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心时代”是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1949年出版的《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以下简称《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的概念，目的在于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历史进行结构性的探究。该理论成为继斯宾格勒与汤因比开创的“文化形态史观”之后又一影响深远的文明史理论。
雅斯贝尔斯出生于德国奥尔登堡的一个富裕家庭，自幼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但他的求学生涯和专业选择可谓一波三折。早在中学时期，雅斯贝尔斯就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中学毕业后，在父亲的影响下开始学习法学。但不久，他决定弃法从医。他先后在柏林、哥廷根和海德堡学习医学并取得博士学位，开始从事精神病理学的研究。1913年，他出版了第一部专著《一般精神病理学》。凭借此书，他取得了海德堡大学的教职并进入哲学系工作，讲授心理学课程。
为了打消同事对其“出身”的质疑，1919年他出版了第二部著作《世界观的心理学》。虽然以心理学为题，但此书后来被视为现代“生存哲学”的首部著作。1922年，雅斯贝尔斯被聘为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开启了人生的新阶段。从1922年到1969年去世，雅斯贝尔斯的学术研究可以以1948年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如果说1948年以前“生存哲学”是他的研究主题，那么在移居瑞士后，其主要著述则大多围绕着“世界哲学”展开，出版于1949年的《起源与目标》正是新旧研究阶段的转折点。
从1922年开始，经过近十年的积累和酝酿，1932年雅斯贝尔斯出版了两部奠定其学术地位的著作，即《时代的精神状况》和三卷本的《哲学》。但随着1933年纳粹党的上台，雅斯贝尔斯的哲学研究进入一段艰难时期。尤其是他妻子格特鲁德的犹太人身份，不仅使雅斯贝尔斯失去了教职，不再被允许出版任何著作，还时刻面临死亡的威胁。
这段遭遇对雅斯贝尔斯的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面对国家的浩劫和个人的灾难，他不仅开始对西方文明进行全面和深刻的反思，力图寻找新的出路和方向，同时也动摇了他作为一个德国人的自我意识，并萌生了成为一个“世界公民”的想法。正是在这一时期，他结识了印度学家海因里希·齐默尔。齐默尔热情地向他推荐了许多关于印度与中国的文献和译著，特别是“徜徉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使雅斯贝尔斯感受到一种“人性存在的共同本原”。最能体现这一思想上重大转变的就是他在《哲学自传》中的一句话：“我们正在从欧洲哲学的夕照中走向世界哲学黎明的路上。”
1945年，随着纳粹德国的战败，雅斯贝尔斯得以重返讲台。他不仅积极参与了海德堡大学的重建工作，而且还开设课程，提出所有德国人对于这场战争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呼吁全面反思战争罪责。虽然他的观点得到了一些人的肯定，但招致了更多的不解、攻击甚至谩骂，使他卷入了意想不到的舆论漩涡中。二战中不堪回首的经历与战后的这些遭遇使他深深意识到，要解决当下世界的问题，就必须重新回望和理解过往的历史——不仅是德国的历史，还有欧洲乃至世界的历史；不仅是刚刚过去的历史，还有更为遥远的人类过往。为此，他开始准备撰写一部“哲学的世界史”。
在几经犹豫之后，1948年，雅斯贝尔斯携家眷永远离开了故乡德国，前往瑞士巴塞尔大学任教，直至去世。在巴塞尔度过的最后21年，雅斯贝尔斯不但全面投入他酝酿已久的“世界哲学”研究中，也是他最多产的人生阶段。作为他转向“世界哲学”研究之后的第一部作品，1949年出版的《起源与目标》无疑具有任何其他作品都不能取代的独特价值和重大意义。
应该说，这本书仅仅是他十分庞大的研究课题中一个提纲挈领的初始成果而已，这种性质也就决定了它绝非一部完成和完备的学术专著。从雅斯贝尔斯去世后遗留下来的大量手稿可以看出，他计划撰写六部著作以完成他“哲学的世界史”的研究计划。可是生前出版的仅有其中两部著作的一个开始部分，这本《起源与目标》就是第一本书即总体世界史的导论部分。
