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连贵
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从此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中华银行为上海军政府代理发行军用钞票，为共和国的建立作出重要贡献。孙中山曾高度评价道：“在当时中央政府尚未成立，金融沮塞，商旅束手，沪军当东南之要冲，征兵转饷，时机危迫，间不容发，赖该行之功，遂得应付裕如，是陈都督筹画之劳，该行维持之力，切不可掩。”因此，中华银行享有中华民国“开国第一银行”之誉。
上海光复后，革命军开进上海街头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同盟会会员在上海起兵响应。11月3日上海光复，5日上海军政府（次日改名沪军都督府）晓谕居民开市贸易，并宣布对信成银行纸币作担保，通行各埠。信成银行是一家普通的商业银行，垫付上海起义款项达数十万之巨，并无实力再在财政上充当军政府的坚强后盾。筹措江浙联军攻克南京的军费，成为革命党人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应亟设立财政机关，以便流通而维持市面”。11日，沪军都督陈其美委派沈缦云创办中华银行，作为军政府整理财政的枢纽。在制订的《上海中华银行简章》中，规定中华银行兼有中央银行性质，经理国家所入一切税赋饷项，兼理军政府所发军用钞票，随时兑现。该行总经理为林莲荪，董事有黄兴、陈其美、沈缦云、朱葆三、王一亭等人。
经过十天的紧张筹备，中华银行于11月11日在南市沿浦吉祥弄口开业，北市设立分行。当天即发行“中华民国军用钞票”，面值分五角、一元、五元、十元四种。军用钞票因系中华银行代理上海军政府发行，故正面有“沪军都督”、“财政总长”的印章，背面有英文“上海”，还有财政总长沈缦云的英文签名。上海各界人士不惜代价争购前几位号码的军用钞票，郭竹樵以500元兑取十元券第1号，杨谐笙以60元兑取第2号；黄少岩以105元兑取五元券第1号，方樵苓以50元兑取第2号；王奋独以钻戒一只兑取一元券第1号；朱少屏以50元兑取五角券第1号；陈其美、沈缦云、俞寰澄、周葆元、王一亭、虞洽卿等人均用超过票面的价格兑取第3号或第4号。这种空前未有的争购钞票场面反映了辛亥革命为人心所向，成为上海光复后的一则美谈。
中华民国军用钞票（银行博物馆藏），正面有“沪军都督”、“财政总长”的印章，背面有英文“上海”，还有财政总长沈缦云的英文签名
黄帝纪年是辛亥革命货币的标志之一。清末内忧外患，国步维艰，各地起义者多以推翻清王朝继承黄帝之业为己任，黄帝是传说中的中华民族杰出伟人，辛亥革命时期采用黄帝降生年（一说黄帝主政年）为纪元蔚为风气。中华银行筹办十分迫切，所发军用钞票无暇设计，故临时照搬横滨正金银行的纸币式样，去掉象征清王朝的双龙图案，发行年月改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吉日”，以示作为黄帝子孙，立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决心。这使军用钞票打上辛亥革命的烙印，在上海货币史上是唯一使用黄帝纪年的纸币。
在各地军政府纷纷建立的形势下，实际上各自为政，中华银行兼有中央银行性质只是上海军政府的一厢情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决定以中国银行为中央银行，仅承认中华银行的商业银行地位。不久，上海市面出现伪造的军用钞票，军民闻信之下产生疑虑。1912年6月陈其美发表告示，令中华银行将所有军用钞票全数收回，以免伪票混用，累及同胞。据贾士毅《江苏财政调查报告》中的统计，中华银行发行军用钞票共2606850元，截至1912年9月28日，除由沪财政司抵押银行及各庄号262000元外，存市未兑的约24000余元。
民国肇建时，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1月发行南京军用钞票，以助饷糈。该项军票系借用上海印成的军用钞票，略作改动，有“凭票即付”与“三个月兑换”两种，总额500万元。南京的市场毕竟狭小，于是推广到沪宁各站一体收用。财政部令上海中国银行自2月23日起负责收兑，到10月中旬已基本收回。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