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智慧无法解决古今中西之变的问题
今天的主题“中华文明的历史决断”有交叉学科的含义，“中华文明”某种意义上是很泛的文化与伦理学问题，但“历史决断”带有政治和法学的意义。二百年来，中国一直面临着核心的两个经纬性问题——“古今之变”和“中西交汇”。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解决好，甚至还处在惊涛骇浪、艰难险阻之中。二百年按说时间也比较长了，但“古今”、“中西”这两个大问题，到今天别说解决了，而是仍然处在重大的关头。
从甲午之战到民国肇始直到今天，我们都面临着这两个问题。有人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充满智慧的民族，但我们在二百年的过往历史中居然没有解决一个政治民族重新确立自己在现代社会中的根基问题，何以谈智慧，何以谈成熟。这个“根基”既是政治共同体赖以立足的根基，也是文明共同体赖以立足的根基，政治与文明是我们还没有迈过的门槛，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关键是这个政治文明的现代性之门槛，尚没有迈过去。三千年传统积累的中国智慧，但某种意义上，难以应对“古今”“中西”这两个大问题的诘难。我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着同情性的理解，甚至非常礼赞。但我觉得认同和礼赞是一回事，质疑与叩问是另外一回事。面对当今的攸关问题，传统的生存智慧、生活方式、礼仪制度无法直接给我们解决问题的重要拐杖，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因此，我对近几年逐渐盛行的儒家保守主义尤其是所谓的政治儒学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古代什么都有，似乎早已完成了古今中西之变的问题。试问：如果早就完成了，为什么近两百年来我们屡屡面临着严峻的国族危亡问题？官场腐败、道德沦落，国将不国，文明难以存续，共同体难以自保。如果一个文明共同体富有活力的话，岂能出现这样的困局。应该看到，这是一个新问题、一个涉及古今之变的现代性问题。传统的生存智慧和生活方式，在过去经久的历史实践中，曾经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辉煌，但这种辉煌难以存续，我们面临新的挑战，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一个开放的、敞开的，审慎又理性的认知和判断。儒家保守主义在这点上有些愚蠢，仍然幻想“帝王师”，不能与时俱进，他们并不是活的、充满生命力的儒家学说。如果孔子活在今天，也不会像现在某些所谓的大陆新儒家那样胡言乱语。
“越是中国的越是世界的”是一个错误命题
以前在各个领域的宣传中，“越是中国的越是世界的”的观念似乎很深入人心。从逻辑的角度，我对此是不赞同的。从古今中西交汇的中华现代社会转型问题而言，我认为这是一个低级命题，一个自外于世界的命题。这样的逻辑隐含着以特殊性而不是普遍性为依据。相反，我主张“越是世界的越是中国的”的观念，我认为一个真正的现代人的胸襟，首先是立足于普遍性，然后在普遍性中张扬自己的特殊性，形成富有生命力的个体性存在。“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观念则是立足于特殊性，以特殊性的尺度评判普遍性，那你的眼界和标准就非常低了，把自己变成特殊性，面向世界是以特殊性为标准，普遍性就变成了外在普遍性，不是真正的普遍性。所以我主张“越是世界的越是中国的”。无论是个人还是一个文明共同体，你的出发点是特殊的，不要害怕融到普遍性中自己就消逝了。在普遍性中，你的特殊性才显示出来，这种显示出来的特殊性才是非常有光辉的特殊性。如果“越是中国的越是世界的”，等于最后的结果是被历史文明所淘汰。
“越是中国的越是世界的”是一个不经反思的命题，一开始就以特殊性作为出发点和标准，这就丧失了普遍性，最终导致自我封闭，闭关锁国，自外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人类五千年文明史中，多少个民族和国家生生死死，但真正留下印记、存续下来，甚至现在依然有生命力的，肯定是那种能够分享普遍性，本身不怕在普遍性中丢失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这才是历史中存在下来的文明逻辑。这是一个常识。
在历史源头寻找优良的制度是一种迷失
