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办公桌第三层抽屉有一包开了封的纸巾，不是用来擦键盘的。
上周三下午四点十七分，当我发现熬了两个通宵的方案被领导用红笔划掉整个执行板块时，指甲深深掐进掌心肉的钝痛提醒我，原来成年人的体面全靠指甲盖大小的疼痛维系。
茶水间的咖啡机永远在煮着隔夜的苦涩，我的保温杯内壁结着洗不掉的褐色水垢。隔壁工位的李姐说她儿子又拿了奥数金奖，对面刚转正的小王已经做完下季度的增长模型，而我的钉钉对话框里，主管的"尽快调整"和妈妈的"别太拼命"在未读红点里无声对峙。
这座城市的地铁末班车总在23:15分准时碾碎最后一丝逞强。我数过天桥上第7盏路灯的光晕里漂浮着多少加班族的叹息，却始终没学会在晨会上流畅背诵"闭环打法"和"底层逻辑"。那些被揉成团的日报周报，每一个褶皱里都藏着没说出口的"其实我不懂"。
上周五下班后，保洁阿姨扫走了我藏在抽屉底的半包融化的巧克力。她说姑娘啊，甜食放久了招蟑螂。我突然想起毕业典礼上院长说我们是"未来的栋梁"，可现在连办公椅的滚轮都卡在磨秃的地毯缝里动弹不得。
今早挤地铁时，有个实习生妹妹的睫毛膏晕成了熊猫眼。我递出那包皱巴巴的纸巾时，看见她手机屏保写着"要成为很厉害的大人"。列车穿过隧道的三十秒黑暗里，我们的影子在玻璃窗上重叠成所有职场新人的模样——领口别着骄傲，袖口沾着豆浆渍。
或许成长就是在茶水间续第N杯咖啡时，终于懂得给速溶咖啡加双份奶精。那些没敢点发送的离职申请、没拆封的胃药、没来得及哭的崩溃瞬间，最终都会变成工位抽屉里悄悄融化的巧克力——不必完美，但足够撑到下一个天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