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写作，讲述深圳人的真实故事。
编者按
今年春节，一位深圳文友返乡为已逝亲人修筑墓园，遗骨归根移入祖茔。墓园中十位先人，五块墓碑，跨越世纪，各有坎坷。一个家族的生死悲离，也是这片土地上普通人的真实写照。本文经作者授权并编辑后发布。
2024年农历腊月，我冒着凛冽的朔风，为家族已逝的十位亲人，建造了一个墓园。
墓园建在堂兄屋后的菜地里，占地并不大，每位亲人只占用了一个60×60公分的墓穴，上面植以草皮，周围饰以石材，绿树环合，草木葱茏，墓园里没有肃杀之气，相反只有花草树木的勃勃生机。
墓园中安葬的十位先人，分别是一位佚名先祖、我的祖父祖母、伯父母、父母、堂兄嫂和我的姐姐。在此之前，这十位先人分散葬于五处墓地，此次归总为一处。其中来得最远的是我父亲，原本安葬在深圳西丽某公墓，这次我特意将父亲的遗骨迎回故里，移入祖茔。
虽然有十位先人，但实际上只九人立有墓碑。葬在墓园最尊者位置的一位先祖，已经无从考查其名讳、辈分甚至性别。鉴于这种情况，我们不便立碑，遂用翠绿的草皮和松软的泥土安置好这位先祖的骨殖。
记得有一种说法，从人类的记忆和历史中彻底消失，才是一个人真正的死去，就像我的这位佚名先祖。 世人都追求不朽，但我更愿意像这位佚名先祖一样彻底消失，回归尘土，这也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归途。
除了这位无碑的先祖，其他九位先人当中有八人是伉俪共碑，所以墓园里共有五块墓碑。
01
第一碑：我的祖父祖母
我的祖父出生于1908年，祖母出生于1910年，祖籍均为湖北天门，年少时随父辈南渡长江，定居于洞庭湖北岸的冲积平原上。我的曾祖父、祖父都是勤劳节俭的农民，凭自己的双手在洞庭湖的荒洲上开垦出属于自己的农田，从佃农跃升为拥有田产的自耕农。祖母姓杨，出身于地主家庭，她的叔父是南县有名的大地主，有个堂兄毕业于黄埔四期，后来父子人生皆以悲剧收场。
祖父母成家立业之后，据说过了十来年安定且相对富足的生活，当时是民国的“黄金十年”，他们在自己的田土里种水稻和棉花，粮食自给有余，还可以卖掉余粮，从集市上换回一些商品。那时候大约家家都有纺车，我就亲眼看到过祖母在家纺纱。而布匹则须通过商品交换得来，再请裁缝师傅上门做衣服。祖父母共生育了八个子女，因为当时生存环境恶劣，医疗卫生条件太差，最后长大成人的只有三子一女。
接下来就是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作为厂窖惨案发生地的南县，几无宁日。祖父在这个动荡的十来年里丢掉了他所有的田土，沦为佃农。不料因祸得福，他们彻底甩掉了地主富农的帽子，成为贫下中农，也幸运地躲过了之后的运动。
大约是民国时期打下的基础，祖父母的身体都算好，寿命也较长，祖母于1982年在我叔父家逝世，享年72岁；祖父于1990年在我家逝世，享年82岁。二老的寿算都远超当年全国平均寿命，而且都享受到了安定的晚年生活，在当时的农村老人中已经算是比较幸运的了。
祖母逝世之后，先葬于沱江大堤内侧，后因河道疏浚施工，迁坟到我伯父家的自留地安葬。祖父逝世后葬在我老家旧宅的菜地里。我参加工作之后，带父母进城定居，将旧宅连同菜地卖掉了。三十年来祖父遗骸寄寓于他人之地，也是我此次重修祖墓的动因之一。
父亲生前曾告诉过我，祖父在宗族中所属的祠堂名为“相国堂”，我们是西汉相国萧何之后，先祖发源地在安徽萧县。祖父是相国堂“作”字辈，父亲为“述”字辈，我是“敦”字辈，我儿子属“慎”字辈。“作述敦慎”是父子之间的口头传承，再往下一代的辈名我就不得而知了。
02
第二碑：我的伯父伯母
