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观察：上海聋哑老人唯一房产被至亲偷偷卖掉，老人监护问题需更多关注

祝大强今年就将年满70岁了。他怎么也想不到，亲弟弟祝大伟会在母亲去世后，侵吞了自己2万多元退休金，还偷偷把自己的房子卖了，200多万房款全部据为己有。

一夜之间无家可归的祝大强开始了要回自己财产的“战斗”。一路上，他得到了来自法援律师、检察官等众多帮助。终于，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要求祝大伟归还全部卖房款和侵吞的退休金。

祝大强的遭遇并非个例。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逐渐进入深度老龄化的上海，老年人的监护问题越来越多，需要全社会的更多关注、共同解决。

亲弟弟卖掉哥哥名下唯一房产

出生于1955年的祝大强是一名听力三级残疾、视力四级残疾的残障老人。不过，这不代表他不能正常工作和生活。他在上海一家印刷厂工作多年，退休后每月能领到数千元退休金。

原本，祝大强和母亲居住在普陀区一套房子内，房子登记在母子二人名下。母亲去世后，祝大伟向哥哥提出一起去做个公证，放弃自己应继承的房产份额，因为祝大强本来就是房屋所有人，这样将来出售房屋时就不用再交税了。

2020年7月，祝大强在弟弟的陪伴下去做了公证，这套房子全部归到祝大强名下。然而，2020年12月，在祝大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这套房子却被祝大伟以218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他人。之后，祝大伟用一部分卖房款在嘉定区买了一套新房。

失去唯一住所后，祝大强只得暂时借住在朋友家中。面对哥哥的质问，祝大伟声称卖房是为了帮哥哥换个大一点的房子，并表示嘉定这套房子就是买给兄弟二人的，祝大强可以搬过来住。但事后法院查明，祝大伟花150万在嘉定区购买的这套住宅，只登记在他一人名下，剩下的钱全部用于儿子结婚。

除了愤怒，祝大强也很困惑：房产证上现在只有自己的名字，祝大伟为什么能顺利卖掉，还能完成过户等全套手续？他向所在街道、居委、民政等多个部门一一求证，还找了法律援助律师，逐渐摸清了事情的原貌。

2019年，祝大强在弟弟祝大伟的劝说和陪同下，曾对民事行为能力进行过鉴定。当时祝大强的智力检测分数处于临界值，加之聋哑的特殊情况，在回答鉴定题目时，需经人翻译，信息传递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种种因素让祝大强在回答问题时，显得有些胡言乱语。鉴定中心最终认定其轻度精神发育迟滞。但他本人对这一结果并不知情。

随后，祝大伟又以身份证到期帮忙更换为由，拿走了祝大强的身份证，转头就向法院提起诉讼。2019年8月，法院宣告祝大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弟祝大伟被指定为他的监护人。

有了监护人的身份，祝大伟在卖房时自然不会遇到什么障碍。事实上，除了房产，祝大伟还曾利用监护人的身份，变更了祝大强接收养老金的银行账户，将祝大强2019年10月至2020年2月间的养老金2.7万余元转走。

连续数月没有养老金进账，失去了生活来源，很快引起了祝大强的注意。他自己找到街道，又将养老金账户改了回来。对于自己的这一行为，祝大伟辩解称是为了防止哥哥被骗。

各方相助老人终于成功维权

了解情况后，祝大强本欲一纸诉状将弟弟告上法庭，然而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他却“碰壁”了：律师告知，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法独立提起诉讼，需由监护人代为提起诉讼。可祝大强的监护人正是自己要起诉的弟弟祝大伟，这条维权之路就此中断。

期间，民政、残联等单位也曾介入，找了祝大伟谈话，要求他正确履行监护人职责。祝大伟嘴上虽然答应，但并没有做到。

就在这时，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接到了相关部门移送的案件线索，并联系上了祝大强。

“在初步交流中我们发现，祝大强虽是聋哑人，但使用微信打字完全可以正常沟通，不像是失智老人。”普陀检察院检察官韩欣暐说。

之后，检察官走访了祝大强原居住地所在的街道、居委、派出所，还联系了他退休前工作的单位。各方均反馈祝大强有文化，平时能自行办理各项事务，没看出智力方面存在问题。了解事情经过后，检察官认为，弱势群体合法权益应该受到保护，可以通过民事支持起诉的方式帮助老人维权。

正式受理祝大强的支持起诉申请后，普陀检察院民事检察官调阅相关民事案件卷宗，厘清办理思路：只有法院恢复祝大强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他才能够独立提起民事诉讼，追讨属于自己的财产。

2023年9月，在民事检察官的陪同下，祝大强再次进行民事行为能力鉴定。这次鉴定全程以祝大强手写答案为主，避免了翻译沟通中的误差。最终，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祝大强目前无精神病性障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民法典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被人民法院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经本人、利害关系人或者有关组织申请，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其智力、精神健康恢复的状况，认定该成年人恢复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检察机关据此支持祝大强提起诉讼，2024年1月，法院作出判决，恢复祝大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恢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后，祝大强于2024年4月正式向嘉定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祝大伟赔偿自己218万元卖房款及2.7万元养老金等，并支付相应利息。

法院审理后指出，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的权利，受法律保护。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给被监护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本案涉案房屋原登记在祝大强及母亲名下，之后因被告祝大伟等相关权利人办理放弃继承权公证，祝大强对该房屋享有所有权，祝大伟自行处置该房屋并将售房款据为己有的行为损害了祝大强权益，应赔偿该房屋价值损失。祝大伟称将祝大强工资卡中的款项取出后是为了给原告生活费、鉴定费等，但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法院不予采信。最终，嘉定法院一审判决支持了祝大强的全部诉讼请求。

