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整个社会对科研领域和科学家科研工作的日益重视，科学家向公众展示自己科研历程与足迹的意愿愈发强烈。近年来，与科学家工作及生活相关的纪实文学和传记文学也越来越多，无论在创作界、评论界还是科技界，都逐渐成为一个值得重视的领域。
2021年7月，我历时三年半创作出的院士传记《郭光灿传》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传记出版次年获得第七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科普图书类银奖，并入选“新华书单第27期”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推荐原创科普图书（100种）”。
一
《郭光灿传》创作与出版始末
起初，是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普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安徽教育出版社编审杨多文的牵线搭桥。杨多文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友，以前对郭光灿院士就有所了解，与我更是有过多年的出版合作。当他了解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光灿希望出版一部传记后，马上就想到了我。
杨多文非常清楚，这种全方位描述科学家的作品，需要作者既有一定的理工科背景，又有足够的文学创作能力。此前我主要从事科幻文学创作，同时也创作一些科普作品，近年来也采访过不少科学家，有一些相关纪实文学作品问世，例如，描写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李振声院士的《麦浪如歌》，描写植物分类学家刘全儒的《解密绿色档案：植物分类学家带我去探索》，描写超声医学专家贾立群的《“贾立群牌B超”》，描写肾病专家汪涛的《三月第二个星期四——从腹膜透析走向“慢性病治疗与管理”的汪涛》，描写新疆和田水利专家王蔚的《夸父的手杖》，等等。
2017年暑假我赶赴安徽合肥，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拜访了郭光灿院士。当时我与郭院士约定，三年为期，共计30万字。受各种因素影响，实际成稿完成时间是三年半。传记于2021年7月正式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成稿篇幅33万字。我本来拟订的传记题目是较为诗意的《光灿人生》，不过院士传记的出版有一个固定模式，所以最终定名为《郭光灿传》。
二
准备：全面了解科学家及其科研工作
准备工作的最前期是大范围的背景调查。作者自己对该科研领域是否有所了解，对此的表达能力能否达到一定水准，以及资料寻找路径、采访对象的情况等诸如此类的琐碎事情，都需要通过初步调查来判断。
正式决定为郭院士写传之前，我做过一些调研。一般来说，任何人难免都有某种程度的负面评价，这也完全正常，甚至有些根本不是本人的原因。对于调查到的大部分事情，我们是能够凭借自己的分析做出基本判断的，不必人云亦云，盲从轻信。而涉及学术的问题，我就不敢轻易判断了。这些问题不解决还是难以开始创作的，所以，见到郭院士第一面后，我就坦率地请教了这些问题，并得到逻辑清晰、条理分明的答复。尽管我还不能马上就把这些科学问题理解透彻，但至少此时我已经知道应该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一般来说，采访对象除了传主本人，还应该包括其他相关人员，比如亲属、昔日的同窗、当下的学生、同事等。而且应该注意了解不同时段、不同领域陈述者的意见，甚至包括一些观点相左者的反面意见。
为了准确起见，采访时应该录音，但也不能单纯依赖录音，同时还要用笔做好记录，双管齐下更加保险。在录音之前一定要对被采访者予以明确提示，并要告诉他这只是为了方便记录，会保护基本隐私（当然被采访者有时还是可能会因此在叙述上有所顾虑，进而在叙述中有所保留）。当对方希望停止录音时，或者采访者自己判断应该停止时，应该把录音装置暂时关闭。记录时最好不要打断被采访者，采访过程中一定会有听不清的情况，尤其涉及一些人物姓名或专有名词，可以暂时将疑问标注下来，积累一段时间、一定量之后再统一提问。采访中屡屡停下来提问不仅会打断被采访者原本连贯的叙述，更有可能打断其思路。