我对伯父伯母的情况知之甚少。因为伯父伯母的寿命都不长，与我的人生交集太少。由此导致我们这一代与父辈之间发生了历史记忆的断层，这一点，对于我来说真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伯父出生于1936年，因在他之前出生的兄姊未能长大成人，所以伯父就成了家中长子。印象中伯父身材魁梧，笑声爽朗，声如洪钟，对我们这些侄儿总是满面笑容，很慈祥的样子。
伯父对家庭有责任感，对弟妹们也很关照。伯父很早就进入了初创期的农场，后来负责交通运输工作。彼时国营大通湖农场刚开始组建，百废待兴，有很多工作岗位，在伯父的带动下，我父亲和姑妈都进到农场工作，可惜后来他们两兄弟相继离场，最后只有我姑妈终身享受到了国营农场的红利，至今享有退休金和医疗保障，82岁了依然心宽体健，在他们兄弟姐妹四人中是神话一般的存在。
在人的一生中，往往会有一次最关键的路径选择，这次选择的对错，将决定你一生的成败。
毫无疑问，在这次选择中，我的伯父和父亲都做了错误的抉择。
伯父中年以后开始酗酒，他喜欢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据说白酒是论斤喝的。但喝酒往往会误事，所以伯父就给弟妹们留下了不靠谱的成见。1983年的某天，伯父酒后与我叔父为一件什么事发生争执，一气之下服毒自尽，年仅47岁。
后来在我人生的酒局当中，每见到喝酒斗狠的，就会想起我的伯父，想到酗酒的下场。
当时叔父已经事业有成，对整个家族都有很大的帮助。他与伯父发生争执，出发点和初心当然是为伯父好，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事发之后，时人都归咎于伯父酗酒致事。
不幸的是，四年之后，我叔父在一次建筑安全事故中罹难，时年仅31岁。叔父名讳金山，辞世之时，我曾亲耳听到巷议：“萧家的一座金山垮了”。事实也是如此，如果我叔父不意外身故，在后来的房地产黄金时代，以他的才智和胆魄，做出一家上市公司易于反掌。
万幸的是，叔父身后有两子，在婶婶的抚育之下均得以成材，兄为华科大博士，弟为北大硕士，兄弟俩均在深圳事业有成，足堪告慰叔父的在天之灵。
因叔父遗骸有打算移葬深圳，此次未移入家族墓园，故不在十人墓碑之列。
与伯父共碑的伯母，出生于1935年，1971年生产第四胎时不幸因难产离世，母子二人双双殒命。伯父伯母共育有三子，均长大成人，成家立业，繁衍后人，子女分布于湖南、广东、重庆各地。
03
第三碑：我的父亲母亲
我的父母是同年夫妻，1946年出生于湖南省南县。
母亲祖籍长沙市望城区乔口镇。我外祖父有兄弟姐妹6人，后人繁衍甚众，但不幸的是外祖母生育7胎最后抚育成人的仅剩我母亲这一株独苗。母亲被外祖父母视若掌上明珠，估计是因为过度的宠爱，导致母亲性格不好，给我父母一生的不幸种下了第一个因子。
我父母年轻时论外貌应该都属上乘，佐证之一是我母亲是当年的样板戏演员。佐证之二是，母亲婚前曾有一个公职人员身份的小伙子追求她，被她拒绝了（当时该名被拒者曾扬言，我母亲会为此后悔一辈子）。我的父母亲是自由恋爱，母亲能看上父亲，估计也有恋爱脑的因素。父亲年轻时眉目俊朗，且有文化，能写会算，应该也是一个有魅力的青年。
因祖父家境清贫，父母成婚不久就与祖父母分了家，他们当年的新房是用稻草编织葵花杆再用塘泥两面裱糊起来的。分家第三天，家中就断了粮，母亲只好回娘家借米度饥荒。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父母亲是极其勤劳和节俭的，几乎总是起早贪黑，忙得两头不见天。他们含辛茹苦，用勤劳的双手建造自己的小家庭，几年之后就新建了两正一偏的土砖草房，家里拾缀得窗明几净，井井有条。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就是在那间茅草房里出生的。
