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于1930年的《华华年刊》“校史概略”云：
本校於民國十二年春季，为游美學界李迪华余楠秋先生等所创设。十五年冬季,前校長因校務烦勞，且担任復旦教務,未能兼顧,請王步贤先生接办，王先生莅任後,規畫一切,以學生日增，寄宿舍不敷分配，首谋校舍之建築,得校董蔡仁初先生襄助,克凑成功，即今愚園路三百五十三號四层楼校舍是也。
1937年1月，“华华中学”由进步团体“上海大学留沪同学会”接办，成为“秘密红色据点”。1920年代入党的早期共产党人林钧、许德良、孔另境分别担任接办后的校长、教导主任和训育主任，后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韩念龙也曾当过该校教员。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八路军在上海设立驻沪办事处，主任潘汉年将华华中学定为联络点，苏州反省院出狱的爱国人士先安顿在校内，再逐个安排工作。曾任上海市长的曹荻秋也曾带人来此住宿。“孤岛”时期，学校的特殊环境更为抗日救亡提供了便利条件。曾任上海书画出版社总编辑的黎鲁先生在所著《走出碎片化》（上海三联书店）“‘孤岛’前期的华华中学”一章中回忆：
1937年1月，愚园路期间的华华中学由“上海大学留沪同学会”接办，上海大学留沪同学会是进步团体，愚园路时代的华华中学曾做过支援地下党的工作，据一个20年代参加大革命的老党员傅学群回忆，他于1937年从国民党监狱出狱后，在上海无处安身，由曹荻秋带领他们暂时寄居在华华中学内，并得以转入八路军办事处。抗战爆发后，校长林钧是一个非常值得介绍和怀念的人，他是川沙最早的中共党员，是上海大学的学生会主席，1925年五卅惨案前后，上海学生运动的重要骨干人物。1927年3月21日，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后，他被选为新生的上海市政府委员，并担任秘书长的要职，这个新政权只存在不到一个月，便于“四·一二”的血腥屠杀中夭折。此后，林钧曾出席1927年南昌起义后的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在他任校长时讲授政教课程，当时规定讲三民主义是一般学校的通例，他口才极好，在课堂侃侃而谈，生动有力，善于吸引同学兴趣；他谈西安事变的顺利解决，谈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谈“五卅”时巡捕房如何抓人和开枪，谈浦东革命斗争故事，都深深打动人心。孔另境是华华中学的训育主任，文坛知名人士，名作家茅盾妻舅，教“社会”这门课。记得有次他极详尽地运用数字讲授起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本来对这个词并不清楚，听他一讲就非常明白了。1938年适逢学校创办15周年，校方和学生自治会都积极筹备纪念活动，并且要出版一本纪念特刊，这个任务落在我头上了，林校长为此题写了刊名，孔另境老师对我细加指导，如何排版画样，如何送印刷厂，如何校对种种符号，他一一亲自指点，这可说是我几十年编辑生涯的开始。
根据《申报》记录：1928年“华华中学”愚园路新校舍落成之初，没有门牌号码记录，仅描述为“愚園路兆豐花園東首”。1930年7月7日，《申报》首次出现华华中学愚园路353号门牌。1932年3月16日，首次出现华华中学愚园路1341号门牌。1937年12月23日，华华中学愚园路地址最后一次出现于《申报》招聘经理广告。可间证该校1928-1937年底在愚园路上。
1928年“华华楼”建成后，朝北方向前面已有楼房，右侧朝东应该是《上海住宅建设志》标示1912年建成的瑞兴坊，而左侧向西根据空间目测未见《上海住宅建设志》标示1937年建的兆丰邨。但根据最早出现在1931年10月18日《申报》上的兆丰邨“精美洋房招頂”广告，兆丰邨的建造年代应在1929到1931年间。
