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11日的南京监狱，一间牢房的大门被打开，几名士兵进来准备押送一名死刑犯。然而，他们一进来发现牢房竟然空无一人。这名潜伏在国民党内部17年的红色特工范纪曼，凭借一块木板，在行刑前夜奇迹般逃脱了。
范纪曼越狱不仅改变了他自己的人生轨迹，更为革命事业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那么临刑前一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坚定的信仰
范纪曼的故事，开始于1906年，一个位于四川的书香世家。从小学习就非常好，不仅努力考上了大学，还会日俄德三国语言，另外他油画也画得非常好。
19岁时范纪曼考入武汉中央陆军军校之后加入共青团，次年又加入了共产党。
在大学期间，范纪曼接触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思想之一——共产主义。他相信，如果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能共同推动这一思想的实现，那么中国必将从动荡的局面中走出，迎来一个新的希望与未来。
之后的范纪曼积极响应号召参加北伐，又成为了革命军第四军的排长，带领队伍参加战斗。其中在汀泗桥战斗中他更是身先士卒，过程中身受重伤，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后，他便回到家乡四川进行一系列的工作。然而范纪曼不满足于现状，他想继续到前线投身革命事业，便主动向组织提出，最后派他前往上海从事地下的情报工作。
然而在1949年时，范纪曼却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逮捕，这是怎么回事呢？
深潜敌后传递情报
范纪曼被安排进入敌对的国民党政府内部工作。他的任务，是进入国民党情报系统，成为一名隐藏的特工。为此，他化名李强，以一名普通军官的身份继续在国民党的高层混迹。
他迅速借助自己积累的外语能力和广博的学识，赢得了同僚们的信任。凭借着出色的应变能力，范纪曼在短短的时间内便迅速在国民党情报机关中崭露头角。他不仅在工作中表现得极为得体，甚至能在与上司的会谈中提出极具建设性的意见。这些都让他获得了更多的接触机会，得以进入更加核心的情报圈层。
随着职位的提升，范纪曼渐渐接触到了国民党最机密的情报。他开始逐渐获取关于日军调动、国民党内部军事部署的敏感信息。这些信息对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极为宝贵。范纪曼将这些情报通过极为隐蔽的方式传递给党组织，为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然而，潜伏的生活中，范纪曼每天都活在高度紧张的环境中，他不仅要防范国民党内部的怀疑，还要时刻小心日军的特务。范纪曼清楚地知道，暴露自己身份的后果有多么严重。如果被国民党或者日本的特务机构发现，他将会遭遇极为残酷的审讯与处决。
一次，范纪曼获得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情报——日军在准备对苏联进行偷袭。这条信息如果能迅速传递给苏联，必将为抗战带来巨大的胜利。范纪曼在极为危险的情况下，将这个消息通过一个地下联络点传送给了党中央。几天后，党中央将这一消息成功传递给了苏联，使得苏联提前做好了准备，对日军进行了及时的空袭，极大地打击了日军的战斗力。
然而，随着解放战争的临近，范纪曼的任务也越来越艰巨。他不仅要继续为党组织提供情报，还要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和派系斗争日益加剧，而范纪曼则要保护自己的身份，为党组织争取最大的利益。
他明白，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推翻国民党政府，建立一个公正、自由的新中国。
陷入危机
随着解放战争进入最为激烈的阶段，范纪曼的潜伏生涯逐渐逼近了危险的顶点。