虽然彼时的乡村给了少年儿童比较自由的成长空间，但对于大集体中的农民来说，则是另一种暗无天日的生活。他们不允许迁徙，不能掌握自己的劳动时间，除了赖以糊口的口粮和布票，劳动报酬几乎为零，私人财产只够维持最基本的生存，宅基地、农田和生产资料全部公有。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父母亲在每年酷暑的“双抢”中双脚在水田里泡烂，双手因为插秧十个指头全部插烂了，伤口发炎，肿胀得发亮，十指连心，那是钻心的痛啊！但他们仍然被迫每天继续下田插秧，一刻也不得停歇。
贫贱夫妻百事哀。在这种境况下，我不知道母亲会不会为她选择的这桩婚姻而后悔，尤其是当年被她拒绝的追求者后来担任县委常委之后。 母亲生前绝口未提此事，我是在母亲逝世两年之后，才从一位长辈的口中听说的。
我敢肯定的是，父亲的内心一定在为当年他离开大通湖农场而后悔。他从农机学校毕业后，本来应该留在农场工作，父亲竟然因为思念父母，径直离开农场回到了老家。后来他的同学基本上都通过留场工作走上了领导岗位， 一个个坐享福利，脑满肠肥；而父亲却毕生劳作，贫病而终。
人生路上，选择比努力更重要，这是一条真理。
我无法探究父母的内心世界，但有一点是知道的，父母婚姻的前面大半程并不幸福，争吵是家常便饭。母亲勤劳能干，但性格刚烈，总想压过父亲一头；偏偏父亲也不是个软柿子，他更像一个弹簧，被压一段时间之后便要反弹一次——他们的孩子就是在这样的硝烟弥漫中成长。
尽管父母亲的关系经常在争吵中摇摇欲坠，所幸的是始终摇而未坠。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当中，有三人长大成人，我们两兄弟都上了大学，弟弟还拿到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学位。
令人聊感欣慰的是，在我们兄弟长大成人，成为家庭的主角，父母退居二线位置之后，他们老两口的关系终于走向融洽。鏖战了一辈子的老两口终于偃旗息鼓，罢兵言和，少年夫妻老来伴，我们再也没有了后方不稳之虞。
可惜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很快父亲就来深圳帮我们兄弟料理家务照看孩子，母亲仍然留在湖南照顾外婆，老两口从此天各一方。
在2003-2006年的那三年里，我和弟都在深圳买了房，当时兄弟俩都是上班族，拿月薪，还按揭，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生活就像严密咬合的齿轮，生怕哪个环节出现纰漏。
就在这个时候，父亲开始出现了脑血管疾病的症状，但他隐瞒了自己的病情，不敢去寻医问药。他非常清楚两个儿子的经济状况，他不忍心花我们一分钱，不忍心给本已负担沉重的儿子再增加压力。他曾因犯病两次摔倒，都赶快爬起来，装着什么事没有，一次次地错过了救治的机会。直到2006年正月的最后一天早上，父亲又一次摔倒，再也没有爬起来。
当时我们就住在南山医院附近，救护车来得很快。进院检查之后，医学影像显示，父亲的脑组织已发生不可逆的损伤，完全康复已经不可能，如果进行开颅手术，50%的可能性是死亡，50%的可能性是重度瘫痪，余生只能卧床度过，再加上巨额的医疗费用，当时也只能举债筹措，在和当医生的堂弟商量之后，我们无奈地选择了放弃。
所以， 我的父亲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贫穷。他在社会主义大集体中当牛做马大半辈子，到头来连医院的门都不敢进，小病靠扛，大病靠瞒。
父亲昏迷之后再也没有醒过来，直到临走前的回光返照时，他口不能言，双眼却热泪直流，那是他对儿女们的万般不舍和放心不下。尽管我不停地安慰父亲，可我的语言也是万般无力，作为一个房奴和打工仔，当时我也不知道前途是光明还是黑暗。
