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龙江·话史 (136)丨瞿秋白在哈尔滨的51天

1920年10月，哈尔滨已是深秋，一个夜晚，一列从北京开来的列车缓缓驶入哈尔滨火车站。在下车的匆匆人流中，有一位瘦削的年轻人，他身着西装外套大衣，提着一个半新不旧的皮箱，高鼻梁上架着一副细边眼镜。他就是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

瞿秋白（1899.1.29-1935.6.18）

从1920年10月20日晚八九点抵达哈尔滨车站，至12月10日离开哈尔滨，瞿秋白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51天。

责任与使命：“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

“一出站外，寒风凛冽，竟已是严冬气候”。瞿秋白站在面包石铺成的站前广场上，回望着欧式建筑风格的哈尔滨火车站，已然感受到了这里的俄国化气息。他们坐上一辆揽客的马车，对马车夫说道：“福顺栈！”

百年前的哈尔滨火车站

瞿秋白此行的目的，是与俞颂华（俞澹庐）、李宗武（李续忠），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记者的身份赴苏俄采访，途经哈尔滨。因苏俄红军正在与白匪军作战，满洲里至赤塔的一段铁路遭到破坏，火车停运。

此次能够有机会赴苏俄考察，与当时担任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编的俞颂华有很大的关系。1919年4月，俞颂华向《时事新报》报社主持人张东荪提出想去苏俄采访的要求。最后决定由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共同负担一切费用，派俞颂华前往苏俄采访，并允许聘请一名精通俄文的翻译人员同去。1919年底，俞颂华收到北京俄文专修馆学生瞿秋白投寄来的两篇译文，即托尔斯泰的《告妇女》《答论驳〈告妇女〉书之节录》。该两篇译文被刊登在《解放与改造》第5号上。从此，俞颂华与瞿秋白建立了联系。

1920年10月初，俞颂华来到北京，同瞿秋白商量赴苏俄采访事宜，瞿秋白喜出望外。惊天动地的十月革命，在瞿秋白的眼中仿若“阴沉沉、黑黢黢的天地间，忽然放出一线细微的光明来了”。但十月革命后的新俄国到底是什么样子，他还是“隔着纱窗看晓雾，不十分清楚的”。他接受了俞颂华的邀请，决意去苏俄进行实地考察。后经商量，俞颂华、瞿秋白和另外一位北京俄文专修馆的学生李宗武3人，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两家报纸特派员和记者的名义，一同赴苏俄采访。

1920年11月28日至12月16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头版头条的《共同启示》：“两报特派记者俞颂华、瞿秋白、李宗武前往苏俄采访。”

当时俄国被人称为“饿乡”。亲友极力劝阻瞿秋白不要贸然进入“绝地”。瞿秋白力排众议，认定那里是“红艳艳光明鲜丽的所在”“宁死亦当一行”。为寻求救国的道路，他愿化身“追光者”“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略尽一分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正如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一书中写道：“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我愿去，我不得不去。”

“到了客栈一看，糟不可言。”这个客栈有两种房间，“一种是一大敞门，上上下下横排着许多炕，来往小客商都住在那里”“还有一种是单间的，一间可住四个人，三个人不等，每天五角钱宿费。房里就只四张铺一张板桌，凳子都没有，窗子是不能开的，空气坏极。”考虑到此地距火车站相对较近，他们包下了一间“每天二块钱”的四人合住的房间。瞿秋白当夜又到车站取行李，“晚上一点钟，才把各事料理清楚，睡下。”

一路辗转到哈尔滨的经历，已然在瞿秋白的“心理变迁史”中留下了“一鳞一爪的痕迹”。在《饿乡纪程》中，瞿秋白将一路途经的奉天、长春、哈尔滨的社会风貌形容为：“从天津到哈尔滨，走过三国的铁路，似乎经过了三国的边界：奉天的中日相混，长春哈尔滨又是中俄日三国的复版彩画。哈尔滨简直一大半是俄国化的生活了。”中国到了不得不开辟新出路的时候了。