三
考证：客观展示科学家的科研生涯
为写好科学家纪实文学，采访之后、完稿之前，还有无数工作要做，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考证。
客观资料的考证还相对简单，麻烦的是被采访者的叙述自身可能不可避免地存在疏漏与错谬。平心而论，即便是所有的被采访者都以一种坦诚的公心客观陈述，仍有可能出现很多因记忆缺失所造成的错漏。有时可能是被采访者记错了、忘记了，抑或是本就不太清楚细节，所以即使是当事人的记忆也未必准确。加之人的记忆有选择性倾向，往往倾向于对自己有利的一面，有时会自我美化，有时会因对某些人或事的好恶而影响叙述完整，有时甚至会有意遗漏或刻意隐瞒某些事情，以春秋笔法加以叙述……上述诸多原因所致，所有口述资料都需要重新加以考证。
将访谈内容与书面资料比对也相当重要。相较个人记忆和叙述，一般情况下书面资料更具可信性。当然，有些书面资料也会存在一定程度的问题，比如局限于历史年代的叙述方式与结论，或此前的书写者为了叙述方便而做过技术性处理，有时还会存在笔误等问题，这些情况下反倒是当事人的直接述说更为准确。究竟何者更接近于真实，需要具体分析，所以，与其说是比对，实际上采访所得和书面资料接近于互相佐证的关系。
在这一点上，与郭院士的合作是十分愉快和顺畅的。首先他的记忆力极好，叙述时也具备格外清晰的逻辑，最重要的是他尊重作者意愿—除了涉及真实性的问题，他对作者的创作不做任何干涉。
四
取舍：在文学性与科学性之间做好平衡
传记创作一定会涉及一个问题——文学性与真实性可能会发生冲突，有时甚至是严重冲突。与虚构作品不同，当文学性与真实性同时摆在纪实文学作者面前需要取舍时，毋庸置疑，真实性必须是第一位的。在我看来，能够做到没有一点虚构也依旧具备可读性甚至文学性才是最为可贵的。
区别于一般题材的纪实文学作品，科学性在与科学家、科学研究相关的纪实文学中也相当重要，而这就需要作者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若实在没有条件，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即挖掘大量的第二手资料）。
科学家纪实文学中对科研理论描述的最高境界是作者对其完全了解，不过这种要求实在强人所难，毕竟那是科学家花费了无数心血和精力的结果，其中凝聚着大量的专业知识，假如这些理论知识很容易老幼皆懂，那也就无须科学家来研究了。所以，作为与科学家隔着行业的纪实文学作家，只能尽量学习并解读，尽自己最大努力将其浅显化和通俗化。因而，在叙述中，穿插适当的专业知识进行科普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切记不可随意乱解，假如做不到对科学家所研究的理论一定程度上消化理解后进行通俗化翻译，倒不如将相关资料直接抄录留存（尽管这实属下下策之举），以免产生错讹。
五
构造与细节：形成有逻辑的证据链
昭显文学性，主要来自构造与细节。对此我曾深受一部纪实作品影响—2007年荣获“普利策奖”的《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这部作品的最终落点是“9·11”恐怖袭击事件，但开篇却从20世纪40年代写起，纵贯半个世纪的历史。后半部分描写特工人员对恐怖分子功亏一篑的追踪历程，其紧张程度丝毫不亚于一部精彩的侦探小说。为此，作者钻研各种资料5年，走访多国进行了数百次采访，最终才得以完成这部巨著。我一直将其视为自己创作纪实文学的标杆。
纪实文学的构造类似于小说的结构，同样需要各种起承转合。写纪实文学时，我创作小说的经验派上了很大用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构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事物发展的基本逻辑。另外，开篇部分需要抓住读者，因而十分重要，在此也格外强调一下。
无论侧重真实性还是文学性，各类文学作品的成功很大程度都取决于细节，纪实文学或传记文学自然也不例外。重视细节，还有一个原因是为了逻辑上的完备。许多采访资料是杂乱无章的，甚至时间顺序相对含混，这就意味着其中隐藏着逻辑错乱问题，需要作者详加梳理，重整秩序。所以，追求细节、完善逻辑是纪实文学作者的一项重要工作。将散乱的材料串联起来，形成有逻辑的可叙述的证据链，无疑需要一定的功力。