父亲就这样倒在我们家黎明前的黑暗里。那一天，距离父亲60周岁生日还差99天。
父亲的早逝，是我心中永远的痛！没能回报父亲，没能让父亲过上幸福生活，甚至没能让父亲预见到我们后来的幸福让他走得放心，是我此生永远不能弥补的缺憾。
父亲去世后，我把母亲和外婆接到了深圳。当时外婆已是风烛残年，体弱多病。就在父亲逝世那年的腊月，外婆病逝于深圳南山医院，享年85岁。
外婆去世后，母亲终于得到了解放。加上2007年我们的经济状况有了大幅改善，我问母亲想去哪些地方旅游，这位农村老太太说她只想坐飞机去北京看毛主席。于是我们全家人陪着母亲去北京玩了七天，去了故宫、纪念堂，登了长城，还游览了刚刚竣工的鸟巢。那一年我已经买了车，母亲在北京坐的士，一上车就熟练地系安全带，的士司机恭维她说，“看得出老太太家里有车呀”，母亲听了特别开心。
父母亲出生于物资匮乏年代，她常说自己一世穷怕了，毕生改不了勤俭节约的习惯，总是舍不得花钱。哪怕后来我们在深圳发展得比较好了，鼓励母亲随便花钱，她仍然不肯相信，认为我们在说假话宽慰她。有一次我做一个项目赚了十几万块钱，特意取成现金提回家，摆在母亲房间让她看到，她这才相信我们没有骗她，可她仍旧改不了过度节俭的习惯。我买给她的新衣服，要到逢年过节她才肯拿出来穿，而里面穿的还是她的旧衣服。有一年生日我给她买了名贵燕窝，她一直藏着舍不得吃，直到过世时还原封未动。
遗憾的是，母亲的晚年延续了她逞强好斗、猜忌多疑的性格，几乎跟每一个晚辈都合不来，儿子女儿家都没法住。后来她要求自己单独住，我们就在房价昂贵的南山中心区给她买了一个带院子的小户型，在那里她又跟邻居矛盾不断，总说有人要害她。一开始我们还信以为真，后来经过多方核实，才发现母亲已经患上了被害妄想症。她总说有人通过“点打”（我们老家的无稽之谈，一种可以隔空发功打人的法术）打得她胸口痛。我让妻子带母亲去做了常规体检，做了心脏B超，检查结果认为没什么问题，于是我们认定母亲是在犯被害妄想症。
深圳没法住了，母亲提出要回老家住。考虑到老家是母亲从小生长的地方，左邻右舍都是亲朋戚友，邻里乡亲，可能有利于母亲养老，于是我们两兄弟共同出资，在老家新建了一个地标款的别墅，并以父亲的名字将别墅命名为“立山庄园”。2022年元月，我们送母亲回老家，住进新居，全家人一起热热闹闹过了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当时，不仅我们家人，就连十里八乡的邻里乡亲，谁都认为我母亲将要安享一个令人羡慕的幸福晚年。
万万没料到，母亲住进新居才40天，就突发心梗离世。
当我在深圳家中听到这个噩耗，电光石火地联想到： 一、“点打”是假的，但母亲的胸痛是真的，我们被假象蒙蔽了真相；二、胸痛是心梗的症兆； 三、做B超查不出心梗，要做彩超才行。当即上网查资料，果不其然！令人懊悔万分的是，打通这三个知识点的代价，竟然是母亲的生命！
母亲逝世于2022年，享年76岁，比父亲多享阳寿16年，但仍然没有达到当年的中国人均寿命——以母亲的生活条件，这是很不应该的。
母亲的遗物中发现有十几万块钱的存单，她把我们给的零花钱都悄悄存起来了。她不是死于贫穷，而是死于子女们的疏于照管。
有位了解我家情况的朋友为此批评说，我们兄弟的生活过得太粗糙！我一向自负，但对于这个批评，却不得不接受。
父母归山之后，我回顾他们的一生，总结他们夫妇关系不睦的主要原因，一是双方都好强，都是能人，都不服输，两人在一起，就是钉子碰到铁，不撞出火花才是怪事。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母亲是独生女，从小可能有点恃宠而骄，再加上后来外公外婆在我家养老送终，给本来就拮据的家庭经济带来了压力，这个压力最终一定会传导到父母亲的情绪上，影响夫妻关系。1986年外公在我家病逝，享年73岁，当时在农村，外公的葬礼办得很风光。90年代中期，全家随我进入城市生活之后，外婆就一直跟着我父母也就是跟我生活在一起，从湖南一路跟随到了深圳。外婆的后事是我们兄弟俩操办的。2023年我们两兄弟为外公家族修了一个精致美观的祖墓，如果母亲在世，她一定会非常开心。