这项研究计划最鲜明的特色是哲学史和世界史的有机结合。他希望通过这项研究阐明两个问题，一是，人类思想的演进，尤其是以哲学研究为代表的精神进步，是世界历史进程的推动力量与核心内容；二是，人类的现实活动和生活实践可以看作思想演进，尤其是历史上精神突破的外化和实现。实际上，在雅斯贝尔斯以前，黑格尔已经在《世界历史哲学》中尝试了这样一种解释世界历史进程的思路。但不同的是，黑格尔提出的自由精神是从古代中国开始，经由印度、希腊罗马，最后达到日耳曼的从低到高的线性发展序列，雅斯贝尔斯则是通过对人类历史“轴心”的重新定位以及富有原创性的“轴心时代”理论，把古代中国、印度和希腊等文明看作共时性的“轴心文明”，从根本上改写并突破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体系。
按照这一理论，整个世界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长达数百万年的“史前时代”、持续了数千年的“古代高度文化时代”、“轴心时代”以及离我们最近的“科学技术时代”。在这四个发展阶段中，“轴心时代”成为世界历史上唯一的枢纽，因为在他看来，如果其他三个时代都可以被视为“间歇期”的话，那么“轴心时代”则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突破期”，正是在这个时代，世界历史才获得了“一直持续到今天的唯一的结构和统一”。
“轴心文明”出现在三个主要地区即印度、中国和西方。就发生轴心突破的具体文明来说，则可以涵盖列国时代的印度、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城邦时代的希腊和帝国时代的罗马、古代犹太国家、古代波斯等。“轴心时代”的精神觉醒正是发生在这样一些少数地区，并且以这些地区中的少数人为代表，在“后轴心时代”犹如星星之火形成了燎原之势。他指出，无论是仍旧停留在原始时代的民族，还是没有发生轴心突破的民族，只有两个选择，一是维持自身的原来状态而濒临灭亡，二是被“轴心文明”拖入新的历史轨迹当中获得新生。而那些已经实现轴心突破的文明虽然也经历了种种曲折、衰落或中断，但在此后的历史中，总是能够在“轴心文明”的复兴中得到再生，出现所谓的“续发性的突破现象”。
《起源与目标》一书共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世界史”“当下与未来”和“历史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从全书的布局和结构看，雅斯贝尔斯对第二部分即“当下与未来”着墨最多。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明，雅斯贝尔斯论述的重点并不在过去的历史，而是我们当下生活的世界和并不遥远的未来。换言之，他撰写此书的主要目标是要通过这样一种科学技术时代的历史哲学，来蠡测延续至今的各大“轴心文明”未来的前途和命运。
对于这一目标，雅斯贝尔斯在全书十分简短的序言中就开宗明义地做出了明确说明。在他看来，“历史”“当下”和“未来”之间存在密切关联，甚至可以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认识“历史”不仅是我们理解“当下”的必要条件，也将成为通过塑造“当下”而开创“未来”的出发点。
“轴心时代”理论至少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学术问题，第一个关于古代，即“轴心时代”的同步性是如何发生的，三个地区轴心突破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又是如何体现的；第二个则关乎现代，即在各大“轴心文明”经历长期的并行发展之后，在进入科学技术时代的今天，世界一体化的趋势愈加明显，这是否意味着世界走向更高一级的统一性的“第二个轴心时代”即将到来。对于这两个问题，雅斯贝尔斯在书中坦言自己并没有确切的答案，而是保持着一种开放性态度以便为后来的研究留下巨大的思考空间。
由此可见，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虽然可以被看作一种历史理论或历史哲学，但从它要实现的目标来看，其关注的重心始终是充满问题和挑战的当下世界以及拥有巨大不确定性的人类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轴心时代”理论实质上是一种立足当下和面向未来的历史学说。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于世华
新媒体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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