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新闻学院教授）；钟腾达（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5年第2期
导 读：
在社会深度转型与新媒介技术迭代的双重背景下，新闻传播拔尖人才应该具备何种核心能力，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什么作用？本文聚焦社会沟通能力进行探讨：首先，考察新闻传播拔尖人才的培养背景，对社会沟通能力做愿景建构；其次，分析社会沟通能力的基本内涵；最后，呈现社会沟通能力培养的实践路径。
一、引言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阶段，党和国家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是党的二十大的重要部署。在数字智能时代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当下，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也急需高层次人才的创新创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着力加强创新能力培养”。能力（competency）是在特定环境中，将低阶技能（显性知识应用）与高阶元能力（如学习、适应、预测和创造）有效结合并灵活运用[1]，导向有效行为结果的潜力[2]。20世纪90年代起，能力本位教育（competence-based education）成为欧美高教界关注的重点，其教育模式也从职业能力培训为主的行为主义导向，逐渐转变为注重多维能力培养的建构主义导向[3]，强调技能、知识和价值观的协同融合[4]。中国正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也需要从知识型、技能型训练转向能力型培育，探索契合中国发展需求的高维能力。
在社会深度转型与新媒介技术迭代的双重背景下，新闻传播拔尖人才应该具备何种核心能力，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什么作用？本文聚焦社会沟通能力进行探讨：首先，考察新闻传播拔尖人才的培养背景，对社会沟通能力做愿景建构；其次，分析社会沟通能力的基本内涵；最后，呈现社会沟通能力培养的实践路径。
二、愿景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新闻传播拔尖人才再定位
随着全球进入数字智能时代，媒介技术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催生了新闻传播行业及其教育体系的新需求。时代发展、新闻业转型与新闻教育目标升级，三者共同定位了新闻传播拔尖人才的培养背景，也体现了把社会沟通能力作为人才培养核心能力的可行路径和基础条件。
（一）时代需求：数智社会的传播失序与共识构建。中国正处于深度媒介化的社会转型期，移动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在信息传播、时空重组、社会交往与社会分化等方面形塑中国社会的变迁。[5]随着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在社会各阶层的扩散与应用，个体价值与关系网络通过“连接”与“聚合”得以激活和赋权。[6]但与此同时，数字智能时代也给社会治理带来一系列新挑战，其中传播失序问题尤为突出。具体来说，数字鸿沟影响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网络舆论碎片化、情绪化和极端化倾向日益突出，网络民粹主义激化社群对立，社会意识形态割裂的风险加剧，不同群体难以在公共议题上达成事实和价值层面的理性互动。
在数字公共空间意见竞争呈现日益活跃、异质与杂合态势的背景下，社会治理的关键就在于构建和凝聚社会共识，以此塑造群体的公共认同，推动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需要注意的是，共识构建不是通过“操纵”和“说服”仅允许一种声音存在，也非无限制地接纳社会所有意见，而是积极寻求最大公约数，在社会行动和决策允许的条件下，形成互相理解并相对一致的舆论生态。社会交往在承认差异和矛盾的前提下保持“可容忍的冲突”，通过事实、情感、价值的共享共鸣实现“数字共通”。[7]有学者提倡，公共传播应转向公共协商，促成多元对话和偏好转换，抵达多元共识和公共偏好。[8]因此，共识构建的重点是通过多元行动者的开放参与，畅通建设性对话渠道，确保事实性信息和理性态度在公共空间中的“可见”流动。换句话说，共识构建国家治理现代化，也即“确立行动者网络各节点间主体间性地位实现”的过程。[9]
