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太原战役进入决胜阶段。此时，徐向前因健康原因被党中央安排前往后方休养，战役的指挥工作交给了彭德怀接手。徐向前在离开前夕，彭德怀在交接时深情地说道：“向前同志，好好养病，待你身体恢复，我们一起去解放大西北。”这句话，似乎让徐向前感到一丝安慰。因为西北，对于他来说，不仅是战略上的重要一环，更是深埋心底的“遗憾之地”。然而，身体的状况让他最终未能亲自参加解放西北的战斗。
1990年，徐向前在北京305医院病重时，他向老部下李先念坦言：“我有一个巨大的遗憾。” 李先念心头一紧，握住徐向前的手，示意他继续。徐向前缓缓开口，说出了那段他一生未曾忘却的痛苦——西路军西征的失败与牺牲。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徐向前的内心无比沉痛，因为西路军的牺牲，成了他人生中的最大遗憾。
1936年11月，面对严峻的战争局势，红军在长征后需要一个新的战略突破口，西路军的编组便应运而生。以徐向前为首的西路军，肩负着打通“国际交通线”的艰巨任务。这一任务不仅关乎红军生死存亡，更直接关系到与苏联的支援。为了完成这一任务，西路军不得不穿越西北，与西北的四马军阀进行生死较量。四马军阀控制的西北地区，兵力众多，战斗力强大，而西路军仅有约21800人，面临的敌人是数倍于自己的敌军。最为致命的是，西路军所处的沙漠和戈壁滩地带，对于骑兵的优势给予了极大的支持，西路军的步兵在这样的地形中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从1936年11月到1937年4月，西路军经历了多次惨烈的战斗。尽管红军顽强抵抗，并成功歼灭了大批马家军，但自己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许多指挥官牺牲，最后仅有500多名战士幸存。而在这场惨烈的血战中，西路军被俘的12000余名战士更是遭遇了极其残忍的待遇。马家军对这些红军战士的暴行，至今令人心头发冷。很多战士被凌辱至死，而关押期间更有超过六千人被冷酷杀害。
西路军的惨败让徐向前一生痛心不已。即便是多年后，徐向前在晚年回忆起这段历史时，仍无法释怀。西路军的牺牲，使得他一直未能完成的任务始终成为他心中的痛。特别是，他未能亲自带领红军剿灭西北的四马军阀，未能亲手为西路军牺牲的战士们复仇。彭德怀在太原战役时的那番话，或许是对他这一遗憾的一种安慰和寄托。
那么，西路军的失败究竟源于哪些原因呢？徐向前在回忆时分析了其中的种种原因。首先，西路军指挥层未能及时调整战略，这让他们在面对强大敌人时陷入了被动。西路军在四马军阀的领土上停留过长，未能迅速推进到新疆，这无疑让敌人有了更多的时间准备。其次，西北地区民众对红军的误解，也是西征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马家军通过种种舆论手段，成功将红军塑造成了“侵略者”，而缺乏民众支持，使得西路军在当地的战斗力大大降低。再者，西路军的战略目标不明确，一会东进、一会西进，最终在敌人强大的围堵下陷入困境。最后，西路军的政治委员陈昌浩过于盲从上级命令，未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战术，导致徐向前提出的“直捣新疆”的战略未能实现。
西路军的失败对于徐向前来说，无疑是他军事生涯中的一大挫折。然而，他的这种“遗憾”并不只是个人的。在他看来，这场失败，也意味着红军错失了重要的机会，未能在西北地区站稳脚跟，最终错过了一个对抗国民党和地方军阀的重要机会。徐向前曾感慨，如果西路军当时不败，八路军的实力可能会更强，甚至多出一个主力师，红军的胜利也会更加稳固。
虽然徐向前未能亲手为西路军复仇，未能亲自击败四马军阀，但他并不孤单。最终，四马中的马步芳、马步青等人在国民党败北后逃往台湾，而马鸿逵虽然未能逃脱战败的命运，但在解放后，他的部队选择了和平起义，这一举动也是对西路军牺牲的某种补偿。马步芳的晚年颠沛流离，最终在沙特和埃及度过，而马步青在台湾也逐渐被边缘化。四马的一生，最终都无法抹去“历史罪人”的印记。
西路军西征的失败，是中国革命历史上一个无法抹去的伤痛，而徐向前心中的遗憾，正如他所言，成为了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