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联2024年度论文作者纪莺莺。视频采访：澎湃新闻记者 倪瑜遥(02:28)
【编者按】
上海社联2024年度论文已出炉。观察和研读最新评选出的10篇年度论文，我们对近一年来上海社科学者的研究方向会有一个概括性认知，既有“全球供应链重构、科技创新机制、全媒体时代、无形经济、信息保护、代际共育”等当下时代关心和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也有“历史书写、政党与国家、唯物史观、中国美学”等关系中国学术研究的机理问题。
“年度论文”评选活动由上海社联2013年组织发起，至今已连续开展12年。年度论文评选无需作者自行申报，而是依托各学科权威专家、学术期刊主编、资深学术编辑等专业力量，开展多轮遴选评审。
澎湃新闻记者对话上海社联2024年度论文作者，听学者讲述数字时代学术研究的坚守和改变，新文科建设如何创新，以及学者如何研究真问题，回应时代之问。
“近期侧重思考中国基层治理实践的深层文化基础，通过对家庭和社区中人的行动伦理的理解，探寻普通人生活实践中的现代化转型。”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纪莺莺在学术主页上如此介绍自己的研究兴趣。我们对“现代化”的阐释常与宏大的进程关联，而这位青年学者则尝试从微观的日常生活入手，在家庭生活、社区生活的切片中探寻普通人身上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文化力量。
在上海社联2024年度论文《显性断裂与隐性承袭：从代际共育看家庭伦理的现代化》（原载于《社会》杂志2024年第2期）中，作者纪莺莺和阮文雅以80后-90后城市新移民家庭的代际共育为经验研究对象，讨论中间一代（即年轻父母）在与祖父母共同育儿的过程中如何调和两代人之间的观念差异，重建家庭平衡。
而在这项研究展开的几乎同一时期，纪莺莺自己也经历了生育、养育第二个孩子的过程。家庭生活的变化也让她对于“情责一体”“文化自觉”有了更深的体悟。研究者自己的生活经验与田野调查的经验相互映照，这是社会学的独特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学写作是一种反思和重建个人生活之道的方法。”她谈到。
2025年1月，澎湃新闻记者专访纪莺莺教授，和她探讨了代际共育中折射出的文化冲突、家庭伦理背后绵长的传统如何发挥作用、个体如何觉知和协调不同的文化力量等议题。
当城乡和代际冲突共同汇聚于家庭
澎湃新闻：是否能简要介绍一下这篇论文的选题缘由，为何会想到以城市新移民家庭的代际共育为研究对象？
纪莺莺：这篇文章从选题到最后改定成文用了大概三年时间。最早的缘起是我的硕士生阮文雅和我讨论的硕士论文选题。文雅发现自己住的小区里有很多“老漂族”，就是从农村到城市帮子女带孩子的老人。她最初想研究“老漂族”的社会融入问题。我当时说对于“老漂族”来说，社会融入并不是“真问题”。因为他们的期待不是融入城市社区，而是把孩子带大后回老家继续自己的生活。
文雅的提问和我的反应都出于对彼此生活经验的直觉。那时是2021年3月，我的第二个孩子刚出生5个月，我的家庭也正处于第二轮代际共育的磨合期。于是我和文雅就针对这个有趣而重要的题目展开了研究。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这篇论文最重要的发现是什么？
纪莺莺：在大部分家庭的代际共育中，父母辈和祖父母辈在教育儿童的观念上有差异，这给家庭生活带来了困扰。但不同家庭应对这种分歧的方式其实是不一样的，两代人对这种分歧的认识也非常不一样。我们想讨论这种代际之间的差异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什么样的家庭能应对这些挑战？
我们发现，在代际共育的过程中，年轻中间一代在教育上的反思性更强，往往把观念分歧看得很重要，但在长期生活中，年轻父母也会因为对自身生活处境的把握与思考，而发生意识上的自觉，获得某种为人父母与为人子女的身份觉悟。因而他们在协调家庭内部的冲突和分歧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2024年冬，上海德大西餐厅内一家三代人在用餐。澎湃新闻记者周平浪 摄
澎湃新闻：论文呈现的更多是“祖--父--子”中“中间一代”（年轻父母）的声音。祖父母在共居育儿中是否也有调适文化冲突的策略？
纪莺莺：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其实同时访问了祖父母和父母两代人的观点。因为前人的研究对祖父母状态的讨论比较多，所以我们这篇文章成文时强调的是年轻父母在育儿中的“文化自觉”，对祖父母态度的描述相对简略。可以看到，文中对于代际分歧的表达也主要是站在年轻父母的角度来分析的。这也是比较遗憾的一点，在一篇论文中很难同时展开两种视角。
