治观念,引导抗战必胜的信念。认为“凡是学者以及有知识的青年,均应有政治信仰。或均应设法培养健全的政治信仰和正常的政治兴趣。无论个人的政治信仰与现政权契合与否,各人均应有其裨益于国家前途、人民福利的合理的态度。”“假如一个国家内,大多数人民,特别是大多数有智识的青年人,毫无政治信仰,或皆对政治漠不关心,则该国必灭亡无疑,因为这是社会生活的严重病态。”贺麟先生终身从事教育与学术研究,但他从不自命清高、画地为牢。相反,他严肃地批评“学术界常常有些人,逃避政治,视政治为畏途,视政治为污浊。这种态度足使学术无法贡献于政治,政治不能得学术的补益。”他认为政治兴趣应列入普遍健康的兴趣,明确主张“应加以利导培养”“加强政治教育,开放言论,设立民意机构,公开政情,鼓励各种合法的政治社团之组织等”。他欣慰“好在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在中国大学教育方面,总算稍稍培植了一点近代学术独立自由的基础”,也“因为有了独立自由的自觉,对于中国政治的改进,也产生良好影响”。先生之于政治、学术与修养关系的论述在当时是十分切当的,对当下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也有不少的提示。
(四)教育的希望和信心在青年的成长
“实现自我的本性”,促进人的潜能发挥和自然成长,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是教育必须考校的个体效能。贺麟先生在抗战处于极为焦灼的1941年发表《乐观与悲观》,他以乐观对自己对他人对青年对抗战,鼓舞人民,鼓起勇气,振奋精神。先生见识卓远,正所谓信心比黄金还重要,深信“抗战必胜,青年必强”。他指出“乐观必须基于学问修养、经验阅历,有眼光,有毅力,能克服恶劣险阻的环境,战胜悲观,方可达到健全而无流弊的乐观思想。”他还指出“用后生可畏的眼光来看青年,以希望、信心来看青年,那就自然会趋于乐观,因而可以相信教育的效能,增加教育的兴趣了”。贺麟先生始终对青年学生既充满信心、又洋溢热情和热切的期待,他发自肺腑地喊出“向青年学习”的口号!他说“无论如何,向青年学习确是加速进步、促进民主、救治老朽的一个伟大的启示”“惟其能向青年学习,所以堪作青年导师”“因为真正的老师是敬畏青年,能向青年学习,能识拔青年、奖掖青年的人”“奉劝教师们,不要板起面孔,崖岸自高,拒青年学生千里之外,而做尊师重道的迷梦。接近青年,向青年学习,认取后生可畏的真义,你的学问和师道才有前途”。言者谆谆,闻者动容,先生的真诚与爱心跃然眼前。他也提醒老年人要多为青年人着想,才不至于顽固不化,青年人要虚心向前辈学习,才能克服浮躁嚣张。教学相长,长幼相学,我以为这样的原初场景和生动画卷才是教育的真相和前途。
(五)社会风尚是影响教育的重要因素
众所周知,影响教育的因素是复杂而多方面的。社会、环境、风尚、榜样人物是教育成败的重要因素,也是教育成败的重要标志和尺度!贺麟先生断言:“凡是伟大的政治家或教育家,必然要在移风易俗上用功夫”“要改良政治或教育,必须从养成良好风俗下手”“有了良好的风俗,庶几对于民众和青年学生,才能熏陶感化于无形,施之以无言之教,如春风之普被,如细雨之滋润”“良好的风俗,可以陶铸人才,污下的风俗,足以败坏人才,戕贼青年”,这就是所谓的潜移默化。所以贺麟由衷赞赏“伟大的军事领袖,是良好军风军纪的范成者,伟大的教育家是良好学风校风的范成者,民族导师如孔孟,可以说是国风的范成者”。对此,许多学校教育工作者感触颇深,痛惜当前学校正面教育受到局部不良风气的消解,慨叹“5+2=0”,原因或许在此。