母亲就像一个力小而负重的蜗牛，外公外婆是她一生的重负。虽然她完美地承担了一个独生女儿对父母的全部责任，但代价同样是巨大的：紧张的夫妻关系，甚至包括儿女们的怨言。我们一致认为，如果不是因为要服侍外婆导致父母分居两地，有老两口相互照顾，父亲不可能早母亲16年而去；而父亲不早逝，有老两口相互照顾，母亲晚年也不至于患上被害妄想症。
但儿女们却没有想过，作为独生女儿的母亲，她的内心有多累？有多苦？当我和我弟到了婚恋年龄时，母亲有过交待，她对未来的儿媳只有一个要求：不是独生女。
这就是我的父母，中国农村的一对贫贱夫妻，在他们身上有许多中国农民共同的优点和缺点。我的父亲母亲特别地勤劳，特别地坚忍，特别能吃苦。父亲特别重视教育，无论家里发生多大的变故，他总是一肩扛起，给孩子们留下读书的空间。母亲从小就要求我们不酗酒、不抽烟、不打牌、不睡懒觉，这些良好的行为习惯已经融入子女的血液当中，一生无改。
这就是我的父母，我就是他们生养的孩子，我爱他们，感谢他们赐予我生命，感谢他们带我来这人世间走一遭，至于成与败，荣和辱，那是我自己选择和努力的结果。
这次修祖墓，我将父亲的遗骨从深圳迎回，在村口举行了欢迎仪式，做了超度道场，场面很隆重很热烈。其实我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知道我做的这一切已经跟父亲无关，但我仍然试图追寻其意义——它既是父亲遗骨还乡在地方上的发布仪式，同时也是我请求父母亲原谅儿女们的谢罪仪式。
死，是生者的痛苦。
道场和法事，本质上都是对生者的超度。
04
第四碑：我的堂兄堂嫂
我有三位堂兄，2024年腊月逝世的这位堂兄是我伯父的长子，享年仅64岁。
堂兄生性憨厚木讷，自幼体弱多病，加以他母亲早逝，父亲酗酒，可以想象堂兄的成长环境是很恶劣的。因为长年罹患哮喘，堂兄部分丧失了劳动能力，这种境况在农村注定过不上好日子。
1983年伯父离世时，刚好是堂兄筹备婚礼的当口。为了节省开支，族中长辈决定将堂兄的婚事和伯父的丧事一起办，这是我们当地一个古老的习俗，叫做“冲喜”。当日吉时一到，大门一边抬出灵柩，一边迎进新人，这种搞法虽然美其名曰冲喜，但本质上还是为了省钱，这也是我今生唯一亲眼所见的一个孤例。
堂嫂出生于1965年，她的家庭出身我不甚了解，但可以肯定也是一个贫苦农家的闺女。婚后她跟堂兄连生了三个女儿，因为无钱缴纳超生罚款，全屋家具被计生办悉数拉走，真正成了家徒四壁。
2005年的一个夜晚，堂嫂死于乡村诊所的一次医疗事故，时年仅40岁。当地农民没什么维权意识，堂嫂死得无声无息。
一生困顿的堂兄，丧偶之后，生活更是雪上加霜。由于无力同时抚养三个女儿，他被迫将满女儿送人。 （满：湖南方言，这里指家里最小的姑娘）
就差没有卖儿卖女的堂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竟然享受了社会福利的阳光。他的一个亲家通过关系把他的户籍从农村迁到镇上，列入低保范围，每月可以领到六、七百块钱生活费，还能报销大部分医药费。堂兄把自己的宅基地让给女儿女婿建房，自己傍着女儿女婿生活，有个照应，日子还过得去，至少没有想象中的那种晚景凄凉。
这次修建祖墓，时间节点也是这位堂兄的过世，他直接葬入了新建的墓园。我设计的墓园很精致美观，路人看了无不称赞。有一天我听到了两个路人的对话，一个说我堂兄真有福气，葬进了这么漂亮的墓地。另一个接口说，“我才不羡慕。我宁愿像狗一样活着，也不愿意埋进泥巴里”。