（二）新闻业转型：推动社会参与和互动的文化装置。技术驱动下的媒体生态系统也在经历剧烈变革，迫使传统新闻机构重组工作和运营流程，并影响其新闻权威、文化与价值观。伴随着媒体公信力危机，对新闻业职责与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义成为当前的重要议题。在政策、市场和技术复合逻辑影响下，主流媒体逐渐从传统的新闻生产者和传播者转变为深度嵌入社会系统的实践装置，承担起协调社会参与和互动、推动社会文化再生产的职责。
具体来说，在新闻传播活动层面，互联网平台引发新闻信息生产、分发与消费流程变革，用户成为新闻生态中的核心力量。[10]组织化新闻生产正在变成多中心“节点主体”展开的动态“协作式新闻布展”[11]，塑造新的信息生产协同网络[12]。在新闻业与社会文化层面，政治、经济、公众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媒体的市场化和数字化转型。新闻改革在与社会各子领域的嵌入、脱嵌与再嵌过程中，呈现出一种系统性的社会文化实践。[13]在新闻业与社会治理层面，媒体深度融合的实践领域拓展至连接与整合社会资源要素的过程中。[14]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强烈要求媒体深度嵌入主流舆论传播、公共服务、国家治理等社会发展的关键环节。[15]
新闻传播从业者的媒介角色也更加向“社会引导者”和“共识建设者”靠拢，一方面，针对公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供给事实、意见和情感，帮助其形成更全面和理性的社会认知；另一方面，借助新技术和新平台，传递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促进社会利益和社会责任的共建共享。全球范围内，数字变革正呼吁记者充当社会侦察兵（scouts），注重捕捉、研究和分析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议题，纠正虚假信息，引导公众认知社会共享的事实和知识基础。[16]在中国数字智能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新闻从业者的核心角色也从传统的“把关人”、“守门人”转向“策展人”，即通过对传播内容的策展，导引流量，洞察个体信息需求，激活和整合互联网闲置传播资源。[17]
（三）新闻教育：从面向特定职业到服务全社会发展。新闻传播教育和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因应数智社会和新闻业变革作出调整，最显著的变化是要求学生掌握更复杂的技能和特长。在数字化转型导致的“颠覆性创新”中，新闻教育者强调将人工智能、无人机新闻、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等技术工具尽快融入课程[18]，要求学生有辩证思维和逻辑表达、发现捕捉新闻线索及其传播价值、大数据和互联网编程技术应用、全媒体运营等多维具象化能力[19]。“多专多能”也成为就业市场对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的基本需求，其中个人素养、内容策略、市场营销、写作能力和组织能力具有一定的市场通用性。[20]
当前，中国教育由规模扩张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赋能新质生产力。相应地，新闻传播教育的目标也从为特定行业训练合格的新闻传播劳动者，转向培养有高度媒介素养的公共传播人才，服务全社会发展。新闻教育在应对多样化技能培养挑战的同时，更需要发掘和培育一种更核心的，能对人才未来发展起统筹和支撑作用的能力。在培养目标上，这一核心能力应具有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底色，并致力于回应社会治理的需求和痛点，培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有效作用的创新人才。在培养路径上，核心能力的理念规划应该能够在具体的新闻传播课程体系和教学方式中落地，并兼顾研究型和应用型人才。