也正因为此,贺麟先生向来看重宣传与教育的关系。他所论述的“宣传”虽然有更多哲学意味,但是与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宣传也大体一致。他认为,“教育的工作,本来就是从通俗到高深,从简单到复杂,从直切到系统。而宣传的工作乃是将高深的通俗化,将复杂的简单化,将系统的直切化”“有了宣传,教育家对于政治社会才有直接的影响”“伟大的教育家也同时是伟大的宣传家”,因此宣传家应当从教育出发、依靠教育、服务教育,教育家更应借助宣传、扩大宣传,宣传与教育相辅相成,分工合作,方可取得携手并进的“双赢效果”。
贺麟(成都贺麟教育基金会 供图,图源:四川日报)
(六)自然是人类的“无字天书”和力量源泉
贺麟对自然与人生的关系有十分深刻的论述,也特别看重自然环境的育人功能。在他看来,自然与人生之关系既是人生观、宇宙观问题,也是教育问题。“人类回到自然,可以发人兴会、欣人耳目、启人心智、慰人灵魂”“人生需要自然来作育。人生需要自然供给力量。自然是人生的‘净化教育’,自然是人生的力量源泉”“接近自然的目的,乃在从自然中间,发现人生真理,增强生命的力量”。可以说,人类对自然的敬畏和亲近,成就人生观念的基础,贺麟所倡导的是否可谓之“自然教育观”。先生十分注重到自然中去,因为“接近自然,对于人类的身心有许多好处。使人新鲜、活泼,加强活动,恢复健康,可以治疗文明社会里好些病态”,他与许多同事朋友去远足和郊游,甚至“比脚力”(钱穆语)都乐在其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先生深明其理,也深受其益。“自然是一本有丰富内容的书,人类对于自然这本无字天书,可以有无穷的读法,人类玩味自然这本书册可以得无穷的教训”,这对近年兴起的“研学旅行热”极具指导意义。
(七)“英雄崇拜”是十分重要的教育观念
在贺麟看来,“英雄崇拜”是增进文化学术、发展人格道德的重要路径。他指出,“英雄就是伟大人格,是永恒价值的代表者;能够代表或实现真善美的人就可以叫做英雄;英雄表示生活上的战斗性和奋斗性,提倡崇拜英雄,更能体现近代精神。”并认为,英雄崇拜就是人格教育,英雄崇拜包含了以身教从、以身作则。一切教育的学术工作,如果没有了教员与学生的精神交契、人格感召,就使得学校生活枯燥苦闷、无意趣、无生机,“这是中国近代教育的最大危机”。很显然,贺麟所指“英雄”是广义的,这是以哲学家的眼光对“英雄崇拜”的极力推崇,是对中西方社会文化的融汇和对教育的深刻反思,也是对当今中国社会的“明星崇拜”“娱乐至上”的不良风气和教育现状的棒喝。
(八)教育有其自身的规律、特点、原则和方法
贺麟先生对办学效率的见解非常独到。他认为,办教育固然要着眼长远,不能求近功速效;但从蔡元培任北大校长的六年培育出许多新文化运动的人才,以及回家乡看到柑子树和枇杷树“差不多十年还是老样子”等事实来看,“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应当改作“百年树木,十年树人”。这是对教育效能的新看法、新要求。他说“办教育若不认真,或方针办法有错误,其坏影响是短期内即可立见。处在建设战后新中国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伟大时代,我们的工作是如此的伟大而艰巨,一切决不可因循迟缓”。先生对祖国对教育的爱如此深沉,对新中国新教育的期盼又是如此热切!