“福顺栈”旧影

哈尔滨当时非常寒冷。瞿秋白他们居住在“福顺栈”，宛若“天天坐在层冰严结的水晶宫”“窗子上的冰，一天天厚起来”“黯黯的一盏电灯，密不通风的大窗子，一张桌子两张凳子，四张板铺”“满屋子，桌子上凳子上床上，堆着报纸杂志笔墨纸砚、脸盆、牙刷，高高低低像乱山似的”。俞颂华开始还想搬家，因“一时找不着房子，只得罢了”。

“幸而不久就得到赤军占领赤塔的消息”“已有一些希望”，于是“大家也渐渐定心了”，把“哈尔滨一游”，当成了研究新俄国社会的“绪言”。

考察与收获：“先得共产党的空气”

20世纪初的哈尔滨，是马克思主义向中国传播的前沿阵地。哈尔滨激荡的红色革命空气，当时在中国关内和其他地区是难以见到的。

在哈尔滨期间，瞿秋白共发出报道13篇。其中，自己撰写9篇，与他人合作4篇。同时，还起草了《饿乡纪程》一书的前8章。瞿秋白在该书中几次提到，在哈尔滨先得“共产党的空气”。这是他在大量的社会调查中，接触到俄国十月革命在哈尔滨的余波。

在哈尔滨的51天里，瞿秋白大致做了以下四个方面的事情：一是深入开展社会调查，了解当时最敏感的中、俄、日外交斗争问题和哈尔滨人的生活状况；二是广泛地同苏俄和远东共和国在哈尔滨的官员和干部接触，了解苏俄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三是采访中东铁路俄国工党联合会和哈尔滨职工联合会负责人，参加俄国工党联合会举行的政治活动；四是写作，向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写消息，起草《饿乡纪程》。

瞿秋白所著《饿乡纪程》

瞿秋白“每日出去访俄国朋友，调查调查俄国的工人组织，并且搜集些俄文书报，以为研究劳农政治的材料”。在此期间，瞿秋白走过哈尔滨的“偏脸子”“三十六棚”等棚户区，目睹了穷困潦倒的工人苦力、“穷毛子”和像乞丐般生活着的中国同胞，接触和采访了苏维埃派到哈尔滨的官员，参加了他们的政治活动。瞿秋白最关心中国工人的命运，他多次去中东铁路哈尔滨总工厂听工人编的歌谣，其中有一首他记了下来：“三十六棚是冷寒宫，穷人过冬要人命，长夜没火难取暖，跺脚取暖到天明。”不管是乘马车、上饭馆，还是进理发店，他都要和车夫、老板、剃头的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

作为一名新闻记者，职业特性使瞿秋白以客观冷静的态度记录所见所闻，报道真实的路途见闻。在哈尔滨，瞿秋白不断将在这里的见闻发给北京《晨报》，内容多为介绍哈尔滨的“共产党空气”。在此期间，瞿秋白重点关注两个主题：一个是苏俄远东问题，一个是哈尔滨的情况。这两个问题不仅关涉他能否顺利到达莫斯科，也同苏俄的现实和未来紧密联系在一起，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相关联。

他在《哈尔滨之劳工大学》中写道：“据云哈埠共产党（指布尔什维克党）虽仅两百人，但哈埠至满洲里中东路工人有十二万，对共产主义颇有信仰。”

瞿秋白最早发出的新闻报道是《哈尔滨四日之见闻》，记录了他在哈尔滨头几日的所见所闻。他当时最注意的是俄国人、日本人在哈尔滨的情况，以及苏俄对哈尔滨的影响。当时“日本人在哈埠有五千余人，却也很有势力，满街插着日本旗的汽车、红十字会车、兵车，触目皆是”。此时，瞿秋白极为敏感地注意到日本计划殖民侵略哈尔滨的迹象，表示“日本人却趁此机会想取得中东铁路，日本人若得中东（铁路），哈尔滨就快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了”。可谓是提前预言了九一八事变、哈尔滨沦陷的悲剧历史。