新建的“华华中学”是一幢漂亮的西式建筑，据当年报道：秋季开学，则迁往愚园路，自建四层楼新校舍。该校舍坚固宏敞，左右前后，又饶有园林之盛，犹合于青年学子修学云。中学附设有操场，里面除宿舍、膳堂、图书馆、阅览室外，还有物理、化学等实验室。
确认愚园路上的华华中学，首先要分析其门牌号码从353号到1341号的变化。为此我们不得不研究公共租界大背景下愚园路门牌的变迁史。
上海租界的门牌号码在1932年-1935年间曾经大规模重新编制过，但似乎并没有人对前后变化进行过细致的对比研究。所幸顾哲铭先生通过研究，为我们找到了其中的“规律”：世界范围内的门牌号体系主要有三种原型：“欧洲传统体系”“距离型体系”和“时针型体系”。“欧洲传统体系”将道路两侧分列单双号，沿街每一个独立的建筑物分配一个号码，路口、小巷一般不分配号码，该体系适合建筑密度、建筑变动频率较低的情况。“距离型体系”在前者基础上应运而生，核心变化在于每个号码占据相等的宽度，也就是要求门牌号数值不仅要反映对应建筑的序号，还要反映它到道路起始点的距离。“时针型体系”是最为罕见的门牌号体系，具体表现为：道路两侧不分单双号，由起始点开始，先沿道路一侧某一方向连续不断地编号，到某一个转折点，编号跳跃到道路另一侧正对面的位置，再按原先的反方向连续不断地编号直至回到起始点正对面结束，即顺时针或者逆时针环绕道路一周。（顾哲铭著《空间不平等的修复：近代上海公共租界门牌号体系变迁研究》，《史林》,2022年第5期）
公共租界1930年代以前在所有区域内杂糅“欧洲传统体系”和“时针型体系”。“西式房屋”多采取前者，“中式房屋”多采取后者。随着1899年公共租界拓展界址和20世纪初越界筑路的持续进行，工部局将这一门牌编号方式延伸到了东、西两区以及部分界外道路。但“华洋分隔、交错间断”式的二元门牌号体系造成的混乱让人无所适从，无论是游客还是市民都意见纷纷，甚至邮差也经常投递错误。
舆论压力迫使工部局董事会在1930至1935年间实施对公共租界门牌号体系的全面改革。经过长时间的艰难博弈和努力，1930年5月28日，委员会提交的《改良版门牌号修改方案》获得董事会通过，全面改为“距离型体系”，修改遵从三大原则：1、单双号分列道路两侧；2、单位号码对应的标准宽度为12英尺；3、弄堂内部房屋另行分配号码。由于挨家挨户上门更换门牌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受制于年度预算，工部局用6年时间才完成了主要道路门牌号的修改。1932年工部局实施全面改革方案后，愚园路大约在1932年左右完成了门牌号更换，之后基本定型。对比1916年《上海名媛通讯录》（1916，1919）、1922年《中国名人录》、1925《上海工商人名录》，1930年《华华中学通讯录》，以及1936年等公共租界重新编制门牌号码后的《上海工商人名录》《上海市行号路图录》，可以看到愚园路门牌在1930年代前后的大致情况。从最早的10户登记人家，单号最大87号，双号最大20号。到1932年门牌号全面改革后，1925年西童女公学的校址为18号B,改革后变成404号；接近乌鲁木齐路的李咏裳住宅1931年买下时门牌是111号，改革后变成541号；曾任德国总会总董的德孚洋行大班C.G.嘉道登记的愚园路门牌号1924 年为67号，1927年为201号，1934年变成了749弄30号；江宁大厦所在地块从1925年的211号，改革后变成753号。联安坊从1930年的368号，改革后变成1352号，亨昌里从1930年的400号、402号、408号，改革后变成1376号；西园公寓地处愚园路西尽处，从1928年完成时的420号，改革后变成1396号。愚园路顺应工部局门牌号码改革的变动规律由此显现，华华中学的门牌号码从1932年前的353号变成1932年改革后的1341号实属正常，门牌号码的变化过程也反映出愚园路建筑加密增多的发展情况。
“华华中学”从愚园路353号变为1341号不谬，但许多历史研究者前去1341号地块考察，都未见漂亮的“华华楼”踪影。那么，“华华中学”的“宏敞建筑”又为何不见于任何史料呢？