对学校教育的三阶段各自的特点、路径、方式、方法及关系,贺麟有专篇深入而精辟的论述。他以个人、同学及子女上学的亲身经历,认为小学应注重生活,中学当重严格训练,大学则须注重学术;小学生活求其天真活泼,中学生活须当严肃规律,大学生活则多悟性、理性。小学是天真活泼的自然生活,是家庭式生活;中学是纪律严明、道德规范的军队式生活,是团队式生活;大学则是科学的艺术的生活,求个性发展,自由中有规律,自然而不陷于粗野,是一种自由的理想的生活。小学重感觉重直观,中学重训练重记诵,大学则重体味和思想。对于师生关系,贺先生认为小学当如父母子女亲爱关切,中学则如官兵绝不苟且,大学应当亦师亦友,崇敬而可晤谈。在贺麟看来,三级教育是有分工、有联系、有发展的层次,是辩证进展的,不应单调也不应混乱。这是贺麟对学生的年龄特点、认知发展和成长规律的精辟总结。
(九)读书须以“学者态度”和“自用思想”
贺麟强调,读书是人类特有的神圣权利,是人与动物的区别,是文明与野蛮的分界。读书可与今人沟通交谈,可承古圣先贤遗产。而“学者态度”和“自用思想”是贺麟关于读书的核心概念。他在《读书方法与思想方法》中提出应用三种思想方法,看重人是读书的主体,是学习的主人。主张“不盲从”“求真知”“不做书本的奴隶”。以三种方法即逻辑方法、体验方法、玄思方法读书,那真是事半功倍。他十分推崇朱子“读书须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如临战阵的读书精神;还指出“各人的性情、兴趣、才能、需要不同,则各人读书的方法即有不同”“不同学科的书籍,应有不同的读法”“一人既有一人读书的方法,一书也有一书的特别读法”,这是十分宝贵的治学经验。贺麟关于读书学习的论述,有丰富的传统哲学理念,也有现代人治学的新特点,接近学习的本质规律。有量体裁衣之意,有因材施教之旨,有去粗取精之趣,也暗合了认知科学特别是元认知理论的新成果。
(十)教学生活应是教师成长进步的快乐生活
在《漫谈教学生活》中,贺麟先生十分精湛地论述了教师学生的地位作用及教师进德修业的意义。他说,“教学是做教师的天职,求学是做人的天职”“教是发抒心得于人的意思,学是吸收精神养料的意思”。他指出,“不光没有学问的人不能当教师,有学问不进步同样不能当教师”。教师不仅要教好担任的学科,还应增进对该学科的研究。教师的“教既不是机械地照本宣科,更不是像商贾之抛售存货”。教师有学然后能教,教然后知不足;学有心得,教才有效果。边教边学,边学边教,“教师的教学生活应该是很快乐的生活”。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种终身学习的理念和精进奉献的品格,不仅值得每名教师学习,而且是超越职业、国界,也是超越时代的。做“学者型教师”,做“研究型教师”,应当成为每一名教师的职业追求。
贺麟故居中堂第二层的两块横匾(刁觉民 供图,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二、贺麟教育思想源于中西文化会通和教育实践
贺麟先生的教育思想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宽厚的哲学基础、个人思考和实践印证。正如先生所言,都是自己的思想见解和体验自述,都有自己的性格烙印,即“有感”“有得”“有我”,同时也“有所本”“有渊源”,即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且有发扬不固守,并对西洋哲学“虚心以理会之,切己以体察之”,融为精神土壤,以此茁壮思想之树,结出教育之果。
具体讲,贺麟教育思想的来源主要在四个方面。
(一)传统文化熏陶
贺麟出生于四川省金堂县五凤乡杨柳沟村一个“种德锄经”“耕读传家”的士绅家庭,家学渊源与传统文化深厚,家庭书香浓郁,教育氛围慈爱而严格。因祖上有些田产,祖父贺道四上过私塾、精于理财;父亲贺松云是前清秀才,主持过乡县学政,当过金堂中学校长和县教育科长,对童年贺麟的影响无疑是得天独厚的。祖父对幼年贺麟喜爱有加,所作文章祖父要看,所背诗文祖父要听。父亲对贺麟的学业也十分关心,教授其《朱子语类》《传习录》等经典读物。贺麟从小深受儒家特别是宋明理学熏陶,小学毕业后,身形瘦弱,父母不放心他外地求学,便命在家自修两年,是书籍打开了一扇跨越时空的窗口。1917年考入成都石室中学开启独立求学的生活,是国文老师夸奖的“全校能把文章写通的两个人之一”。课余时间,贺麟喜欢结交好学上进的朋友,经常一起长跑打球游泳谈心,他们相互鼓励相互帮助。贺麟也从此立下志愿:读最好的书,与哲人为友,领会最好的思想!