瞿秋白通过调查发现，自中东铁路修建以来，哈尔滨的俄国工人反抗沙俄的斗争一直与其国内的革命斗争相呼应，哈尔滨是俄国革命和反革命两种势力在中国的聚集地。早在1905年，哈尔滨就出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的支部组织，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成立了工会组织——中东铁路职工联合会。该工会在领导俄国工人反对沙俄统治者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07年5月，中东铁路的中俄工人在哈尔滨共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中俄工人举行了多次大罢工，为捍卫苏维埃新政权作出了贡献。此时，中东铁路俄国工党联合会与哈尔滨职工联合会，是俄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活动中心，经常举办一些教育活动，团结中俄工人。瞿秋白认为，若能采访中东铁路工党会长首领及哈埠工会联合会负责人，意义更为突出。

1907年5月14日（俄历5月1日），中国工人首次集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经布尔什维克党员尤亭介绍，1920年11月21至22日，瞿秋白和友人廖连雅两次访问了中东铁路俄国工党联合会会长、《前进报》总经理国尔察郭夫斯基，谈了中东路交还中国、俄日关系、中俄外交等问题，了解到俄国工人运动的具体情况。通过这次访问，瞿秋白对国尔察郭夫斯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称他“年纪很轻”“精神饱满，年富力强，有很有作为的样子”。采访中，国尔察郭夫斯基也向瞿秋白提问：“俄国劳动人民对于中国国民未尝有丝毫的恶意，白党在哈尔滨勾结日本人暗杀新党首领（国氏也曾两次遇险）……不但扰乱治安，而且他们一旦得势，全满洲都成日本的殖民地，我们同是东方被压迫的民族，何以中国政府不知道果断实行而还是这样优容旧党，养痈遗患呢？”访问结束后，瞿秋白与俞颂华合写了通讯《中东铁路工党会长首领之谈话》，发表于11月30日和12月12日的北京《晨报》。

年轻时的俞颂华

1921年瞿秋白（右）与李宗武在莫斯科合影

12月8日和9日，经友人廖连雅介绍，瞿秋白访问了哈尔滨职工联合会会长洛拔诺夫，询问了哈尔滨职工联合会的宗旨、组织和工人的工作、生活状况，并探询了洛拔诺夫对哈尔滨市政的意见，和对远东统一问题的看法。访问结束后，北京《晨报》刊登了瞿秋白与俞颂华合写的通讯《哈埠工会联合会会长访问记》。1920年11月25、26日，上海《时事新报》刊登了瞿秋白与俞颂华合写的通讯《两个有党派关系的俄人对于俄国外交内政矛盾的意见》。

瞿秋白对哈尔滨俄侨的思想动态极为重视，做过较周密的调查与考察，写有《哈尔滨俄侨之舆论》一文，发表于1920年12月10日至11日的北京《晨报》。瞿秋白称此文“是关于俄人方面调查的一个总括的报告”，报道了俄侨关于“取消使领”“中东路管理”“哈尔滨市政”等三方面的看法，并陈述了自己的观点。

瞿秋白在哈尔滨凭借新闻记者的身份，不放过任何机会进行采访。他走过的地方，参加的场合，经历的事件和遇到的诸色人物等，甚至带有某些传奇色彩和冒险性质。他在哈尔滨广结朋友，其中有俄共党员，也有非党员，还有青年人。他曾与日本新闻记者交谈，还访问过由俄国国民民主党保守派主办的《俄声报》和谢苗诺夫派主办的《光明报》的编辑，了解到了谢苗诺夫勾结日本人的阴谋。

1920年的哈尔滨之行，是瞿秋白到哈尔滨最早的一次，也是停留时间最长、收获最大、对他影响最深的一次。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中感慨：“我在哈尔滨闻到了共产党的空气。”这是他一生中最关键性的一步，决定了他此后所选择的革命道路。

震撼与觉醒：“第一次听见《国际歌》”

在哈尔滨的51天，带给瞿秋白许多新鲜体验，尤其令他难忘的，是第一次在哈尔滨听到了《国际歌》。

在哈尔滨期间，受中东铁路俄国工党联合会会长国尔察郭夫斯基之邀，瞿秋白参加了在哈尔滨召开的庆祝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三周年大会。正是在这次庆祝活动上，瞿秋白第一次聆听到《国际歌》。对此，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一书中作了较为详尽的描述：