“越是历史悠久的就越是优良的制度”，这似乎也变成时下人们未经思考的一种观念，尤其是在保守主义于近几年盛行后，追溯至历史源头，把过往的礼仪制度说得天花乱坠，似乎也成为一种时尚，我认为这也是一种迷失。不排除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存续着一些优良的制度、优良的文明、优良的美德，但是，它们是有时间性的。如哈耶克说的，在自生秩序的扩展中打破封闭性，在新的更大共同体中逐渐得到发扬和进一步展开的礼仪制度、文明制度、法政制度，才是优良的。
一个在当时比较优良的制度，如果在历史过程当中没有进一步富有生命的延续，最后也会变成失去生命力的一具僵尸、一个化石。我们所说的真正优良的制度，应该是在历史当中传承下来的，并能够在当今依然富有活力地予以实施的制度。历史的追寻要有节制，要保持审慎的美德，而不是一味复古。在当今保守主义盛行的时候，鼓吹在历史残迹中追寻所谓的良制，对此我们应该保持警惕。真正的美仪良制是在历史过程中富有生命的焕发出活力，能够解决当今现代每个人、每个共同体生存的基本问题，这样的良制才是真正具有历史内涵的良制。
两百年间的激进主义逻辑使我们无法从容地寻求文明再造
“中华文明再出发”，这里的“再”字，不是重复的意思，而是文明的新造。中国文明上至五千年，这里我就不多说了，就说二百年当中，一直有激进主义的革命逻辑盛行，使我们无法从容地寻求文明的再造。“再造”包含了几个含义：首先是进入现代社会的法政意义上的政治制度重建，传统历史中没有人民主权。第二个是工商社会的重建，传统历史中没有一个工商社会的经济制度重建。第三个是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实现道德的重新奠定，在一个市民社会中如何重建市民社会的道德。如亚当·斯密那个时代，新兴的资本主义重建了一套“道德情操论”一样，我们需要在当今社会建立起一套新的和现代市民生活、工商社会、法政秩序相匹配的道德基础。
所以，法政重建、工商社会重建、道德重建三个核心点，从传统的三千年王朝历史中是拿不到的，我们可以追溯历史传统中某些富有生命力的颗粒，但当今中国社会的文明与道德的基础性制度设施之开展，必须重新开始。二百年来，尤其是1949年之后的近七十年来，我们基本上没有认真地正视和面对这三个问题。这样的话，“中华文明再出发”就是值得我们反思和重新思考的问题。
新儒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义利之变”
提问：传统儒家的伦理思想在当代工商文明形态下的市民社会的道德重建方面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或者在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过程中，是否可以自生自发出一套新的道德体系？
高全喜：我一直说自己是半个新儒家，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对此，我多年前曾经专门写过一篇长文章，讨论这个问题。我在研究苏格兰启蒙思想时，一直关注一个被社群主义著名学者麦金泰尔称之为“休谟的英格兰颠覆”的现代道德哲学问题，我认为苏格兰启蒙思想的道德哲学，尤其是休谟和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很好地解决了麦金泰尔所谓的他们“颠覆和破坏了英格兰传统已有的道德”的指责，相反，苏格兰启蒙思想或苏格兰道德哲学的最大贡献，就是为现代的市民社会或工商社会提供了一个道德基础的论证，即现代经济社会依然可以存在或发扬自己的“道德情操论”，这个新道德不是像法国那样以破除旧道德为前提，而是从传统道德那里继承与延续下来，但需要现代工商社会的制度之洗礼。
我批评某些新儒家，是批评其企图把传统道德在现代社会予以直接延续的设想，这里面有一个制度转换的问题。新儒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义利之辩”，在工商社会如何建立起一个既能够传承传统道德、但其制度基础又是现代工商社会的新道德，这是新儒家的最大问题。传统的“义利之辩”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排斥了整个工商社会对于个人利益以及权利的追求，忽视了个人利益中的权利之正当性的维度，这是一个根本性的症结点。利益本身是否有“义”的问题，这在工商社会是可以证成的，即建立起在利益共同体的正当基础，这一点和儒家传统的道德有所不同。但是，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这些所谓的中国传统德性，通过休谟所说的苏格兰思想之制度转型的洗礼，是完全可以重新树立起来的。所以，我觉得传统儒家思想在工商社会中可以延续，但传统儒家思想的制度基础、社会基础要经历重大的变革，要完成古今之变的转型。我不赞同新儒家不正视古今之变的以传统的“义利观”来解决现代社会的利益与权利的法律与道德的纠结问题。
本文系腾讯思享会活动发言节选；编辑：陈菲；文中标题与图片皆系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