在培养效果上，核心能力应能在媒介技术迭代和社会快速变革的浪潮中具有连贯性和稳定性，帮助学生在不同的传播环境和就业市场中保持核心竞争力，在个体职业规划和社会贡献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数字智能时代，中国社会正面临传播失序的挑战，新闻业转型为深度嵌入社会系统的文化装置，而新闻传播教育也愈加强调服务全社会发展。由此，本文认为新闻传播拔尖人才培养的关键应聚焦于“社会沟通能力”。基于高等教育服务于治国理政的总体目标，社会沟通能力的培养宗旨在于推动社会治理和社会共识构建，而新闻传播人才在复杂媒介环境中所必备的一系列关键素质，也在这一能力框架内得到统筹和展开。在笔者看来，社会沟通能力是指秉持公共价值取向和批判性建设性立场，结合对跨阶层社会关系的深度认知，综合运用媒体实践推动多元主体协作，促进公共行动网络形成，进而推动社会进步与共识构建的能力。
三、基本内涵：新闻传播拔尖人才社会沟通能力的素质构成
社会沟通能力的基本内涵可以划分为宏观理念、中观认知与微观技能三个维度。宏观理念主要规定了所培养人才的价值观、立场和道德规范，贯穿于能力培养的全流程中；中观认知培养的是“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本质上是对社会关系的理解力、领悟力和判断力。[21]学生在启发式教学中潜移默化地吸收知识后，在实际行动中实现知识的显性转化和激活。微观技能维度则为学生在新闻传播实践提供实用的操作指南，帮助其在各种社会沟通情境内执行相应任务。这三者相互交织，共同形塑了社会沟通能力锚定培养的新闻传播拔尖人才所应具备的核心素质。
（一）宏观理念：公共价值取向与批判性建设性立场。新闻学作为源于强烈职业需求和公共需求的学科，其教育体系始终融入浓厚的伦理规范、意识形态需要和民主价值观判断。[22]公共传播时代的传播研究和教育也强调关注人的存在、生活世界和共同体[23]，即对涉及公共利益和社会责任相关问题有深刻批判、介入与参与意识。由此，基于社会沟通能力的新闻传播人才应在宏观理念上，具备公共性的沟通观和批判性建设性的沟通立场。
公共性是社会沟通能力的价值取向，要求新闻传播拔尖人才树立以维护公共利益和促进社会进步为导向的沟通意识，增强对新闻传播作为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基础设施的责任感。在社会沟通能力的培养体系中，公共价值取向和共识构建宗旨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公共价值观致力于推动广泛的信息流通和理性对话，这些要素是构建社会共识的基础。新闻专业主义在媒体生态变革的当下，就有类似走向公共的规范性追求，希望公众在开放、多元、平等、宽容的空间内遵循基于民主的价值和理性交往的规范，达成协调性社会行动和日常关联的共同体。[24]另一方面，共识构建力求促进个体、群体和社会系统之间的理解与协作，在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中确认公共的价值基础和行动方向。中国新闻业在百年沟通实践中被赋予的“上情下达”“舆论监督”“党性与人民性”“群众路线”等价值底色和专业职能，就是践行“公共性”的鲜明体现。[25]两者共同作用，才能帮助新闻传播拔尖人才推动大众在关键社会议题上的理性交流与共识达成。
批判性和建设性是社会沟通能力导向的沟通立场。批判性沟通立场引导学生形成对社会现状和公共议程的质疑精神，有效评估和解构信息内容及其传播过程，特别是对其背后隐藏的社会偏见、权力不公和潜在结构性问题保持高度敏感。批判立场和思维在新闻传播教育中得到广泛应用。有学者对欧洲顶尖大学的新闻传播学学术课程分析发现，其教育模式尤为鼓励批判性地看待问题，而非强调基于专业化或工具和技术的学习。[26]然而，单纯揭示社会矛盾容易激化舆论冲突，也无助于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因此需要在批判问题后有更具建设性导向的心态和作为存在。建设性沟通立场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在现有社会资源约束下，如何在政府、企业和社会舆情危机中提出更具可行性的社会行动方案，引导传播生态走向积极有序。这一立场在中外新闻业的广泛实践之一即是“建设性新闻”：侧重提出有未来导向，兼顾包容性与多样性的解决方案，并且赋权于民，最终实现社会进步和全球“向上向善”。[27]对人才的个体发展而言，批评性、建设性立场培育还能约束传统新闻传播教育中过度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倾向，帮助学生在信息传播实践中及时反思与评估自身行为的有效性和适当性。
