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记载，秦始皇临终前的遗诏，是立公子扶苏为太子。赵高为了一己之私，多次劝说李斯篡改秦始皇遗诏，将其改成了立胡亥为太子。
《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所以说后世的人们在读历史时，首先会偏向于《史记》中的记载，认为只要是《史记》记载的事件，就一定是正史，是真实存在的。
别的文献所记载，只要跟《史记》不符，就一定是野史，是不可信的。
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史记》记载的事情，就全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吗？
答案其实并非如此，事实上对于《史记》中的内容，单论胡亥继承权是否合法这一问题上，多年以来便一直存在着争议。
司马迁的《史记》，说胡亥的继承是不合法的，是靠篡改诏书得以上位。
而在别的一些文献中，却承认了胡亥的继承是得到秦始皇允许的，也就是说，胡亥的继承权是合法的。
如果胡亥的继承权是合法的话，《史记》的公正性就受到了挑战，更为重要的是，司马迁究竟为什么非要说，胡亥是篡位登基呢？
一、《赵正书》主张胡亥继承合法！
《赵正书》是北大收藏的西汉竹简，该竹简抄录于西汉中期，但内容可能源自西汉初期甚至秦末，作者或为六国贵族后代，仍沿用战国时期对秦王的称呼。其叙事角度与汉朝官方史书《史记》不同，反映了秦末至汉初历史书写的多元性。
《赵正书》中明确记载，胡亥继承皇位，是得到秦始皇允许的，原文如下：“丞相臣斯、御史臣去疾昧死顿首言曰：“今道远而诏期群臣，恐大臣之有谋，请立子胡亥为代后。”王曰：“可。””
二，考古文物佐证！
2013年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的《秦二世元年文告》中，胡亥自称“朕奉遗诏”，强调其继位合法性，与《赵正书》记载一致。这类官方文告的内容难以被后世篡改，进一步支持了胡亥合法继位的可能性。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条证据是胡亥自己说的，真实性有待商榷，因为就算胡亥是篡位继承，他自个也不可能承认不是？
综上所述，胡亥的继承是否合法，便由此产生了争议。要么如《史记》中所说，赵高跟李斯合谋，为胡亥篡改秦始皇遗诏。
要么如《赵正书》所说，胡亥的继承权是得到秦始皇临终承认的。
可如果胡亥的继承权是合法的，那么司马迁在著作《史记》时，为何要污蔑胡亥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各自的政治立场不同罢了。
司马迁作为汉朝史官，其立场可能受汉朝官方意识形态影响。汉朝以“伐无道，诛暴秦”为合法性基础，因此将胡亥塑造为篡位者、赵高为奸臣，有助于强化秦亡的必然性。
例如，《史记》中胡亥的形象完全被负面化，而扶苏则被赋予“仁德”标签，这种对比或为政治服务。
总而言之，支持《赵正书》的人，认为胡亥的继承是合法的，并且赵高被污名化。
反观支持《史记》的，则坚持相信“沙丘政变”。
然而不管争议如何，对于胡亥的暴政是没有多大争议的，强调胡亥的残暴统治是公认的，无论继位是否合法，他的统治导致了秦的灭亡。
总结
《赵正书》的出土揭示了秦末历史叙事的复杂性，但司马迁是否刻意“污蔑”胡亥仍需审慎判断。更可能的情况是，司马迁受限于史料和政治环境，选择了符合汉朝主流意识形态的叙事。
而胡亥的合法性问题，本质反映了历史书写中权力、记忆与真相的博弈——真相或许永远无法完全还原，但多元史料的碰撞为我们提供了更立体的历史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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