宁愿世上捱，不愿黄土埋——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最朴素的生死观。
从功利的角度来说，我的堂兄堂嫂都是社会上的失败者，他们的一生卑微而短促，就像生长在角落里的小草。 他们活就活着，死就死了，没人在乎他们的生与死，甚至连他们自己也不怎么 在乎。
但他们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活过。所以我要记录他们。
05
第五碑：我的姐姐
墓园里最年轻的一位逝者，是我的姐姐，她出生于1968年，病逝时还不到23岁，正是青春火热的桃李年华。
姐姐是我们四个孩子中的长女，年纪最大，也最懂事，最能包容，对弟弟妹妹呵护最多。 如果我姐有命当妈，她一定会是一个慈母。
姐姐大概在十岁那年就得了急性肾炎，后来转化成肾盂肾炎、慢性肾炎，恶化成尿毒症，终至不治。现在回想起来，姐姐本可以不死，但她不幸生在那样的时代，生在那样的家庭，又不得不死。
任何致死的大病，都生于毫末。在姐姐被查出急性肾炎时，是彻底根治的最佳时机，但是因为家里穷，承担不起长期住院的开销，其次是家里人缺乏最基本的现代医学常识，病情刚一好转，尚未根治就从正规医院出来，转而找中医和乡村土医生。
有话语权的外婆尤其热衷于找巫医神棍，求神拜佛，“茶药香符”。 有一天早晨我正在家中扫地，外婆忽然拿个碗到我身边，叫我撒尿到碗里，原来是姐姐服中药需要“童子尿”做药引。那时候我几乎天天看到姐姐艰难地吞下一大捧乌黑的中药丸，每次都难受得眼泪汪汪。前几年网上曝出一味叫雷公藤的中药有剧毒，我马上想起当年姐姐曾大量服用这味中药，明明是肾脏出了问题，反而一个劲地给肾脏加重负担。
贫穷可以致人于死地，愚昧也可以致人于死地，当贫穷和愚昧叠加时，我的姐姐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姐姐被肾病折磨了大约十年，期间从来没有真正治愈过，因为家里穷，没钱治病，往往是症状严重才不得不住院，稍微缓解就出院，转找相对便宜的菩萨、中医和土郎中，然后进入下一个循环。就这样病情一次次加重，直到姐姐生命的尽头。
我的记忆中，至今还留存有很多送姐姐去医院的场景：春寒料峭，天下着雨，父亲和邻居大伯抬着担架，姐姐躺在担架上，盖着被子，我给姐姐打着伞，泥一脚水一脚的，一边轻声给姐姐说着毫无用处的安慰的话……其时我也只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
姐姐生命的休止符画在1990年的春天，那个阳光明媚的三月，在我心中永远笼罩着挥之不去的阴霾。
那是她最后一次去长沙看病，在做完检查等待结果的当口，因为家里的油菜已经收割在田里没有挑回来，当时正值大晴天，如果再晒下去菜籽就会曝裂，只剩下一堆空壳，父亲只好把姐姐安置在旅舍，自己连夜赶回来干农活。当父亲第二天晚上赶到长沙时，发现女儿因为病情恶化导致抽搐，已经滚落到床下不知多久了。
后来我听说此事，责问父亲为什么那么狠心，为什么放下姐姐一个病人在旅舍？父亲老泪纵横，他说如果不赶回来抢收油菜，不卖掉菜籽换钱，接下来就没钱给姐姐交住院费。
我顿时明白了，为什么对穷人来说，钱就是命。
很快父亲就拿到了姐姐的检查结果，我姐已经没得救了，除非换肾。
换肾对于当时的农村家庭来说，实在是一件太遥远的事。何况为了给姐姐治病，父亲已经走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万般无奈的父亲，只好带着女儿回家了。
摆在我姐面前的路已经只有一条：等死！