“谢谢你们为我的案子跑前跑后，四处调查，没有你们的帮助，我肯定没办法恢复行为能力，更不可能胜诉。”案件宣判后，祝大强委托代理律师，给普陀检察院写了一封感谢信，感谢检察机关的帮助，保护了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监护人侵占财产案件屡屡发生

上海是全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根据统计，到2023年年底，上海“纯老家庭”老年人数已达178.3万人，独居老人约33.4万人，孤老人数2.58万人。近年来，上海已发生多起近亲属试图通过法律手段获得监护权，进而占有老人财产的案件。

去年，徐汇检察院披露了一起案件。年过八旬的涂老伯夫妻因病住院后，养女涂某将两位老人的身份证件、工资卡、津贴卡、医保卡和现金全部拿走，并向徐汇法院请求宣告养母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宣告养父为限制行为能力人，申请指定自己为二老监护人。

年迈的父母还未出院，女儿就着急履行获得监护权的法律程序，这不符合常理的情形引起了主审法官的注意。经过调查，依照涂老伯的意愿，法官依法追加了居委会作为共同申请人参加诉讼。与此同时，徐汇检察院依托该院与辖区内各街道对接的“汇心检察”平台收到案件线索，决定支持涂老伯起诉。

最终，徐汇法院认为，在案证据足以证明涂某具有故意隐瞒并私自处分父母财产的行为，且不具备妥善管理父母财产的能力，因此，在尊重涂老伯意愿的基础上、从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出发，判决指定居委会为涂老伯夫妻的监护人。

需要指出的是，监护权和财产处置权不能混为一谈。就算老人已经失去民事行为能力，除非另有约定，否则监护人也不可随意处置其财产。

家住静安区的李阿婆年近七旬，未婚未育，四十多岁开始患有慢性精神分裂症，先后长期在精神卫生中心、某护理院康复治疗。由于父母多年前均已去世，2015年，经李阿婆的兄弟姊妹协商一致，由李阿婆的二哥李军担任她的监护人。

随着病情日益严重，李阿婆的自理能力越来越差。2017年5月，李军正式接收和管理李阿婆的身份证、户口本、银行存折等证件材料。没想到的是，李军在未告知其他兄弟姊妹情况下，擅自将李阿婆的全部银行存款78万余元转入自己妻子账户；还陆续从李阿婆的养老金、补贴等账户提取银行存款合计43万余元。此外，李军将自己儿子的户籍迁入李阿婆户籍所在并长期居住的公房内。

李阿婆的大哥李明知道弟弟李军的行为后非常震惊，一怒之下将李军告上法庭，要求人民法院撤销李军的监护人资格，将妹妹的监护人变更为自己。

静安法院审理后，判决撤销李军的监护人资格，同时结合李阿婆的实际人身照管及现状，综合考虑李明的监护意愿、身体情况和精力状况是否适宜履行监护人职责，从被监护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考虑，确定由李明担任李阿婆的监护人。

探索如何构建完善的监管体系

对于包括老年人群体在内的成年人监护问题，我国法律已做出了明确规定。但不论是法定监护还是意定监护，在实践中都面临着一个共同问题：如何有效监督监护人？

在一位承办过多起老年人维权案件的资深民事检察官看来，关键还是要引入公证处、社会组织等更多第三方力量，构建起相对完善的监管体系，“就像我们保护未成年人那样保护老年人。”

在这方面，上海各区已经做了一些探索。去年，嘉定法院在办理一起老年人监护案件时，创设了“监护人履职报告+法院指导监护人履职报告”复合机制，法官制作梳理出了“两表一指示”：成年监护指示、被监护人人身及财产情况一览表和监护台账，监护人需严格按照表格填写，定期发给其他兄弟姐妹，接受监督。

这是上海首例人民法院指导监护人合理合法履职案，嘉定法院相关负责人认为，这一机制不仅适合家庭监护，还可以推广用于公职监护、社会监护制度。

徐汇检察院则想到了用提存公证职能来保护被监护人的财产。去年，徐汇检察院与区法院、区民政局、区司法局一同会签《助老排忧协同工作机制（试行）》。

该机制可以追溯到2023年，徐汇检察院办理的一起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失位案件。年近七旬的杨老伯因患有精神分裂症，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住了20多年，作为监护人的亲弟弟不仅对他不闻不问，还长期把杨老伯的社保卡据为己有。

在检察机关的支持下，杨老伯户籍所在地的居委会向法院起诉，获得了杨老伯的监护人资格。为了确保新的监护人能受到有效监督，徐汇检察院联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徐汇公证处、居民委员会，联合制定了工作方案，在全市首创了精神障碍患者医疗生活备用金提存机制。

根据方案，居委会担任监护人之后，将杨老伯名下的大额资金交由徐汇公证处提存保管。由于杨老伯仍需住在精卫中心接受治疗，为方便其生活，小额活期财产由精卫中心代为保管，可自行提取，但每个财务年度都要向作为监护人的居委会出具一份资金使用报告。

之后，徐汇检察院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徐汇区民政局、徐汇区司法局、徐汇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徐汇区残疾人联合会共同签署了《关于共同保障精神障碍患者合法权益的工作机制》。在办理完涂老伯监护权案件后，这份机制升级为《助老排忧协同工作机制（试行）》，将权益保障的受众从精神障碍患者扩展到了更广泛的老年人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