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2年11月至1933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三军和第二十六军，先后转战商洛，在商洛地区大范围内扩大了革命影响，播下了革命火种。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苏区，在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张国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的率领下，西征途中，从湖北郧县秦家墁进入商南三官庙、赵川镇。在山阳县漫川关与敌激战，后突围中改变由漫川关去汉中的路线，折北沿丹江川道，横穿商洛中心地带，从商州城边经过，进南秦川到柞水县红岩寺;沿金钱河而下，在凤凰嘴以东肖台子受阻，再次折北进金井河，溯河而上，由丰北河十字分两路翻秦岭，27日出柞水县，分别进蓝田县汤峪、长安县库峪进入长安，后翻越大巴山进四川，建立了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在我市途经商南、山阳、丹凤、商州、柞水5县(区)、53个乡、222个行政村，历时23天，行程1200多华里。红四方面军是进入我市的第一支红军，凡是转战之地，大力宣传群众，宣传红军的主张，刷写革命标语，打富济贫。11月7日，建立了商洛第一个红色政权一一商南县白鲁础区苏维埃政府在商洛山区点起了第一盏明灯。11日，红四方面军主力进抵山阳县漫川关以东云岭地区，被国民党军第四十四师、第六十五师、第五十ー师、第四十二师和第一师的两个旅四面包围，妄图将疲惫不堪的红军全歼于照川碾子坪、漫川关、康家坪至云岭的数十里山谷之中。在这关系到红四方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张国涛惊慌失措，竟提出让部队分散突围，总指挥徐向前等毅然否定和驳斥了其错误主张，当机立断，集中兵力从漫川关东敌人布防的薄弱地段实行突圆。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按照徐向前总指挥的命令，在团长许世友的率领下冒着暴雨般的子弹，顶着炮弹爆炸的火光，勇猛地与敌搏斗，杀开了一条血道，终于夺取了云岭阵地张家庄垭口，全军胜利突出重围。漫川关战斗和著名的新集、土桥战斗一样，载入红四方面军西征的史册。徐向前元帅生前回忆起50多年前的漫川关战斗时说:“漫川关突围，是关系我军生死存亡的一仗。”“许世友那个团立了大功。”许世友在翻越大巴山及长征途中对干部战士作动员工作时不止一次地说:“漫川关我们都闯过来了，这点困难算得了什么!”可见这一仗是多么残酷。红四方面军在商洛留下的伤病员，人民群众尽力保护。据不完全统计，沿途留下90多名，除极少数被敌杀害外，大部被保护下来。柞水县掉队红军62名伤病员，有59名被安全地保护下来，其中23人病愈后返回鄂豫皖苏区，22人后又归队红25军，14人在当地安家落户。据不完全统计，有叶芳谱等青壮年参加红军，走上了革命道路。
紧随红四方面军之后，红军在湘鄂豫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军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的率领下，由洪湖出发，于1932年1月21日从河南卢氏县皮皮岭进今丹风县桃坪蔡家店。在商洛期间，途经丹凤、商南、山阳、镇安4县，28个乡、81个行政村，行程800多华里，历时12天。红三军在商转战途中，在丹风油房坪宿营时，不慎烧了群众李正兴的房子，贺龙军长道歉并给赔偿30块银元。桃坪官家沟群众陈吉书，见红军来了上了山躲避，红军走了，他回来后，看到藏在坡上石崖底下的一桶麦子被舀了两斗，他用手把剩下麦一抖，里面却埋了两块现大洋。群众陈家旺回来看见一头猪不见了，只见磨盘子上尽是猪毛、地下有血，而猪皮被卷着塞在底下，他生气的顺手把猪皮拉出来，里面却裹着10块银元。红军严明的纪律使群众十分感动，称赞红三军是一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之师。11月23日，红三军进到丹风武关寺底铺一线，与国民党陕军刘镇华第六十四师一团遭遇。贺龙亲自指挥战斗对参谋长唐赤英和王炳南说:“这是一个考验，一定打胜，不打胜，我们没法走。”经过两个小时血战，歼敌一个营。战斗后，红三军将16名伤病员交桥耳沟9户群众保护，其中4名因伤势过重而去世，2名在返回原籍途中不幸遇难，10名安全返回了原籍。特别是红三军在商期间24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竹林关柏氏庙召开会议，研究“肃反”问题，贺龙与以夏曦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制止了转战途中的错误“肃反”行为。
1933年春夏之交，国民党调动大量兵力“围剿”耀县照金根据地。6月，红军第二十六军政委兼第二团政委杜衡，违背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不顾刘志丹(红二十六军参谋长)、王世泰(第二团团长)等人的强烈反对，放弃照金根据地，强令部队南下渭华地区。途中遭到敌人的追堵，部队伤亡较大。杜衡怯敌逃跑(后叛变)，代理政委汪锋等率军进入蓝田、商州渭南、华县、洛南县结合部的秦岭山区。他们在这一带坚持隐蔽斗争长达3个多月，深入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扩大红军影响，后陆续返回照金根据地。
红四方面军、红三军和红二十六军等三支红军的转战与活动，在商洛全境范围内的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两年后红二十五军创建鄂豫陕革命地做了相当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