姐姐死得很惨。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正是血肉丰满，生命力旺盛的时候，一时如何咽得下那口气？已经神志不清的姐姐，在病床上煎熬了整整七天七夜。在这七天当中，她一直用一种已经变调的声音嗷嗷地叫着，不分白天黑夜。那声音飘荡在村子的上空，据说很怪异，很瘆人，旁人无从辨识，都说是“鬼叫”，只有我的父亲母亲听得出，那是他们的女儿在一声声呼唤着“换—肾—呢——”。
当姐最后一次回光返照的时候，她很清醒，嗓子也不嘶哑了， 她用非常清晰的声音问自己的父亲：“爸爸，你为什么不给我换肾？” ——父亲抚摸着女儿的头，无言以对，唯有眼泪双流。
这七天里，母亲一直坐在床上，紧紧抱着她的女儿，不肯松手。
姐姐最后是在妈妈怀里咽气的。
母女俩僵硬地搂在一起，像一尊雕塑。
我接到姐姐的死讯，从学校赶回家时，围观的人都以为我会号淘大哭，但我面无表情，眼里没有泪水，只是静静地坐在姐姐身边，拉着她早已冰凉的手，拉了很久很久……而在此后的35年中，每当我想起姐姐，双眼就会噙满泪花。
姐姐在生22年，因为肾病的缘故，至少有10年她吃的菜里不能放盐。因为父母不睦，很少体会到家庭和亲情的温暖。因为病魔缠身，无从谈嫁娶，一生没有体会过人伦欢乐。 她的一生，几无片刻欢娱，完全浸泡在苦难之中，甚至连最后的咽气都是以最煎熬的方式。
姐姐不仅生前多磨难，死后也不得安宁，她的墓地多次被迁，葬无定所。初葬于沱江大堤内侧，后因河道施工，迁坟到永强小学后面；又遇平坟运动，再迁到外祖父墓边；又遇农田改造，三迁到堂嫂墓边；最后于2025年1月8日由我迁入新建祖坟，终得与父母遗骸九泉相聚。
结语
以上入葬墓园的十位先人，如果不算祖辈， 只统计我的父辈和同辈逝者的寿命，7人的平均寿命仅49岁；如果计入叔父的数据，那么8人的平均寿命仅47岁。相反，我的祖父母、外祖父母4人的平均寿命却达到了78岁。究其原因，我的父辈和同辈逝者中非正常死亡的比例太高。
这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家族。我们的家族史，是一部血泪史。
一颗水珠，可以映射太阳的光辉。一个家族的幸与不幸，可以反映出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之幸与不幸。
当我的姐姐在生死线上挣扎，而我的父亲必须连夜赶回去卖掉油菜籽来治病的时候；当我22岁的姐姐因肾病去死，有人却可以隔几年换一个肾的时候；当有人可以在ICU里耗费数千万续命，而我的父亲却因瞒病致死的时候；当我们全家陷入对于贫穷和死亡的恐惧之中，却没有任何人施以援手的时候，请别跟我扯什么公平、正义和爱，对不起，我的眼里只有泪水，我的心中只有仇恨——对于贫穷的仇恨，以及更深的对于造成贫穷的根本原因的仇恨。
最底层的草民也是人，不是蝼蚁；他们的命也是人命，不是冰冷的数字！
令人快意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终于站起来了。
我们不再愚昧，不再贫穷，最关键的是，我们不再跪着求生，不再逆来顺受。 我们已经彻底摆脱积贫积弱的生存状态，成为生活的强者。就算遇到不公，我们也会奋起抗争，再也不会听凭命运的摆布和捉弄。
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照顾好家人，行有余力，则造福社会，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贡献，就是对祖先最好的纪念。
逝者已矣，余悲永存。惟愿天下再无瞒病致死的父亲母亲，再无贫病而亡的兄弟姐妹。
文|萧彬 网名：南山策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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