(二)名校名师影响
贺麟的求学生涯是独特而珍贵的。从石室中学、清华学堂,到美国奥柏林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到德国柏林大学,一路沐浴世界名校的阳光,浸润一流学术的雨露。而对其教育思想的形成影响至深的,恐怕是他特别喜爱和亲近的老师。他们的人品道德、家国情怀、教育理念、教育艺术、学术态度和教学风采,都给贺麟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如果说梁启超指导贺麟迈入中国学术的殿堂,吴宓则为他开出了西方学术的新天地;如果说贺麟服膺三民主义,为孙中山思想深深打动,养成了关心国事民瘼的入世精神,热心参与校内课余宣教活动,则使贺麟更多地接触群众,积极走向社会投身反帝洪流之中。他酷爱柏林大学挤满两千人的大课堂热烈而活泼的气氛,他欣赏哈特曼对中庸的理解与共鸣,他感恩“永生难忘,终身受益”的耶顿夫人。大哲学家、教育家怀特海教授对贺麟的教育影响或许更为直接,他做过许多教育演讲,对教育的宗教性本质即“敬畏与责任”思想及“自我发展理论”影响广泛持久,这在贺麟的教育观念里也可以见到一些痕迹。
(三)中西文化会通
贺麟是哲学家,终身学习和研究中国儒家哲学和西方哲学,在中西互动中实现中西会通,特别是黑格尔“客观精神”与程朱理学的参证,“主观精神”与陆王心学的对照,以及“绝对理念”与儒家“道理”的互通等,并形成自己的“新儒家思想体系”,自然奠定其教育思想的宽厚的哲学基础。黑格尔的辩证法,康德三大论衡、真善美、知情意,斯宾诺莎的知识观,鲁一士关于人的能动性、人的社会性,以及中国儒家哲学“行健不息”的思想应当都为贺麟关于教育与人生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支撑。而他自身的“心理合一的实在观”“自然的知行合一论”,以及“现代儒者人格”观念,应当是其教育思想的重要支柱。
(四)亲身教育实践
贺麟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伴随其对国情认识和教育实践不断深化的全过程。贺麟于抗战之初的1931年结束5年的美欧求学回国,数学家杨武之(杨振宁之父)即推荐其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后由冯友兰邀请做清华大学的兼职讲师。“九·一八”事变后,贺麟发表了长篇论文《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之态度》,宣传爱国主义,鼓舞抗战士气。1938年初,贺麟随校南迁至西南联大,至1946年10月迁回北平,继续任教北大至1955年。其间两度代理北大训育长、联大三民主义教学委员会主席陈雪屏和联大哲学心理学系主任汤用彤的职务,也两度短暂地借调到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贺麟也多次应邀给中共中央党校授课。
作为教师,贺麟为人忠厚老实,善良真诚,心胸大度,不拘细节。他的事业也非一帆风顺,从讲师、副教授、教授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一级研究员,都是一步一步走来,但毫不计较,从无怨言。而他在赢得了许多荣誉后,又保持了淡泊名利、追求真理、自强不息、老而弥笃的精神。他爱生如子,体贴入微。在许多学生心目中,贺麟不仅是引领他们走向哲学殿堂的导师,更是关心他们学业成长、给予生活帮助的恩师。他发现30岁的任继愈身体瘦弱,有些病相,便叮嘱不可过劳,生活困难,也要把身体养好,心情要开朗。弟子张世英与闻一多高足彭兰结为姻缘,因未邀请贺师证婚而心有汲汲,哪知被贺师看出而主动邀请做客,使两位新人顿然释怀而无限感念。先生对于弟子们的人生和哲学生涯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迹。1992年9月,贺麟先生去世,张世英撰联痛挽:
滇南立雪,承启蒙痴,
游子自来思故里。
耄耋穷经,更添新意,
后生立志步前贤。
作为教授,贺麟一生都是在讲台和书案前度过的。他前后开设过数十门课程,都教得有声有色。其教学的最大特点就是“情理交融”,讲课深入浅出,语言生动,如行云流水,引人入胜,深受学生欢迎。他的讲座常常座无虚席,甚至挤满过道。就连在中央政治大学,本没有什么学术空气,而贺先生教学哲学概论,给学生以新鲜感,很是受欢迎。贺先生离开后,居然还有好几个学生自动转学,跟到跑进了联大哲学系,其中就有陈修斋、樊星南等。
作为训育长,贺麟先生始终站在正义一方,没有站在国民党政府的立场去监视学生,去整治学生,而是设法保护学生,被捕的设法保释。学校里有人向他告状,他也置之不理。之后在北大50年校庆时,北大学生会送给他一面锦旗,上面写着“青年的保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主持的“西洋哲学翻译会”共有4人,其中3人是中共地下党员,后来都成了新中国的哲学专家。
贺麟著《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图源:光明日报)
三、贺麟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与对教育改革发展的现实意义
爬罗剔抉,提要钩元,尽力理解,系统把握,这是笔者对贺麟教育著述及相关文献含英咀华必做的功课。虽因学力不逮,只能望其学术的堂奥,但深感贺麟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满含家国情怀、社会责任、人本关怀,满含文化振兴、民族复兴以及人类命运的深沉思考,满含对青年学生和教育的爱心与热情,闪耀着“儒家师哲”的道德光辉和教育实践的艺术灵感,它的当代价值和对现实教育的意义及启示无疑是多方面的。