十一月七日是彼得城发生世界上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的日子（俄国向用希腊历，比西历迟十三天，十一月七日乃俄历十月二十五日，所以谓之“十月革命”)。我当时还在行止未定，得一俄国友人的介绍去参观他们的庆祝会。会场是哈尔滨工党联合会预备开劳工大学的新房子，那天居然得中国警察厅的许可，召集大会。

会场里拥挤得不得了，走不进去。我们就同会长商量，到演说坛上坐下。看坛下挤满了的人，宣布开会时大家都高呼“万岁”，哄然起立唱《国际歌》，声调雄壮得很——这是我第一次听见《国际歌》，到俄国之后差不多随处随时听见，苏维埃俄国就以这歌为国歌。

《瞿秋白·心中流淌的国际歌》（国画）

在这次大会上，瞿秋白还听到了有关“庆贺苏维埃政府”“俄罗斯共产党”“第三国际”“世界革命”等方面的演说。会议结束前又得到赤塔远东新政府在这一日宣告正式成立的消息，还听了从莫斯科刚到的一个共产党人的报告，大家更加激昂慷慨，欢呼万岁。“大会完之后我们就到俄国友人——一多数党——家里去晚宴。屋子里放着盛筵，电灯上包着红绸，满屋都是红光，红光里是马克思、列宁的肖像。”“忽然席间来了一位刚从莫斯科到此的共产党，又站着演说。”

在反动军阀统治下的哈尔滨，大规模集会竟然可以不受限制，国际歌可以“聚而合唱”，马克思、列宁的照片可以“公开亮相”，共产党人可以“站着演说”。这种红火的政治氛围使瞿秋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第一次看到和感受到了共产党的力量与决心。

《国际歌》豪迈的歌词和激昂的旋律，强烈地震撼着瞿秋白的心灵，使他热血沸腾、激动不已。对于寻找未来中国的“光明的路”，瞿秋白也在这“声调雄壮得很”的歌声中找到了信心。瞿秋白经历过五四运动群众罢课罢市、演讲欢呼、与军警肉搏这些轰轰烈烈的场面，但是像在哈尔滨这样欢呼十月革命胜利、引吭高唱《国际歌》、纵情畅谈共产主义的场景，在当时的北京和中国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是无法想象的。虽然这类活动是俄侨中的布尔什维克党、进步群众组织的，但也有许多中国工人参加。此时的瞿秋白，已经在《国际歌》声中渐趋觉醒，已不再是从北京启程时的那个懵懂青年了。

正是在哈尔滨的这次难忘经历，让瞿秋白萌生了把《国际歌》介绍到中国来的想法。在20世纪初，《国际歌》只有歌词传到中国。在瞿秋白翻译《国际歌》之前，《国际歌》在中国已有三种译文，但是没有一种译得完好且能够唱颂。《国际歌》最早的译文刊登在1920年10月《劳动者》第二期上，当时将歌词最后一句译成“最后的奋斗，快联合，将来之世界只有人类全体”。同年11月，在法国出版的《华工旬刊》上也译载了《国际歌》，歌词最后一句被译成“团结我们，明朝的国际，才是人群。”1921年的《小说月报》又译载了《国际歌》，把歌词最后一句译成“人类都将同着第三国际党，一块儿奋起！”总之，这三种已有的译文都不能准确、完整地表达原歌词中的真正含义。瞿秋白下决心要译出“能够让千万人用中文唱出来”的《国际歌》。

瞿秋白多才多艺，既会弹钢琴，又会谱曲，加上他渊博的知识，到苏俄后不久就把《国际歌》歌词译成中文，并配到歌谱里。在翻译时，为了使《国际歌》的歌词中国化，瞿秋白参考了俄文、英文、法文等文本，反复校译，力求准确。特别是在翻译“国际”一词时，参照了许多国家的音译做法，直接用同音字代替，写成“英特纳雄耐尔”。这样，无论是哪个国家的人唱起来，这个词的发音都一样，收万口同声、情感交融之效，表达了全世界无产者的共同誓言：一定要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这样的译法一直沿用至今，其中有着瞿秋白的一番苦心，更寄寓着他对于中国革命未来的美好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