（二）中观认知：对跨阶层社会关系的深度理解。认知不仅是对习得性技能与知识的接收与处理，更是在信念层面形成对“被认知事物的能动领会”。[28]在社会沟通能力的培养中，中观层面的核心素质是指对跨越社会阶层边界的社会关系有深度理解，并具备应对与处理相关问题的意识。
社会沟通能力强调学生对社会、人和信息之间关系的理解和探究，特别是学会发现表面意见分歧背后的社会矛盾。换言之，这是一种对社会关系的深度认知。在互联网社会环境中，意见表达愈加感性化、碎片化和隐喻化。只有充分把握多元意见背后的利益取向、权力资源及其社会关系的博弈与分配逻辑，才能有效整合差异化的观点，塑造主流舆论格局。社会沟通人才应能对新闻事件、舆论热点等纷繁复杂的社会表象追根溯源，寻找潜在的逻辑与关联，关注背后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历史等因素。
对社会关系的深度理解是见微知著，透过现象看本质，而“本质”其实就是对中国社会结构和互动模式的整体把握。这是一种对社会关系的广度认知。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推进高质量发展还有许多卡点瓶颈。”从社会沟通的角度看，不平衡的主要特征之一是社会各收入水平的人群和地区存在信息鸿沟。伴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和渗透，中国社会转型各阶段存在不同的数字鸿沟：从最初的接入鸿沟，到网络使用的素养鸿沟和当前以算法歧视、大数据杀熟为特征，数据驱动的智能鸿沟。[29]“分化”一直是理解“互联网—社会”关系问题的重要维度。[30]数字鸿沟不仅是技术均等化问题，更多表现在不同阶层社会群体对技术及其所嵌入社会系统的理解和观念差异上。其中，社会底层群体正在产生愈来愈大的声量和影响力。随着由专家和大众媒体主导的精英化共识机制在数智时代被逐步消解，中国网络空间正在进入“底层主体性时代”，底层社群偏好、情绪表达和价值观深度重构网络舆论场和社会思潮。[31]
新闻传播业作为推动社会参与和互动的文化装置，如果不能有效理解各阶层、族群、社群在信息传播、技术接受及其社会心态、认知框架上的差异，就会直接影响其在公共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方面的作用，反而加剧信息不对称和态度偏见，削弱公共议题协商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效果。因此，社会沟通能力的培养要求学生不仅掌握多领域的习得性知识，比如不同媒体记者条线、网络舆论场中的多元意见，更要有主动感知、理解和探究不同群体观点立场、利益需求和价值理念的意识与思维，也就是培养对多元化和复杂性社会的好奇心和共情力。
社会沟通能力导向的新闻传播人才只有依赖于对跨阶层社会关系的深度理解与分析，才能促进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对话与协作，达成共识构建。
（三）微观技能：互动协作、公共表达与场景识别。在社会沟通能力的培养中，微观技能涉及新闻传播拔尖人才在实际沟通情境中对公共信息和社会问题的反应方式，按照从复杂综合到底层基础的操作难度排序，具体可分为互动协作、公共表达与场景识别三类技能。这些技能可能在新闻传播领域的不同职业中各有侧重（见表1），但都体现出社会沟通能力在微观操作层面的核心目标，即通过综合媒体实践，既要基于事实和价值设置建设性的舆论议程，也要能推动多元主体形成畅通的对话渠道和有效的公共行动网络。
表1 社会沟通能力微观技能在新闻传播领域不同职业中的应用
互动协作技能是复杂社会情境下，在不同社会主体之间平衡利益、整合资源，促进对话和协同行动的能力。新闻传播从业者不是“贡献型专家”（contributory experts），而是“互动型专家”（interactional experts），通过与其他专家互动获取专业知识；与民族志学家不同，新闻传播“专家”和社会空间的互动迅速且开放，涉及多方受众和公共利益。[32]因此，这种互动协作技能不局限在面向特定组织内部或人际关系的沟通，更强调跨越社会各子系统，政府、媒体、公众等不同群体，以及多个区域与文化的广泛协作。以作为报道社会公共事件的调查记者为例，新闻传播拔尖人才通过如下具体实践展现其互动协作技能：一方面，在媒体组织内部与不同条线的文字编辑、新媒体编辑、数据分析师等分工合作，参考多方的选题想法，明确报道的操作化方向；另一方面，是在与政府部门、行业专家、公众等各类外部信源的互动中，通过反复核实信息和与信源建立信任关系，探寻事实真相；最终在深度报道作品中能有效呈现新闻事实和观点对话，解释社会各方利益与需求，挖掘隐藏在表面新闻热点背后的深层结构性、权力性问题，推动公共事件的建设性探讨。