的确，面对代际养育过程中的观念差异，祖父母会有很多策略。比如他们会努力保持学习的心态，了解新的育儿知识，他们也会包容和忍让，会在家庭决策时往后退一步，选择不发生正面冲突；还有人会有一些自嘲。
不过，我们认为，策略并不是协调冲突的根本方法，更重要的是在家庭生活中祖父母是怎样看待和定义这些策略的。策略背后是祖父母对于子女的“情责一体”的伦理状态。因为先有伦理感情作为基础，策略才具有了运行的基础，也才可能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无论是祖父母还是父母，在谈到“为了孩子”的时候，都会说这就是父母“应该做的”。因此尽管祖父母和父母在育儿的表面观念上的确存在差距，但这种向下去养育一个出色孩子的心态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的情感和责任感是联系在一起的，感到“应该做的”，既是指为人父母之常情，也是指为人父母之责任体认。在这个体会之下，分工、权威等都可以调节。
澎湃新闻：祖父母在育儿过程中是否也有自己的想法，是否也有自觉和反思性？
纪莺莺：祖父母对于育儿当然也会有自己的想法，只是相比于年轻父母的反思和文化自觉，他们的观念更多源出于漫长生活经验累积的直感。必须强调，这篇文章的讨论对象——“农二代”城市新移民家庭其实非常特殊，这是大规模城市化和高等教育扩招之后才大量出现的现象。
我们访谈到的年轻父母大多是“80后”，只有一位是“90后”。他们在大学扩招之后，通过接受高等教育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在城市里安家立业，并在2015年之后进入生育期，实现了比较“中产”的生活状态。年轻一代父母接受了科学育儿的理念，有意识地依据培养现代个体的观念与技术来抚育子代，同时也对自己儿时被抚育的经历有很强的反思。而他们的父母则是“50后”或者“60”后，是长期在农业社会中生活和工作的群体。不过他们也经历了20世纪的数次现代化浪潮。这样的生命历程对比是非常剧烈的，造成了两代人不同的文化观念。
两代人的观念并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只是说这样的差异汇聚到了家庭中，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了较大的压力和挑战。我们希望讨论在这样的处境下如何选择和协调，去应对挑战，从而重建生活之道。
生活经验与田野经验相互映照
澎湃新闻：是否能分享一下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您印象深刻的场景和事件？
纪莺莺：我很喜欢这个问题。我们学习社会学，进入家庭场景中去做访问，但不能过度依赖受访者的“语言表述”。受访者的表情和动作同样包含着丰富的信息。比如我们采访到的一位奶奶，她自嘲自己在家里是“老保姆”。这听上去似乎只是一句怨言。但结合她说话时的语气，以及她在家庭中忙碌的状态，放在她自己的人生历史之中来看，我们能感到这种自嘲中更复杂的意味，其中有无可奈何，也有全心全意。在田野中，我们通过语言、动作、表情，以及互动之中对对方的总体感受去把握他们所描述的事件。
田野调查不仅仅是为了调研和论文，还包含了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所体验到的部分。在做田野时我和学生们也在反观自己的生活经验，我们的生活也变成了田野的一部分，这是相互映照的结果。社会学所面对的“田野”包含了很丰富的层次。
如前面所说，代际共育的论文历时三年完成，在这期间我经历了生育、养育孩子的过程，文雅也经历了毕业、就业与安家。我们对家庭生活都有了一些相应的感悟。可以说，这个研究的展开与我们生活历程的进展是同时发生的。
我在文章的末尾使用了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概念“文化自觉”。在中国当下的社会图景中，我们都会受到很多种文化力量的影响，有传统的力量，也有现代的力量。但这种影响是要在生活的历练中不断被行动者发现和体会的。当我们体察到这些影响，就有可能去应对和选择，去协调和化解传统与现代文化力量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学写作也是一种反思和重建个人生活的方法。
澎湃新闻：这篇论文的调研与写作是否也给您自己的生活带来了启发？
