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驽
本故事第一篇讲了郁达夫追求王映霞,二人成就夫妻;第二篇主要讲到他们之间发生许多冲突和误会,闹得天翻地覆。那么,来到南洋,在大时代背景下,他们又有什么际遇,各自结局如何呢?
十一、劳燕分飞
书接前回。笔者个人认为,郁、王冲突,除了三观不合以外,还有着时代的烙印。郁达夫颓废的一面,影响了他与家人和谐相处,他的大男子主义,也是一大因素。比如妻子劝他节制喝酒,他生气出走;比如王映霞在新加坡当了《星洲日报》妇女栏编辑,郁达夫很不高兴,讥讽她:“你若嫌太空则可以在家里‘数米’。”
上一个徐悲鸿和蒋碧微故事中,可能笔者的笔端比较偏向徐,而本故事中,则比较同情王。感情的事,外人没有必要作道德评判。个人觉得,蒋碧微、王映霞,都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她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有独立意识的女性——虽然她们嫁的是有名的艺术家,这种独立性反成其害。
正如王映霞所说:“(郁达夫)以为他的一切的成功,也就是我的成功。”而她(和蒋碧微等独立女性)并不这么认为。
郁、王矛盾已不可调和。1940年3月,双方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结束了12年的婚姻——且慢,其实郁达夫与孙荃一直未离婚,他与王映霞的关系,还颇为烧脑。
1940年5月,王映霞离开新加坡,孤身回国。郁达夫作《南天酒楼饯别映霞二首》,以示送行。实际上,这是他的“艺术”虚构,“饯别”根本没有发生。
王映霞回忆:一位中华书局的黄先生帮助她办理好护照,并送她上船;启航前,两位《星洲日报》的同事赶上船来,将总经理胡昌耀先生送的200叻币交到她手中,“胡先生知道我除了买船票以外,是已经没有什么余钱的了。”
到达香港后,王映霞通过新加坡、重庆、浙江三地报纸发布了与郁达夫离婚的启事:“郁达夫年来思想行动,浪漫腐化,不堪同居。业已在星洲无条件协议离婚,脱离夫妻关系。儿子三人,统归郁君教养。此后生活行动,各不干涉,除各执有协议离婚书外,特此奉告海内外诸亲友。恕不一一。”
事后,郁达夫的好友郭沫若总结道:“自我暴露,在(郁)达夫仿佛是成了一种病态了。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他偏偏要外扬,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
徐志摩评价说:郁达夫“犹如街头乞丐一样,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伤,以引过路人之同情。”
静闻评价说:“他平常对事物的评断或好恶,大都只凭一时的直觉、感情。他主要是个感应而不是思辨的人。”
唐弢评价说:“达夫先生为人冲动,映霞女士又过于单纯,爱好虚荣。乱世男女,有此弱点,遂不免给人以可乘之机。”
好友易君左(《国民日报》主笔)曾写诗赞郁达夫和王映霞,称他们是郎才女貌的“富春江上神仙侣”。没想到,这对“神仙侣”竟惨淡收场,不禁让人扼腕长叹!
(徐志摩与陆小曼。分析别人容易,做好自己难!)
十二、重庆婚礼
王映霞回到大后方重庆,休息了几个月后,通过同学介绍,在重庆歌乐山保育院当了一名保育员。
保育院属重庆妇女指导委员会管理,委员会设在重庆曾家岩求精中学内,与国民政府隔街相望。一次王映霞到曾家岩办事,偶遇从国民政府里出来的杨素平。杨素平曾是杭州“风雨茅庐”的常客,王映霞一直不知道他的职务是什么。
之后经杨素平介绍,王映霞到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工作。干了几个月,王映霞觉得这个单位像特务机构,又找到杨素平,要求调到外交部工作。1941年10月,王映霞来外交部报到。
正是这一工作调动,改变了她后半生。在这里,她认识了前外交部长王正廷。在王正廷夫妇介绍下,她认识了王正廷的学生钟贤道。当时钟贤道是重庆华中航业局经理。
钟贤道是一个有钱、有门道、有人脉的“三有”“钻石王老五”,至今未婚。他自述,是因为“初时为了读书,不想早婚。后来因为没有适当的,因此也就拖延了下来。”
钟贤道向王映霞展开追求。王映霞坦率讲出自己所有遭遇。钟贤道郑重地说:“我懂得怎样能把你的已经逝去的年华找回来。我们会有一个圆满的未来的,请你相信我!”