公共表达技能是清晰、精准、有力地表达意见与观点，确保受众能够理解、认知甚至接纳的能力。但不同于演讲表达或人际沟通，面向公共空间的表达不仅考验语言技巧，更重要的是还能有效传达公共价值和引导社会议题的良性讨论。具体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有效表达，即从碎片化的数据和信息中提炼核心内容，并快速将其转化为简洁清晰、易于传播的语言片段；二是舆论引导，即根据社会热点和大众关切有效设置舆论议程，界定讨论重点与立场，精准调控时间节点与传播策略，引导公众对社会问题形成“最大公约数”的态度合意。为了呈现更好的公共表达效果，在此过程中需将意图传递的主流价值观融于创新化的表达形式中，考虑不同平台渠道的场景并贴近用户偏好和接受习惯，但同时也要注重表达内容的准确性，区分事实与价值、感性情绪与理性逻辑。
作为最基础层次的沟通技能，场景识别技能要求“能听懂”，旨在训练学生感知和识别具体社会场景、技术场景中的背景信息和各方需求，从而为灵活调整互动协作和公共表达策略奠定基础。在数字智能时代，场景识别还特别体现为对数据趋势、流量导引规则、算法驱动机制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偏向的敏感度。即便新闻传播拔尖人才在有限沟通条件内，不能发挥出互动协作或公共表达技能，但也应该对沟通场景和整体的发展态势有基本判断。比如对于社会争议事件相关的政府舆情分析报告或新闻报道，写作者即便不能有效揭示更深层的社会矛盾，提供切实的建设性方案，也应当意识到并判断相关新闻背景，确保各方意见和态度都有相对平等的机会被呈现、对话和讨论，而非被写作者自身的阶层立场或利益视角遮蔽。
四、实践路径：新闻传播拔尖人才社会沟通能力培养的方案设计
社会沟通能力的理念宗旨和基本内涵在新闻传播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上具体如何实践落地？本文提出三个板块的方案设计：培育社会沟通的思维观念、提升社会认知与分析能力、训练社会沟通技巧。这些方案设计并不是对已有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的彻底颠覆，而是守正创新，瞄准以社会共识构建为宗旨，以社会沟通能力为导向，对现有教育教学资源和方式进行有的放矢地调整和完善，适应国家发展和社会治理对新闻传播拔尖人才的需求。
（一）培育社会沟通的思维观念。该板块对应社会沟通能力的“宏观理念”，旨在引导新闻传播拔尖人才领悟和形成社会沟通的公共价值取向和批判性、建设性立场。
该板块主要开设一系列通识性专家讲座和理论研读课程，涵养学生四类与社会沟通相关的核心思维。其一是政治思维。社会沟通中深刻嵌入中国的政治逻辑和政策实践，因此学生需要有全局意识，充分了解国家大政方针的提出背景、内容逻辑、应用思路以及所指向的总体社会目标和主流价值导向，并定位新闻传播在国家发展和社会治理中被赋予的角色。相关课程需重点解读国家的重大政策方针和发展战略，特别是与社会共识构建相关的公共政策。其二是学理思维。院校通过教授涉及公共理念价值的社会科学理论，如政治哲学、新闻传播理论、文化研究等，帮助学生在对社会现象理性评估和批判性分析的过程中进行学术化、系统性思考。其三是历史思维。在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史相关课程中，应融入更多关于新闻传播事业与国家发展、社会治理关系的讨论，引导学生一方面审视中国新闻业的历史进程和演变脉络，及其对整体社会转型的潜在影响；另一方面以史为鉴，从历史教训中吸收经验，在反思当代社会发展时具备前瞻性和可持续性的视野。其四是法律思维。相关课程讲解新闻传播活动应遵循的法律法规与伦理规范，确保学生明辨社会沟通的合法边界与公正尺度。
（二）提升社会认知与分析能力。这一板块对应社会沟通能力的“中观认知”，重点是提高新闻传播拔尖人才对个体、媒介技术与社会结构及其关系的观察、理解和反思能力。
该板块注重学生对习得性和创新性知识的自我认知与知识内化过程，分为两个教学方案。其一是开设“新闻传播+X”实验班，拓展跨学科知识和视野。大学现代化已经进入知识集群、网络融合、创新驱动的时代，对外跨学科扩展共创是生态型新闻传播学科体系的优势之一。[33]学生能够根据自身的特质偏好和职业规划，选择学习政治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其重点是理解这些基础的社会科学学科背后的元价值判断和底层逻辑，将其内化为在新闻传播视域下分析社会问题的认知基模。比如在分析社会冲突事件的舆论态势时，政治学知识帮助理解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社会学视角为揭示不同群体的互动模式和社会心态提供框架，心理学知识有助于分析个体行为与情感的深层动因。
