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SCI重要，还是健康重要？
近日，一位自称是贵州医科大学博士娄华勇的姐姐的网友在网上透露，贵州医科大学博士、青年博士生导师、贵州省天然产物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娄华勇在同学聚会上被灌醉，后被送往医院抢救，最终抢救无效逝世，终年39岁。
2月19日，贵州省天然产物研究中心一位工作人员透露，娄华勇是在1月30日大年初二的夜晚，“在睡觉过程中突然逝世”。
知情人还表示，娄华勇人很好，性格也随和，才又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还有好几篇论文没发。
此前，外界有关于其“同学聚会被灌酒后去世”的传闻，该工作人员予以否认，“可能是身体健康方面有隐患，在睡觉过程中突然逝世。他才三十多岁，还很年轻，大家知道这个消息之后都难过得不得了。”他说。
娄华勇家属也表示，发布者断章取义，这个信息是不正确不真实的，家属针对不实信息已向平台进行举报。
娄华勇于2006年考入贵州中医药大学，获得理学学士后，于该校攻读了中药学方向的医学硕士，师从潘卫东教授。随后曾在贵州省中国科学院天然产物化学重点实验室担任实习研究员和助理研究员，又于2017年师从郝小江院士，攻读贵州医科大学民族药药理学方向的医学博士。他获得博士学位后，2021年至今，在贵州省天然产物研究中心（贵州医科大学产物化学重点实验室）担任副研究员。
自2015年起，娄华勇主持了多项科研项目，其中4项为贵州省科技项目，4项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取得不少研究成果之外，他还曾3次获得贵州省自然科学奖，1次获得贵州省药学科学技术奖。
就在去世前不久，他的新项目才刚刚获批，原计划要持续到2028年。最新一项为2025年1月至2028年12月主持的名为《黔产香科科属植物中二萜类铁死亡抑制剂的快速发现及其对AD的干预研究》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基金项目。
娄华勇的突然离世，让熟悉他的人都感到难以接受。
青年医学工作者
英年早逝的背后隐秘
这位贵州医科大学的博士、青年博士生导师、贵州省天然产物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在科研领域正值黄金年龄，却因突发健康问题猝然离世。他的故事背后，折射出青年医学科研群体长期面临的高强度工作环境与健康透支的困境。
而娄华勇的离世并非孤例：
2024年7月，中国医科大精神卫生专业研一学生医院实验室猝死；
2022年10月，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原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吴建国教授因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离世，享年66岁。
2019年7月，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青年教师、副教授肖育众又因过度劳累导致心源性猝死，年仅30岁。
这些案例的共同特征是，当事人去世前均承担着国家级科研项目，且临床、教学、科研三重压力叠加。
医学研究领域的工作强度远超常人想象。2016年一项来自中国科协的调查结果显示，科技工作者的平均工作时长为8.6小时，而最长工作时间甚至达到了每天16小时。其中博士学历的科技工作者每日平均工作时间最长，为9.29小时，而相应睡眠时间最短，为7.76小时。其中医学领域科研人员的工作时长普遍高于其他学科。长期熬夜成为常态，近60%的医学研究者存在睡眠障碍。
国家卫健委2022年发布的《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三级医院科研人员年均发表论文2.1篇，青年科研人员（35岁以下）占比41.3%，职业倦怠感发生率58.6%。
高强度的工作模式源于多重压力挤压。在"非升即走"的聘用制度下，青年学者需在5-8年内完成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到SCI论文的量化考核指标。在一所985高校医学院的统计数据显示，晋升副教授的平均门槛是主持2项国家级课题、发表5篇以上IF>5的论文，这迫使研究者不得不进行"24小时实验室轮转"。
此外，如此拼命工作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时间的限制。在我国，国自然青年基金男性限龄35岁，女性限龄40岁；“优青”男性限龄38岁、女性限龄40岁；“杰青”统一限龄45岁。
同时，医学研究的特殊性加剧了压力——动物实验的不可间断性要求科研人员必须凌晨处理样本，临床试验需要协调患者、伦理、数据等多重环节，基础研究又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
这种持续性的应激状态，导致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PA轴）长期亢奋，最终引发免疫系统紊乱和器官功能衰竭。
医学科研与健康
如何兼得？
医学研究的悖论在于：研究者致力于攻克疾病，却常常忽视自身健康。这种矛盾源自科研评价体系的深层问题。当前科研考核过分强调"可见成果"，将项目经费、论文数量与职称晋升直接挂钩。最可悲的是，很大一份的青年科研人员认为"阶段性健康透支是可接受的职业代价"。国内一所省属医科大学的绩效考核表显示，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占比30%，SCI论文分值占比40%，而健康管理指标完全缺失，这种价值导向导致青年学者主动选择"用时间换成果"，
要知道，医学实验周期长、失败率高，一个基因敲除小鼠模型的构建可能需要半年，而药物临床试验的成功率不足10%。这种长期投入与产出失衡容易引发焦虑抑郁情绪，让科研工作特有的不确定性和挫败感加重了心理负担。
2019年科技工作者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近1/4的调查对象有不同程度的抑郁表现，其中6.4%的人属于高度抑郁风险群体，17.6%的人有抑郁倾向。超过1/2的受访者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表现，其中42.2%的人存在轻度焦虑表现，8.8%的人有中度焦虑问题，4.5%的人有重度焦虑问题。
想要改变现状必须要做好系统性重构。目前，部分医疗机构已经开始试点"弹性考核"制度，将健康管理纳入科研评价体系。或许可以采用将年度体检报告作为课题续聘的参考指标，强制要求项目负责人每季度休假不少于5天。
此外，也可以采用实验动物中心推行"样本冻存计划"，避免研究者因担心实验中断而连续熬夜。更重要的是推动科研文化的转变，在重点实验室设立"健康成果奖"，对采用合理作息完成高质量研究的人员给予额外奖励。
青年医学工作者的早逝不应成为科研事业的悲壮注脚。当我们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凋亡时，更需要关注科研生态系统的健康存续。
医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是守护生命，这个目标理应从守护研究者自身开始。
或许，真正的科研突破不在于发了多少顶刊论文，而在于建立让研究者既能探索生命奥秘又能保持生命活力的良性机制。毕竟，在对抗疾病的长征中，科研工作者自身不应成为最先倒下的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