1942年4月4日,二人在重庆百龄餐厅举办了盛大婚礼,花篮从礼堂直摆到大门口。当时正是抗战吃紧之时,这场婚礼在重庆引起轰动。前来参加的宾客数不清有多少,其中有一半是王映霞不认识的。她认识的人中,有一个是女明星王莹(感兴趣的读友可翻看前面王莹的故事:《轰动演艺圈的一桩公案:几大明星争演赛金花,导致剧社分裂》)。王莹送来一个电灯组成的“喜”字,王映霞把它挂在礼堂正中。
钟贤道婚后对老婆言听计从,呵护有加。仅以适合家庭生活来讲,钟贤道与郁达夫,真是天壤之别。浪漫不能当饭吃。婚姻这东西,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王映霞与钟贤道)
王映霞晚年回顾道:“和钟贤道婚后的四十年,实在是一长段很幸福的日子。一个家庭中,事情不论巨细,全由我一人做主。子女成家立业后,他才离我而先行。临行前,他对我拱手而笑,意思是他已经没有丢不下的事情了。他很了解我的性格,很了解我的为人。”
郁达夫曾经许诺的“自由的女王”,没有实现,王映霞仍然成了“家庭的奴隶”。在钟贤道这里,终于给了她一个“圆满的未来”。他们生下一子一女。儿子钟嘉陵,因出生于重庆嘉陵江畔而取名,改革开放后曾任深圳电视台副台长。女儿钟嘉利,也是生于重庆,后为副教授。
钟贤道于1980年病逝,王映霞于2000年去世,夫妻俩合葬于杭州玉皇山。
(王映霞晚年)
十三、“弃约精神”
回头再说郁达夫令人叹息且令人愤懑的结局。
1941年,徐悲鸿来到新加坡为抗日募捐。郁达夫曾写七绝《题悲鸿画梅》:“花中巢许耐寒枝,香满罗浮小雪时。各记兴亡家国恨,悲鸿作画我题诗。”“家国恨”,说的就是他与王映霞的婚变,和徐悲鸿“慈悲之恋”的失败。两大艺术家居然有一个共同“敌人”——许绍棣。
其实,笔者认为,撇开个人立场而言,在感情问题上,许绍棣并没有什么过错。
与王映霞离婚后,郁达夫有过一段新感情,对象是年轻貌美的英军电台播音员李小英。
郁达夫带李小英回家,儿子郁飞已经十三四岁,不接受这个“新妈妈”。郁达夫用德语悄悄对李小英说“我爱你”,郁飞虽然听不懂,但也猜得几分。他以沉默对父亲表示抗议,对李小英则毫不客气地发泄不满。
当然,最后郁、李分离,这只是次要原因,主要原因还是形势变迁。
1942年初,日军南侵,东南亚各地烽烟四起。英国军队畏敌如虎,未战先怯。更气人的是,“英政府最精彩的战略,一路来并不是针对敌人的,而是针对他的友人,鼓动别人去厮杀,自己却早作撤退的准备。槟城陷落的前一天,英政府还是宣言抗战的,但悄悄把所有欧西人士撤退了,留下华侨供日寇屠杀。”
写下这段话的,是当时身处新加坡的中国作家王任叔(巴人)。华侨抗敌委员会主席陈嘉庚亲自去找英国总督汤麦斯,要求英军撤退时,给予抗敌委便利。汤总督一口回绝。
郁达夫是抗敌委执行委员,并且是英国情报部门的报纸《华侨周报》主编,无论哪个角度来说,都应该在撤退范围内。不知英国人肚子里打的什么算盘,郁达夫被扔下了,而播音员李小英撤去印度。
行笔至此,老马忍不住又要发一通议论:古今(时间)中外(空间),全世界的人性都是一样的,概括起来就四个字:“趋利避害”。别说谁比谁“高尚”,“契约精神”还是“弃约精神”,全看对他们是否有利!