其二是开设社会争议案例研讨课程。这一课程回归新闻传播学的主导学科逻辑和关切问题。教师选取某一社会争议性事件作为研讨案例，首先介绍基础事实材料，如主要舆论焦点、信息传播渠道等，然后引导学生围绕两类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一是深挖“事实后面的事实”，即在表面事件背后潜藏的社会结构性矛盾与权力关系问题；二是分析不同群体和阶层的立场、反应及其利益偏好和社会诉求。在研讨过程中，教师将担任“教练员”角色，重点在于帮助学生反思自己在案例分析中的思考路径和认知逻辑，不仅提醒学生思考“为什么这么想”，及时纠偏，还要启发他们“还能怎么想”，授人以渔，引导学生自己理解和领悟社会认知与分析过程。
（三）训练社会沟通技巧。这一板块对应社会沟通能力的“微观技能”，旨在训练新闻传播拔尖人才在社会沟通实践中的必要性技巧，统筹互动协作、公共表达和场景识别三项技能，并考察和检验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基于社会沟通能力的实战表现。本板块课程以实践性主导的工作坊展开。
第一步，学生将接触在数字智能时代社会沟通涉及的通用性技巧，如帮助学生识别和验证信息来源的“事实核查”、训练挖掘信息能力的“深度访谈”、提高表达能力的“快速写作”，以及掌握更清晰呈现碎片化数据的“数据分析可视化”。有能力之院校还可开展人机协同训练，探索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沟通和“学生—教师—机器—同伴”多元主体交互。[34]
第二步是模拟社会沟通场景的实战训练，即借鉴企业管理培训中的沙盘模拟方法[35]，把学生放置于作为社会人的相对真实场景中，考察其对社会问题的灵活处理和应对能力。学生围绕某一争议性公共事件，分小组扮演如政府、媒体、网民等不同的社会角色，进行角色代入与情境还原。学生一方面基于自身角色立场，以及现实社会中的传播规律和舆论动态，模拟并体验不同社会行动者在沟通场景中的具体想法和互动感受；另一方面共同识别潜在的冲突点，通过多轮深度辩论，协商各方意见和立场，推演并评估出有助于共识构建的传播策略。
五、结语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深刻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随着媒介环境持续变化，国内外新闻传播教育都在积极探讨新闻传播人才应该具备哪些核心能力与创新技能。[36]这些能力旨趣需要回应新闻传播学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关键使命，在此基础上加以提炼、探索和培育。深度媒介化的社会背景下，社会交往与协同行动的基础之一是共享共融知识、认知与价值观，而新闻业可以被视为一种“新知识职业”（new knowledge profession），它能有效整合社会资源，联系现实与历史，建立被普遍接受和赋予信任的社会话语平台。[37]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当下，以社会沟通凝聚社会认同和社会共识，已经成为新闻传播学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基于新闻传播拔尖人才培养的总体目标，本文聚焦社会共识构建这一宗旨，锚定社会沟通能力为拔尖创新人才需要具备的核心能力，以“愿景建构—基本内涵—实践路径”三步逻辑对能力培养的基础条件、核心素质和操作方案进行学理性梳理和系统性规划，设计出基于社会沟通能力的人才培养框架与路线指南，为新闻传播教育改革提供启发。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双一流”建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创新研究项目“中国式现代化与新闻传播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编号：MXG202412）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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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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