新联纺公司正准备40周年庆。受历史专业出身的武茂春书记邀请，我们在对今天新联纺所在的愚园路1341号地块历史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了民族资本家章荣初的身影，并在李惠民编著《章荣初传》中找到了这样一段文字：
章荣初除了拜访徐采丞外，还到汇业银团的朋友们家去，大家分析了上海的市场状况,认为当时市场上的商品供不应求，社会游资也较多,在租界比较安全,正是发展实业的好机会。大家对章荣初说，只要你敢办厂，我们一定支持。
章荣初马上去自己的几座工厂摸情况，发现中央印染厂在日军进攻时已被烧毁，但还剩一些机器设备。益新布厂没有损失，200台布机完好无损。凑巧，他在愚园路1341号的华华中学里，发现有一座4层的大楼和一块场地空着，而中学早已关闭，就设法租了下来，把中央印染厂的部分机器搬了过来，派人修复，改厂名为中央丰记印染厂，请韩志成当经理。
章荣初是近代民族资本家，先后创办中央印染厂、上海纺织印染厂、荣丰纱厂、川沙纺织厂、菱湖化学厂等。新中国成立后，章荣初选择留在祖国大陆，积极参加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任上海市棉纺业分会董事，上海市政协委员等职，1972年在上海去世。除此之外，章荣初还是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章君谷先生所作《杜月笙传》中写到：
“杜月笙常说他的学生子中有三匹野马，他自己拉不住他们的缰。事实上则其言若憾焉，而心实喜之，因为这三匹野马大有乃师之风，他从这三个学生子身上看到若干年前的自己……本事最大，手面最阔，尤能超过乃师杜月笙，上海人讲究的三头：噱头、苗头、派头一概占全的，首推杜月笙的爱徒、恒社中坚分子——章荣初。”
坊间流传绍兴路54号“杜月笙公馆”（原上海人民出版社建筑楼），其实是章荣初转手中央印染厂获利后以儿子名义买下的。不过章荣初倒是真的送过杜月笙一辆特意到美国定制的“凯迪拉克”防弹车，以此换取“师父”的欢心。回到历史场景，章荣初1937年从湖州回到上海，当时的家还住在1926年落成的愚园路联安坊高级住宅里，1341号的华华中学就在联安坊对面。当时开办印染厂虽然有污染问题，但很赚钱，吸引了各路投资。章荣初想着办厂，每天经过此地，看中对面的空置大楼和地块建厂实属意料之中。但建厂和开工过程并不顺利。《章荣初传》中写到：
中央丰记印染厂在愚园路华华中学内，由于污染环境，受到了附近居民，特别是外国侨民的极力反对，一年后不得不停办。中央丰记印染厂卖给了韩志成，韩志成将之改名九信印染厂。章荣初得到了97万元，又另加了8万元。买了绍兴路54号（注：误为74号）原美国侨胞俱乐部。成为自己的住宅。
而据1938年10月13日《申报》报道，中央印染厂被强制停办是因为噪音问题：
愚園路一三四一號中央丰記機織印染廠、四週均屬住宅區域、因匝月來每開夜工、機聲擾人、曾經工務處迭次勸告、限令於晚間十二時後停止工作、詎該廠因營業鼎盛、迄未遵辦、致于昨晨七時、被警務處用鐵絲網將該廠四過團團圍住、迫令停工、據聞廠方、已向工務處設法疏通。
愚园路在历史上是一个二元空间结构，沿路是工部局管辖的现代花园洋房和新式里弄，背后则是河道绵延的江南水乡格局，以及沿河搭建的棚户区，比较适合印染企业排污生产和劳动力获取。殊料1341号虽在越界筑路地区，但此时住着不少外国侨民，包括大名鼎鼎的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就住在贴旁的1315弄瑞兴坊4号，自然不容居住环境破坏，不管是出于污染还是噪声，或者两者兼有，印染厂被停工了。
章荣初卖掉印染厂，据登记史料记载，后一度为九信印花漂染整理厂。抗战胜利后，1947年同丰印染公司三分厂扩产至此，但同丰印染公司虽入驻1341号，其实并未开工。据“普陀收藏”《曹兰馨与同丰印染厂》一文介绍：
查上海市档案馆编《近代上海工商业概览》（一）所得，抗战胜利后，同丰厂事业发展飞速，1947年已有资本12亿元，职工近1000人，由曹兰馨出任董事长，韩长生为总经理。该厂在愚园路1341号开设第三厂，因资金不到位，第三厂被搁置，一直未正常开工，至1949年7月，终于将它租赁给了大德印染厂。