后来郁达夫在逃亡生涯中,每周必有二三日,从隐居的村寨,步行去附近的镇上,从广播中聆听李小英的声音。他在诗作中写下“却喜长空播玉音”,以表对李小英的思念之情。
十四、逃亡之路
郁达夫的逃亡之路很艰难。首先遇上“友军”作祟。
难民船驶到一座小岛上,这是荷兰殖民者势力范围。这时大家是同盟伙伴关系,应该给予方便吧?答案令人失望。
郁达夫、胡愈之、王任叔等人,被荷兰人留置在望加丽岛。荷兰官员说要向国内汇报,让他们白白浪费了5天逃命时间。他们听着隆隆炮声越来越近,心急如焚,欲进不得,欲退不能。
2月15日,英军投降。著名女作家王安忆《伤心太平洋》记述,英军当时拥有近十万大军,储存有可供三至五年的粮食弹药,而日军只有三万人。2月8日,日军开始大举进攻新加坡岛,双方展开炮战。当日军逼近市区时,英军“本来居高临下,使日本人面临灭顶之灾,而他们却打出了白旗,走出要塞。”
与郁达夫一同逃难的胡愈之气愤地回忆:英殖民当局一开始不让人民起来抵抗,临到日军进攻,才勉强给义勇军发武器。发的枪械又是十九世纪的破旧枪弹,他们宁愿把大批新式武器扔海里。丝里打军港号称“攻不陷的要塞”,有威力巨大的海防大炮,未发一弹被英军自己炸毁了。
郁达夫等人从广播中听到英军投降的消息,再去找荷兰官员。荷兰人正在收拾行李逃跑,说:“现在你们的行动不受限制了,随便去哪里都可以。”
一句话把人气不活。几天前有船可走,荷兰人不让走,现在想走,又如何离岛?如果不是荷兰人作怪,他们本可以顺利回国的。一同逃难的有个唐先生,没被留难,几天前离开这里,后经印度回到中国。
没办法,他们只好分散逃亡,打算途经爪哇,伺机回国参加抗日。郁达夫几经辗转,逃到一个叫帕亚孔布(Paya Kumbuh)的小地方,化名赵廉,隐居下来。
日本人占领该地后,偶然知道郁达夫(赵廉)会日语,他们急需翻译,就强迫郁达夫去宪兵队作通译。一向好酒的郁达夫,为了避免酒后失言暴露身份,平时不敢喝酒。后来郁达夫以有肺病、会传染为由,才辞去翻译一职。
为维持生计,郁达夫、胡愈之他们合伙开办了一个“赵豫记”酒厂。郁达夫恨恨地对朋友说:“我没有勇气和力量杀死敌人,但我可以使他们慢性麻醉而死。”他吩咐卖给日本人的酒,提高酒精度数。
这时的郁达夫,对日本人既仇恨又失望。
仇恨是国恨家仇。他的母亲是日军封锁富阳时活活饿死的(一说是被日机炸死);他的大哥郁华,被76号特务暗杀。(建国后郁达夫和郁华都被定为“抗日烈士”。)
失望呢?郁达夫因留学日本,有不少日本朋友(还有日本女友),对民间还抱一丝好感。但在日军清剿苏门答腊岛上的抗日武装时,郁达夫作为翻译,亲眼目睹日军的残暴和堕落。他对日本民族最后一丝好感也消失了。
这期间,为生活方便,也为隐藏身份,他娶了一个当地女人为妻。女人本名陈莲有,郁达夫为她改名“何丽有”——意思是“哪里谈得上美丽”?——落难之中,身处险境,还有心思戏谑别人,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十五、文豪陨落
隐居到1944年,郁达夫的身份还是暴露了。一个姓洪的华侨,向日本宪兵告密:赵廉就是著名作家郁达夫。
日本宪兵没有向郁达夫下手,但郁达夫知道自己被监视,他对胡愈之等人说:“我是逃不了的,索性不动声色。你们先离开。”
1944年8月的一天,一名宪兵队长来到郁达夫家,直呼“郁先生”,而不是“赵先生”。
宪兵队长说:“郁先生,你让我们找得好苦,到上海、东京都调查了。”郁达夫非常镇静,答道:“你为什么不问我?你们问我,我早就告诉你们了。哈哈,现在请你干一杯吧。”宪兵队长说:“为了你的案子,我们花了不少钱……”郁达夫递给宪兵队长1000盾军票,队长满意而去。后来这个宪兵队长又来敲诈过几次。
好不容易熬到日本投降。1945年8月29日晚,郁达夫正在家中和朋友聊天,有人敲门。郁达夫走到门口,和来人讲了几句话,回头对大家说:有点事情,出去一趟就回来。
郁达夫出门时,穿着睡衣和拖鞋。大家以为他马上就会回家,等了很久没见他回来,各自散了。
(郁达夫第三任妻子何丽有和儿子郁大雅)
第二天,何丽有腹痛(何于9月30日生下遗腹女郁美兰),郁达夫仍没回家,朋友们四处寻找。一个印尼农民说,昨晚有辆小汽车停在附近,车上有两个日本人;后来又上去两人,车开走了。
郁达夫就此“失踪”。胡愈之从各方面得到消息,郁达夫于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枪杀。多年以来,史学界一直沿用胡愈之这一说法。
(胡愈之晚年像)
50年之后,经日本学者考证,并找到了当年日本宪兵班长,证实郁达夫遇害的时间并非9月,而是在被诱走的当天晚上——8月29日晚——他就被日本宪兵扼杀!
日本都投降了,仍杀害我们这位大作家、大文豪,十分令人心痛和愤怒!
据分析,日本鬼子杀害郁达夫的原因,是怕将来郁达夫将他在东南亚看到的日本法西斯暴行描写下来,公之于众。
我们相信,如果郁达夫不牺牲,以他的文学才华,必能跳出个人感情圈子,创作出更为灿烂的篇章。
日本鬼子的兽行,真是罄竹难书,令人发指!
(本故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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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