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张伯驹在丛碧山房寓所花园留影，寓所原为李莲英旧宅
啥叫“文人”？有人说：文人就是舞文弄墨者。我同意这个看法。那些有大学文凭或硕士、博士文凭的人，那些官员、教师、工程师、科学家、经济师等等，他们也都会写文章，有的还有作品，但他们不是本质意义上的文人。
我以为文人原本就地处边缘，是可有可无的一群。自由是他们的底色，追求自由是他们的特性。所以，他们可以放浪不羁，可以胡言乱语，可以傲视权贵，可以纵情酒色，可以一掷千金，某些颓唐行为固然为正人君子所不齿，但并非堕落。只要你接触的文人、艺人多了，就会知道：在其放浪形骸的内里，也有着传统道德的支撑。像张伯驹的收藏，叶盛兰的脾气，马连良的摆弄小玩意，言慧珠的钻戒和一百多件的毛皮大衣。他们当中，有人还有“抽”、“赌”、“嫖”的恶习。总之，“台上风流，台下也风流。”一生至死，都是“公开展示的存在”。
这种生活状态，风姿样式，人生观，价值观，也都自然而然地反映在他们的文字里，歌咏里，表演里，画作里。梅兰芳一生崇尚的是“美”。你去梅宅，任何时候见到他，都是皮鞋光亮，头发光亮，一副雍容华贵相。所以，他演的杨玉环即使受了冷落，备觉苦闷，那也是贵妃。张伯驹说是金融家，其实不大会理财。天天游东逛西，应酬唱和，戏院堂会，玩得没完没了。一生只懂、只会、只爱三件事：诗词，唱戏，文物。想不到吧，就是这么个散淡不羁之人，在这三个领域都搞出了大名堂，为国家做出了杰出的文化贡献。有人说，张伯驹的成就很大成分来自于钱。那么，给你一百亿试试，你能识别宋画吗？能唱诸葛亮吗？能填《金缕曲》吗？
去也，这些民国旧事！有意思的是：这些“去者”，今天竟成为我们再三品味的话题。我所熟悉的学者孙郁写民国人物“狂士”的文章，一篇连一篇，一本接一本。为什么要写这些旧人？他说：因为他们更耐人寻味！的确如此，张爱玲就比丁玲有着更多的“味道”。
这张梅家全家福是四十年代旧照，前排左起：梅葆玥、福芝芳、梅葆玖、梅兰芳，后排左起梅绍武、梅葆琛
在上个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老文人、老艺人以及他们所从事的行当，都不再吃香。文人是落后的，戏班是封建的，字画属于四旧，生活是腐朽的。于是，清算，批判，下放，斗争，戴帽，劳教。在被强制化、规范化、驯化的同时，文人、艺人自己也开始不得不学着“自查”，“自律”，直至“自觉”。那时我们国家的高层行政领导，也有例外，比如彭真。他担任北京市市长，中共北京第一书记。他全部工作的业绩，我不清楚。但对北京的几个京剧名角，的确非常爱护，且网开一面，批准北京京剧团的几大头牌，如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继续可以“抽”，但严格控制。
据我所知，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著名京剧演员关肃霜从云南来北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烟瘾”发作，弄得大会工作人员惊骇不已，手足无措。身为委员长的彭真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刻叫人拿着他的特批条子，到北京医院领取一支杜冷丁。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所有演员无一例外下到郊区干农活。彭真知道后，让他们陆续回城，并说：“把手指弄坏了，今后还怎么演戏？”北京市文化局和宣传部向他汇报马连良爱钱，他在1955年1月的北京市第二次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说：“快过年了，大家要看戏，再讲讲看戏。管文艺工作的死命骂马连良，市委有个资料，也骂马连良，演一场戏九百多万元［旧币，折今币九百多元］不干，非要一千多万［旧币，折今币一千多元］不可，好像马连良的思想问题不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就完不成。从这里，也可看出同志们的思想。
梅兰芳（右）与梅葆玖
其实，马连良既不是党员、团员，据说已经六十多岁了，大概也不是少先队员，就是唱戏的。就是‘我唱戏，唱得好，你给我钱’。所以，对马连良的要求不要那么高，这是一。第二马连良戏唱得好，卖座，群众多花几个钱，也愿意看他的戏，我们管这个干什么……宣传部管戏剧就是管思想，只要思想上不反动，没有害就准演。至于说［对人民］无利，打扑克有什么利？只要娱乐就有利了。你老人家又不给人家创作，又不许人家演这个、演那个。我们要去管大的思想，管政策。很多事不去管，非去改造马连良的思想不可，这有点兴趣主义，抓到哪里就搞到哪里。马连良思想能否改造，我有点怀疑……马连良的思想最好是共产主义，但落点后也不很重要；只要他演戏、卖座，大家喜欢看，看了解闷就行了。”
老实讲，当年彭真对文艺，对文人、艺人的了解比我们现在的文化宣传部门的领导干部深刻得多，其政策水平也高得多。在彭真的领导下，北京市京剧团演出和创作了一批很不错的戏，如《赵氏孤儿》。张君秋也在这个时候形成了自己的流派 —— 张派，这是1949年后惟一形成的京剧流派。
一个国家的艺术若跌入低谷，我以为首先是人文气息，艺术气息的丧失，是文学家、艺术家身上散发的随意，温润，自然，悠然，超然的文化状态的丧失。所谓文化状态，说穿了，无非就是一个人的生命状态。所以，想把文学艺术搞得有点样子，恐怕不是出什么经典，而是尽可能去还原文人、艺人的生命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