1949年春，国民党政府的内部矛盾激化，国民党对共产党特工的追查愈加严密，许多曾经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已经暴露，范纪曼心中不禁感到一阵寒意。
在1949年3月的一场抓捕行动中，沈寒涛，这名负责与范纪曼联络的地下党员，在一次行动中不幸被捕。沈寒涛的住所被彻底搜查，经过一番折腾，特务们竟然在他的房间里找到了一个厚重的笔记本。这个笔记本中详细记录着与范纪曼相关的代号。尽管这些信息并未完全暴露范纪曼的真实身份，但却为敌人提供了重要线索。
国民党军统部门迅速开始了追查，随着沈寒涛在酷刑下的供述，范纪曼的名字终于浮出水面。作为国防部的少将专员，范纪曼的身份已经暴露，敌人开始集中火力，对他进行追捕。
那是1949年3月中旬范纪曼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片刻后，几名穿着便衣的军统特务走进了范纪曼的办公室。他们的态度和语气显得格外冷漠，一名领头的特务赔笑着说道：“范长官，我们有些事情需要和您核实一下，麻烦您随我们走一趟。”
被带上车后，范纪曼没有表现出丝毫慌张。他与这些特务的谈话十分平和，但内心深处，他的每一根神经都在高度紧张地运转。他知道，自己随时可能暴露，但他依然保持着表面上的冷静，想着如何在这场审讯中度过难关。
抵达军统的秘密审讯中心后，范纪曼被迅速带入一间昏暗的房间。几个特务迅速将他按坐在椅子上，开始审问他有关共产党内部的事情。他们只在乎从他的口中得到党组织的机密情报。特务们用尽了各种酷刑，逼问范纪曼是否知晓党组织的其他成员，甚至不惜动用毒药和电击。每一道酷刑带来的痛苦，都是常人难以忍受的。
尽管如此，范纪曼依然保持着顽强的意志。“你们的逼问完全无效，如果你们有证据就拿出来，否则我不会说出一个字。”他的眼神坚决，语气不容置疑。
审讯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范纪曼的身体渐渐变得虚弱，但他的嘴巴依旧紧闭。几乎所有的酷刑都用尽了，但他依然不为所动。这令敌人更加愤怒，最终决定将他迅速处决，以防止他继续“隐藏”有价值的情报。军统决定在1949年4月11日将他枪决。然而这时候范纪曼的越狱计划，也已经成型。
死刑前夜巧妙逃脱
范纪曼心中清楚，明天自己将被送上刑场，但他并没有一丝悔恼。这是范纪曼被捕后的33天，他已经经历了整整一个月的折磨，即便如此，敌人也没有从他嘴里得到任何实际情报。就在行刑前一晚，他悄悄开始计划自己唯一的逃生机会——厕所。
范纪曼的逃生计划并非一时的冲动，而是他在无数次观察与深思熟虑后，才做出的决定。每一次进出监狱，他都在暗中观察，留意着敌人的防守漏洞。
他注意到，在监狱的设计中，厕所靠近一段薄弱的围墙，那里并没有铁丝网，正是他逃生的唯一可能。于是，范纪曼决定冒险一试。
“守卫，我肚子疼，想去一下厕所。”他告诉守卫自己胃痛，需要上厕所。看到范纪曼的模样，守卫人员心中不禁有些不耐烦，没有多想摆手示意他快去快回。他根本没有意识到眼前这个男人会做出什么惊人的举动。
范纪曼来到厕所后，迅速利用从其他牢房获取的一块木板，搭起了一座简易的梯子。虽然木板轻微地发出一声响动，但他依然保持着冷静。接下来，范纪曼轻轻踩上木板，用尽全身的力量，小心翼翼地将自己拉过墙头。他的双手死死抓住墙壁，逐渐爬上了顶端。
随着范纪曼的一跃，他顺利越过了围墙。即使已经翻越围墙，他知道自己并没有安全，他必须尽快逃离这个地方，才能够彻底摆脱困境。
范纪曼谨慎地躲避了巡逻的警卫，一步步走向密林中的一条小路。走过一段草丛后，他终于看到了一辆早已准备好的汽车。那是地下党为他安排的逃生路线。范纪曼上车后，终于松了口气，这一刻他终于重获自由。
1949年，潜伏17年的他，终于能光明正大地回到党组织的怀抱。新中国成立后，范纪曼选择了另一条道路——投身教育事业。他被任命为上海戏剧学院的教授，而且他还懂多国语言，知识渊博，将自己的经验和学识分享给了新一代的年轻人，深受学生的喜欢。
1990年冬天，84岁的范纪曼在上海去世。他的葬礼简单而庄重，前来送别的除了亲人和学生，还有许多革命时期的老同志。他们站在他的墓碑前低声交谈，说得最多的只有一句话：“他这一生，活得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范纪曼的一生就是对“英雄”这两个字最好的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