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最活跃的时代，一个是涌现了诸子百家的春秋战国，另一个就是民国时期。那是晦暗的年代，也是璀璨的年代；那是战乱频仍的时代，也是思想迸发的时代；那是这个民族的至暗时刻，也是这个民族的觉醒时刻。尽管再耀眼的星光也无法照亮大地，但依然为这个民族指引了方向，为这个民族带来希望。
胡适，或许是民国时期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他曾受业于约翰.杜威（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胡适有三十多个博士头衔，但大都是名誉或荣誉性质的。他在做学问方面，虽然涉猎颇多，如哲学、史学、小说，他还是红学的肇始者，可以说著作等身，但大抵上成就并不高。他还写诗，出过诗集，一般来说，诗有好的诗，有不好的诗，他写的诗谈不上好坏，因为大都根本不是诗。当然现在对诗的定义已经完全模糊了。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他好像特别善于开创，但很少能够完成。正所谓：“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但从另一个角度上说，他用一生的时间践行了自己的信条：功成不必在我。
胡适一生都在探索中华民族在政治、文化上的出路，致力于为自由、法制、民主、人权而斗争，即使到了中国台湾，他在任“中研院“院长期间依然和一些文化人士共同连署反对蒋介石违背台湾“宪法”三连任“总统”。
我国在50年代发起的批判胡适的运动，当然有政治和个人等多方面因素。这极大地削弱了胡适在文化上的影响力。胡适从书生意气到忠厚长者，毕生在奖掖后进上不遗余力，当年许多站出来批判他的人，也曾经受过他的帮助。他是一个温良如玉的君子，他对个民族是有贡献的。或许有人说他不论做学问还是做官员，似乎都很平常，没有什么特别成就。但在今天，整个中华大地的政治、学术和文化界，像胡适先生这样的人，一个都找不到了。
如果从近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推选作家，我第一个会选鲁迅。如果需要列出三个名字，我会说：鲁迅，鲁迅，鲁迅。可能有人说：鲁迅没有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我想对有些作家，获得这个奖是荣幸，没获得这个奖是损失。而对于鲁迅，如果他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荣幸；他没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损失。
流传永远是对文学最高的褒奖。我们那代人在学生时代都曾接触过鲁迅先生的作品，在当时的我看来，他那有些半文半白的行文艰涩和奇怪。但当我忘记了绝大多数中学时代学过的那些课文，那个刻在书桌上的‘早’字；那个穿着破旧长衫的在咸亨酒店沾着酒水写着‘茴’字的四种写法的读书人；那个在迷迷糊糊地看着社戏，吃着罗汉豆的孩子；那个月光下手握钢叉的少年，依然清晰地刻在我的脑海里。
可能每个人的心中都住着一个阿Q，在被命运打倒在地的那一刻却想着自己倒地的姿势是不是没有那么狼狈。每个人的心中都住着一个祥林嫂，后悔应该做而没做，不应该做而做了的事。有多少人在最绝望的时候，想着蘸着血的馒头或许真的是一种解药。又有多少人在罪恶面前选择了袖手旁观。
有人说鲁迅没有写过好的长篇小说，不足以称为伟大的作家。真正的文学，永远不会是商品，要用销量评价好与坏。对于每一个为文者，鲁迅就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尽管他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那么不合时宜。但又有哪一个人的文字能像鲁迅先生刺出的利刃，穿过一百年的时间，直至今日，仍然有人畏惧他文字里的力量。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民国时期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说的。梅贻琦掌控着清华的全部经费，即美国逐年退回庚子赔款多收的那部分，在当时，可称为巨资。当年钱学森他们出国留学的经费就是从这里出的，而且，钱学森两次申请延长补助，都是梅贻琦批准的。梅贻琦是清华基金的管理者，去世后没有留下任何个人财产，一生清贫如洗。曾任北大校长的傅斯年，是五四运动的学生总指挥。蒋介石很是器重，他却拒绝加入任何党派，弹劾孔祥熙、宋子文。傅斯年一生忧国忧民，奔走呼号。他用自己的影响力和极高的人脉筹措许多经费帮助困难中的知识分子度过难关。而他在去世的前一晚还连夜改稿子，只为得到稿费好换一条厚一点的棉裤。我觉得他们才是真正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庄子》很难懂，刘文典认为这个世界只有两个人懂庄子，一个是他，另一个是庄子本人。其实他懂不懂庄子都没有那么重要。单凭他说：“大学不是衙门”，拒绝学生迎送如仪。敢于和蒋介石正面冲突所体现出的文人风骨，就配得上大师的称号。刘文典孤高狷介，却很佩服陈寅恪。想是陈寅恪是很有学问的。钱钟书批评陈寅恪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女之身入宫，过于琐碎而无谓。知识的有用无用，不是一个人或是一代人能够断定的，而且有时候正是这种无用，证明我们不是矩阵中一个冰冷的数字。陈寅恪被称为教授的教授，是人们对知识本身的一种尊重。而陈寅恪写在王国维碑铭上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毕生追求的目标。
1937年，清华大学长沙临时校区的门口，一个乞丐用力拉住了校长梅贻琦的衣袖、泣不成声。这个乞丐就是中国核物理奠基人赵忠尧，他为了避开日军的封锁，化身乞丐把50毫克镭用铅盒封存，藏在一个普通的酸菜坛子里从北京带到长沙。他的学生中钱三强、邓稼先、程开甲等都是两弹一星的功臣。而在30多年后，北京街头的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是真的乞丐，他一无所有，流落街头。这个人是赵忠尧的老师——叶企孙，中国物理学的一代宗师。他终身未娶，视学生如儿女，一生致力于中国物理学的教育与研究，被称为大师的大师。这个人在孤独中死去，他的死是整个民族无法拂去的伤疤。
抗战时期，只是一个孩子的梁从诫问他的母亲，如果日本鬼子打过来怎么办？林徽因回答：“中国读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嘛,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 “ 有些人说：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平时坐论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 这中说法是不公正的，在这个民族的历次劫难中都有人在黑暗中为我们的文明点亮灯火，有灯就有人。所谓“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还有另一种声音认为，民国的大师大都是所谓国学，文学大师，对国家的发展和强盛贡献无多，不配成为大师。我是一个标准的理工科出身，年轻时也有类似的想法。可随着阅历的增多。我越发觉得，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创造财富的能力确实非常重要。但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道德、社会的价值体系也一样重要。这个世界每一次大的变革，都是从思想变革开始的。
海涅曾说过：不要轻视任何一个角落里的思考者，要不是康德切断了上帝和上帝在这个世界的代言人的纽带，就不会有罗伯斯庇尔把路易十六推上断头台。每一个民族需要自己的思想者。需要有声音为了公平、正义呐喊。一个失去公平正义的社会，创造再多的财富，也是终饱一部分人的私囊；再先进的坚船利炮，也是保卫一部分人的特权，而不是人民的福祉。
今天的世界又一次进入了动荡的年代，或许我们又一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怀念民国的那些大师，那些曾经走过的路，说过的话，消失的背影，并不是我们想回到那个时代，没有人愿意回到一个积贫积弱、颠沛流离的时代。我们推崇的是他们的时代精神，他们试图在这个民族危机存亡之秋，在黑暗中为整个民族寻找一条出路。他们有的人四处碰壁，有的人歧路亡羊，但依然九死而无悔。他们在狂风暴雨的长夜里，守护着这个民族科学文化的火种；他们在生死存亡的时刻，坚守着这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他们的目光仿佛依然凝视着我们前行的脚步；他们伟大的人格和思想一如夜空中的星光，照耀着这个民族的漫漫征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