首先,贺麟教育思想的“使命观”,是把自觉正大的使命作为人生的前提,把实现人的发展、贡献于社会国家和人类作为教育的目的宗旨,这是贺麟对教育的起码判断和根本认定,有其相当的政治高度和哲学视野,浓缩了教育的亘古命题。2021年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对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作出了新的表述,并落实为国家的法律规范。“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是党在新的历史阶段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教育领域的集中体现,在教育发展中具有根本性地位,是教育工作的根本遵循。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再次强调,“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始终是教育的根本问题。国之大计,教育为本,教育不仅是关系到几代人的培养问题,更关系到国家生存发展,关系到文明进步与人类命运的大问题。而当前教育问题已然成为中国当代突出的社会问题,一些张扬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狭隘的教育观念粉墨登场,办学理念更是花样翻新,教育的现状非常不容乐观。对照和重温贺麟的使命观,我们更应坚定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正确的教育方向,革除“应试教育”与“产业化市场化”的流弊,回归“社会共治”“教育公益”的正轨,探索新的发展道路,浓厚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以“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为己任,努力开拓教育改革的新天地。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深爱国家是流淌在贺麟思想与骨髓的血液,我们也欣慰地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已然立法施行。
其次,贺麟教育思想的“人才观”是对“使命观”的完善和补充,把教育应当培养社会所需的各类人才作为教育的目标任务,把“儒者+职务”“书本+技能”“学术+职业”作为当时人才模式的展望,其出发点有“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的意思,但更多的是为战后建设新国家的使命所在。同时,其“人才观”中也包含了“社会平等”“合理分工”以及“多元成才”的先进理念,对我们今天进一步改善社会风气、改革教育模式、克服教育内卷都有很大的启示。近年来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尊重知识、尊敬人才的社会风气得以好转,社会面向上向好的主流得以回归,青年人降低对明星对金钱的要求而追求道德完善的人格自愈等好现象,一个满腹经纶的“乞丐”受到普遍尊敬而成为网红,一个外卖小哥勇夺诗歌大赛全国冠军而成为国学教员,一个残疾而坚韧自强的“二舅”获得万千点赞和流量。当然这只是一个良好社会生态、公民心态的局部和开端,教育和宣传还任重道远。贺麟的“人才观”中的“儒”在今天我们是否可以看作“宽厚道德修养和扎实文化素养”,由此对照审视职业教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入口过早地锚定职业生涯,出口过窄地就业图存,他们自己不满而憋屈,社会公众也不待见。普及高中教育、改革职教学制,已经不是个别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呼声,是现实社会之需要。
再次,贺麟教育思想的“价值教育观”,是贺麟对旧教育的深刻反思,是对新教育的真诚构想。其“真善美用”的内容要素与“德智体美劳”的对应关系,是否可以让我们认为这正是“素质教育”的原初理念;对学校教育三阶段特点及方法路径的分析和意见建议,是否也让我们对“双减”工作增加了理由,增添了手段,增强了信心。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改革人才选拔和升学制度,优化学校课程内容,克服应试教育“目中无人”“填鸭教学”“机械训练”,把学生培养成“刷题机”等弊端,切实减轻学生课内外负担;提升教育手段和教育效率,提高教育水平和质量,把学生培养成“充满生命活力的人”,是当前和今后持久的教育任务,需要全社会的支持,需要每一个家庭的配合,需要全体教师的不懈努力。
贺麟教育思想的“文化功能观”着眼民族文化复兴,固本培元,极力倡导学术建国(贺麟所指学术较科学更广更深,兼有文化和技术的意涵)的理念,在今天仍有着紧迫的现实意义。且不提钱学森之问,我国教育何以难有顶级人才,我们的芯片为何就如此艰难?且不说优秀传统文化有被慢慢消解的危险,为何以丑为美的“毒教材”被长期视而不见?贺麟先生早年留学欧美,又终身研究中西哲学,而他对中国文化研之深、爱之切,不能不启迪我们深思。贺麟教育思想的“自然教育观”对“家校共育”“研学旅行”也不无启发和指导意义。让孩子迈开双腿,走向自然,拥抱自然,走向广阔的活动空间和生活场景,为孩子创造丰富的内心体验,也为青少年坚定人生信念,坚韧身体品格,清除思想迷雾,注入成长的正能量。此外,贺麟教育思想的“读书方法论”指定人是思想的主体,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放心”也好,“涵泳”也好,哪怕是当今社会互联网信息日益发达,学习方式正在发生重大革新的时代,AI已然出现,只有充分调动学生的“想象”与“玄思”,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一切教育因素包括教师才有意义,才起作用,也才谈得上学生的主动发展。在我们经历了五花八门的课堂教学改革后,是否应当回到“人本位”,回到“原生态”,回到“教是为了不需要教”(叶圣陶语)这个原点上来。