六
真实性：不去刻意神化科学家
最后还要再次强调真实性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采访时，一定要请被采访者畅所欲言，并且保证陈述真实，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创作环节中，作者使用材料却应该有所取舍。这种取舍，有文学构造的因素，有叙述形式的因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被采访者的自身意愿——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详述所有事情并将其全部公之于众。
所以，我在采访时的策略是：首先，请被采访者尽量畅所欲言，但其所述我未必都会落笔成文；其次，即便是我觉得某一事实十分重要，回去先行创作（其实在创作之前最好事先问清），被采访者审阅后感觉不妥，仍可以去掉。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去掉”，并非隐瞒和篡改。
关于科学家的缺点、不足甚至某些很可能遭到非议的问题的处理，我在接受中国科学报的采访时曾这样回答：“这是一个现实问题，目前恐怕没有什么好办法，至少在大的方面不好改变，只有在细节方面做到尽量不神化。所谓的不神化，就是不去刻意神圣化科学家的一些举动。”在当前的大语境下，“不神化，基本上只能做到——他说的，不实的，我不写；而做不到——我知道的，他不愿意写的，我还写。”我觉得这是一个相互信任的基本底线，也是当下的一个基本现实。假如有作家能够以“完全真实”为基本原则完成作品，我表示敬佩，但这确实很难操作。当然，假如是一个完全不依赖科学家本人的传记创作，那么也许可以不像我说的这样做，不过仍有可能承担法律和道义上的麻烦。这是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
关于这一点，我只能说郭院士做得极好，他的所作所为让我充满敬意。因为他做到了，有些他未曾提及但我自己考证出来的资料，不管是否符合他的意愿，只要真实存在，他都一字不改。事实上，在我请他最后核定定稿时，除了完全偏离事实的硬伤，他几乎未做一字改动。
七
结语
与郭院士接触，在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感受，或者可以说存在着三重境界。
近距离接触之前，他是一名院士，具有中国最高学术称号的科学家，似乎离普通人很远很远，对普通人来说这是一个过于高大上的人物，不食人间烟火，只能远观仰视。
在有所接触之后，就会发现他也是一名普通人，一名再普通不过的普通人，同样也有喜怒哀乐，同样也有性格与脾气，甚至还会有普通人身上的各种缺点。
然而继续深入接触之后，又会发现，他与普通人还是有着很多明显不同的；在他身上，还是有着许多常人难以企及的素养——无论是面对问题时的敏锐，还是判断事物时的准确，都非常人所能及。而这，才是他更为显著的本质特点。比如同样是家国情怀，普通人对于爱国的表达，也许是以一种热情奔放的方式来进行；而郭院士的表达则不尽相同，他会通过更为宽阔和理性的视野，从科学发展的角度，以认真踏实从事科研的方式，体现自己对祖国的这种深厚感情。同样是面对祖国科技相对落后的状况，有人也许只会捶胸顿足、抱怨连天；而郭院士的做法却更为现实和具体，他会思考如何在最短的时间里以最好的方式进行赶超，逐渐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是的，郭院士本人，以及他那些志同道合的同志，一方面是为国为民做出无数奉献的著名科学家，一方面也是芸芸众生中极为普通的劳动者。这部传记所依据的材料，除了少量的官方文件，大多数来自这些人的个体记忆。但正是这些无数个普通的个体记忆，构成了我们民族与国家的恢宏历史。正是千千万万像郭院士这样个体的不懈努力，编织出我们民族的纵横经纬，构成了我们国家的牢固基石，铸建起人类文明的宏伟大厦。
作者：星河 北京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来源 / 如何为孩子书写科学：第六届、第七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获奖图书佳作评介
排版：沈 丹
编辑：林雪琪
审定：李红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