1947-1949年《上海行号图录》，大德印染厂部分即为“华华楼位置”
根据1949年最终完成上下册出版的《上海市行号路图录》，愚园路1341号地块标示有同丰印染公司、大德印染厂和皇家旅社，可印证此说。
1988年的1341号地块图，数字4的建筑即为“华华楼”位置
根据新联纺提供的资料：1341号地块，其后的历史为1949年大德印染厂——1956年公私合营的大德新记印染厂——合并若干企业于1959年9月成为上海大德捻线厂——1966年更名为上海色织捻线一——1986年上海色织厂关门，因此机缘，1988年新联纺公司从外滩24号搬到这里办公。至今仍是一家实体运行，集外贸、展示、工场为一体的大型国有企业。
在新联坊现场，我们的注意力仍然在挖掘“皇家旅社”旧楼是不是还在，因为怀疑它可能是“华华楼”的孑遗。
空中视角看“埋在中间的皇家旅社”
我们从不同侧面、不同楼面、不同视角反复观察后，确认了被加层、扩建、搭建和外立面变化而“埋”在里面的“皇家旅社”，但仔细观察其建筑结构样式，根本不像“华华楼”，倒像是当年纺织企业的厂房车间。我们无法确认“皇家旅社”老建筑就是“华华楼”，只能遗憾离去。回家以后，我仔细比对华华中学的历史资料和图片，突然发现地图上的华华中学是南北走向而非东西走向，这样就可以完全排除东西走向的“皇家旅社”是“华华楼”的可能性。
1930年兆丰公园附近简图，可见南北向的华华中学校舍楼
1930年《华华年刊》中正门入口加了门楣，上刻“希贤堂”
1930年华华楼平面图，愚园路有出入大门，但22标示为刻有华华中学的面南正门，正对23操场，箭头指向北
1936年的“华华楼”面南正门入口，1930年《华华年刊》中已出现的改建过的“希贤堂”门楣仿佛可见，西面一般认为1937年建成的兆丰邨此时已露端倪。
随后，我又用放大镜仔细研究“华华楼”照片、绘图和1930年出版的华华年刊，发现“华华楼”虽然在愚园路上有进出大门，但刻有“华华中学”字样的正门应该是朝南面向里面操场的（地形图附注中的向北箭头、22为正门，23为操场，正门正对操场等信息），照片右侧朝东的建筑很可能是当时已经落成的瑞兴坊。由此豁然开朗，这栋楼很可能是在另一个位置上，也就是大德印染厂和现在新联网公司AB楼的位置，而它朝里面对的正是一块可能就是当年操场的空地。我再一次迫不及待地跑到现场。发现从愚园路沿马路和新联坊里面已无法辨认出历史风貌，但从兆丰邨和另一个侧面拍摄发现，其实这栋楼的地理位置不变，骨架也依然清晰可见，它的四层楼高和8个隔断至今仍然可以辨认，这幢已经被埋没的建筑其实就是华华中学当年的建筑，只不过风貌已经全然改变。
从东侧看“华华楼”，四层楼和八个隔断仍在
我兴奋地打电话告诉武书记：得来全不费功夫，将近百年的历史建筑“华华楼”其实就在你脚下。判定依据有五：1）《华华年刊》位置图和平面图所标示的“华华楼”南北走向和刻有“华华中学”字样的朝南正门（附注22）正对操场（附注23），箭头方向朝北；2）《申报》报道中提及的建造华华中学校舍的旷地在环翠坊后面，根据1928年华华中学落成照片可见“华华楼”靠愚园路北向一面已有建筑，推测即为由四幢西式建筑和过街楼构成的“环翠坊”，因此排除操场设在楼北愚园路一边的可能性；3）以1912年已有建筑的瑞兴坊建筑和建于1930年左右的兆丰邨为参照物；4）各年代平面图中的“华华楼”位置均没有变化；5）实地踏访，仍可发现“华华楼”位置不变，四层高度和八个隔断不变，内部仍是当年校舍功能格局。
岁月沧桑，“华华楼”的发现过程不由得让人感叹：建筑比人更坚实，更高寿，同时也证明了历史研究的当代价值。我们从历史深处打捞出了1341号地块从空地开始直到今天近100年的完整历史：包括 10年华人中等教育创建史（1928-1938）、 1年上海大学革命史（1937-1938）、50年民族纺织工业发展史（1938-1988）、近40年改革开放外贸史（1988-2025）。“华华楼”屹立至今，无疑是一座历史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