贺麟的教育实践是贺麟教育思想的重要来源,他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功业,也没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只有脚踏实地在教育与学术园地耕耘。其师德师风名重望勋,众口皆碑,其师艺师范赢得桃李满天下,这是对奉献的奖赏,是对爱心的称赞。哲人巍巍,师者蔼蔼。一些耄耋期颐的弟子,还清晰地记得当年贺师为孩子着急求医的样子,还记得为学生熬送汤药的身影,记得为留学困难的学生一次次资助,记得80高龄的贺师穿越胡同为调到北京工作的学生找房子。贺麟生前用全部稿费捐设的“贺麟奖学金”激励着一代代家乡学子发愤图强、勇攀高峰。对照当下教育,个别教师讲求功利,无意进取,师生关系不睦,学生问题频发,我们问心有愧,也该问心有得,师德师风建设务必摆在重要位置上来。著名教育家吕型伟先生说过:“教育是科学,科学的价值在于求真;教育是艺术,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教育是事业,事业的意义在于奉献。”凝望贺师,诚哉斯言!
当然,贺麟的教育思想,不能完全超越时代的局限,因其思想来源、思想体系的约束,有唯心的因素,有先验的影子,也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但都不影响其教育思想的光芒和正大的价值!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
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重温贺麟先生关于教育的论述,让我们欣喜,也让我们汗颜,让我们重拾遗失在来路的珍奇,更让我们倍增教育进步的力量和勇气。贺麟是现代中国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也是现代中国杰出的教育家!
(注:文中引用贺麟语,除注明外均引自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2006)
参考文献:
1.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2006.
2.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3.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4.中国社科院,《贺麟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2009.
5.任继愈,《中国的文化与文人》,现代出版社,2017.
6.宋志明,《贺麟评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
7.张世英,《九十思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8.洪汉鼎,《客居忆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9.怀特海,《教育的目的》,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
10.张学智,《贺麟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
作者简介
张立诚,四川省金堂县人,1964年9月生,中学高级教师,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中国教育学会、全国中语会会员,四川省人才促进会理事,成都市教育学会常务理事。曾任中学语文教师20年,担任过学校校长、教育局局长、县政协副主席、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全国及省级学术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个人获成都市人民政府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3项,主持数项省市级教育科研课题,获评四川省课程改革先进个人、县级拔尖人才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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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立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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