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艳
责编|薛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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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某某（18周岁）为牟利，通过上线指示联系杨某某（未满18周岁）寻找苹果手机ID及账号，用于拨打FaceTime视频诈骗电话。杨某某通过同学陈某某（未满18周岁）联系张某某（未满18周岁），最终获取张某某提供的2个苹果手机ID及账号。李某某将自身1个苹果手机ID及张某某提供的2个ID提供给上线，三人共获利1500元。公安机关以李某某等四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立案。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该案证据不足，不予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
该案办理过程中争议焦点有两点：一是犯罪嫌疑人提供的苹果手机ID数量未达司法解释“手机卡20张以上”标准时，能否认定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简称“帮信罪”）的“情节严重”？二是未成年人提供少量苹果手机ID是否具有刑事可罚性？
法律规范与司法解释的适用逻辑
“帮信罪”构成的核心要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的规定，“帮信罪”的成立需满足两个核心要件：客观上为他人犯罪提供“通讯传输技术支持”等帮助；主观上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上述案件中，苹果手机ID作为设备唯一识别码，是激活FaceTime通话的必要条件，其功能与手机卡、流量卡均属于通讯技术支持工具，符合客观行为要件。
“情节严重”的认定困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九条的规定，收购、出售、出租手机卡、流量卡、物联网卡20张以上属于“情节严重”，但该条款未明确苹果手机ID等虚拟账号的数量标准，这使得司法实践中存在以下分歧：有人认为，司法解释仅列举手机卡等实体卡，未规定虚拟账号，故提供苹果手机ID不应直接适用20张标准，需另寻依据。有人认为，苹果手机ID与手机卡均属通讯工具，功能实质相同，可参照20张标准降低比例认定（如10张以上）。还有人认为，数量仅是“情节严重”的选项之一，若违法所得、危害后果等达标，即使数量不足亦可入罪。
本案特殊性在于涉案苹果手机ID仅3个，违法所得1500元（未达司法解释“1万元以上”标准），且诈骗结果证据不足。因此，在缺乏数量、金额、结果等硬性指标时，能否仅凭提供3个苹果手机ID认定“情节严重”？这值得进一步探讨。
苹果手机ID是否应有“张数限制”的思考
不建议设定统一数量标准。手机卡、物联网卡具有实体性和实名制特征，单张卡可直接关联特定主体，而苹果手机ID可通过篡改、批量注册规避监管，其危害性更隐蔽且可复制性强。若机械设定20张标准，可能放纵犯罪。比如，某行为人提供10个苹果手机ID，每个ID被用于实施10次诈骗，其实际危害远超20张手机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七）项设有兜底条款“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这为新型技术支持行为（如虚拟账号）的入罪预留了空间。因此，笔者反对“唯数量论”，可结合技术作用、行为频率等综合判断。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两个案例：一个是2023沪0105刑初12号案件：王某出售15个苹果手机ID用于诈骗，虽未达20张手机卡标准，但法院以“ID可直接用于远程控制设备，危害性更大”为由认定情节严重。二是2022浙0302刑终45号案件：李某提供8个谷歌账号用于跨境诈骗，法院参照手机卡标准降低比例（按1:2折算），认定相当于16张手机卡，构成情节严重。
建议设定差异化数量标准。刑法禁止类推入罪，若司法解释未规定苹果手机ID数量标准，直接参照手机卡标准可能违反法律明确性。苹果手机ID本身具有合法用途（如设备登录、云存储），仅因被滥用即推定提供者构成犯罪，可能过度扩大打击面。未成年人法律认知不足，若对少量提供行为（如3个ID）入罪，可能背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
应以“实质危害性”为核心构建认定规则。其一，数量标准。可参照手机卡20张标准，按技术功能比例折算。以本案为例，1个苹果手机ID可同时用于通话、支付、定位，其功能相当于3张手机卡，故7个苹果手机ID即可视为“情节严重”。其二，其他条件。若数量接近折算标准（如5个苹果手机ID），且存在以下情形之一，可认定情节严重：违法所得累计5000元以上；帮助对象系职业犯罪团伙；ID被用于跨区域、大规模诈骗活动。其三，出罪条件。若行为人提供ID数量极少（如3个以下），且符合以下条件，应不作为犯罪处理：初次参与、受蒙蔽提供；及时终止帮助行为并挽回损失；系未成年人且危害显著轻微。本案中李某某等人提供3个苹果手机ID，按功能折算相当于9张手机卡，未达20张标准；违法所得1500元、危害结果证据不足，亦不符合其他条件。现有证据难以认定“情节严重”，故不符合帮信罪入罪标准。
治理同类问题的完善建议
建议“两高”针对虚拟账号制定独立数量标准，例如“提供可用于通讯传输的虚拟账号10个以上，或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构成情节严重。对于该类案件构建分级处置机制：对提供5个以下虚拟账号且无严重后果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行政处罚；对批量提供、形成黑灰产业链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嫌疑人重点揭露“提供账号”类行为的法律风险，建议通过模拟法庭、案例宣讲等方式破除“数量少不犯罪”的认知误区。笔者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涉罪未成年人需优先适用非刑罚处置措施，比如，联合学校、家庭开展法治谈话，责令具结悔过书；要求参与反诈宣传、社区服务等社会化矫正公益活动；同时，禁止其一年内注册非本人实名网络账号，定期提交数字行为报告等。
（作者单位：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人民检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