纪莺莺：我有了养育孩子的经验后，体会到传统所说的“养儿方知父母恩”依然在发挥很强大的作用，也深刻地体会到了今天养育孩子的难。对于父母和祖父母来说，全心全意去养一个孩子的心意是一样的。但在今天，在“怎样去养好一个孩子”这件事上，两代人常常会发生分歧。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两代人的文化理想会发生巨大的偏差，既可以发生在向上的代际之下，也可以发生在向下的代际之间。年轻父母认为的“好”是这样的，而祖父母认为的“好”又是那样的；年轻父母认为的“好”，孩子也未必认可这种“好”。要怎么去选择好的教养方式，为人父母者内心其实是会有冲突的。
这篇论文给我带来的一个很大感触在于，意识到这些冲突之后，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父母要对“为了孩子做‘好’一切”的冲动有所克制。尤其在今天“鸡娃”如此流行的状态下，一方面要更深刻地体会在自然感情上如何爱孩子，另一方面也要对这份爱有所反思和克制，避免以“爱”之名在高度竞争性的社会条件下强化教育、成长焦虑。
2022年夏，上海南京东路步行街，一家三口在看花。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摄
当文化自觉发生，个体就有了辨别和协调文化冲突的力量
澎湃新闻：在阅读这篇论文时，我感受到祖父母的权威被消解了。这也体现在近年的一些社科著作中。比如人类学家葛玫在《谁住进了养老院》一书中的论述：子女越来越难赡养老人。老年父母选择住进养老院，或者减少自己的需求，但他们并不愿意用“不孝”来评价子女。
无论是育儿还是养老，祖辈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被边缘化了，他们不再运用传统的孝道话语来行使权威。这是否意味着传统孝道在当下已衰落，我们需要新的话语资源来理解华人社会的家庭伦理？是否能分享一些您对当下家庭伦理变迁的思考？
纪莺莺：依本文的发现来看，祖父母的边缘化是确实存在的现象，不仅发生在家庭中，也在学校和商业机构里。比如家长把孩子送到早教机构，老师有事时通常会联络父母，而不是祖父母，虽然很多时候是祖父母陪在孩子身边，接送孩子上下学。这背后是一种隐性的观念：大家都强调知识的重要性，而忽视了生活教育。但生活教育是祖父母能给予孩子的最大的支持。
生活教育中包含了情感的传递、道德意识的生成、对人际关系的感应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如果这些内容在家庭中没能得到重视，可想而知孩子今后会如何看待道德和人际关系。他们在成长中又该用什么力量和资源来建立自己的社会关系呢？
而在养老议题上，葛玫的观察也的确是普遍状况。父母仍然是非常“克己”，极少会在养老事宜上向子女提要求和给子女增加负担。可以看到，中国父母对自我责任的强调恰恰是一直很稳定。
今天很多社会热点议题都是围绕“个人和家庭”的关系展开的，因此家庭伦理的变迁是很重要的问题。这方面的研究也非常多，我在文章里也尝试做了梳理。
不过我这篇文章希望提出这样一些理解：要理解今天的家庭伦理，需要对于“传统孝道伦理”有更清晰的了解。我们不能站在“现代”的角度来反推“传统伦理”是什么，因为传统伦理的形态本身可能是非常复杂的，也会有一个复杂的地方性社会系统来支撑它。这篇论文是一个经验研究，我们希望通过检视经验材料，将人们生活中仍在延续的传统辨认出来。人身上有当下的、非传统的力量，但也有传统伦理的力量，传统就是这样被不断再生的。很多时候人们事实上是在依循传统的文化伦理，但自己可能并未意识到。
这可能也是社会学研究能起作用的时候。有时人们明明以传统的方式行事却不自知，认识不到这一层力量的价值。要打破这个鸿沟，就需要进入当下的经验，帮助人们把“传统”认出来，写清楚为什么在生活实践中行动者会不断重返传统伦理，为什么在伦理困境中最终还是可能完成对于文化传统的意识和自觉。
不可否认，今天人们信念中的家庭伦理是多样化的，事实上理论资源也很多样。所以这项研究关心的并不是观念资源，而是一个人在经营家庭生活时，事实上他（她）的选择是什么。生活处境会教会他（她）一些道德，人是会变的，会发生“文化自觉”。当他（她）洞悉了自己身上不同甚至对立的文化力量时，就拥有了协调这些冲突的能力，才会真正成熟起来。这可能也是在微观层次谈论家庭伦理变迁的意义。
2022年夏，广州泮塘五约，祖母牵着女孩出行。澎湃新闻记者 倪瑜遥 摄
澎湃新闻：近年来，核心家庭的变迁中出现了一些有意思的现象，比如“全职儿女”。
在较大的经济压力下，年轻一代难以在短期内像父辈那样获得足够的资源。有的人选择不工作，回到父母身边共居。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纪莺莺：这是一个很有趣也可爱的说法，首先让我感到社会对于赋闲在家的孩子的包容和抚慰。关于这种现象，在前几年有个说法是“啃老”，这说法背后对于年轻人是有压力的，是指成年孩子从父母那里获得超量支持，却没有提供所谓的回报，是对年轻人的指责。
但当下很多年轻人也愿意戏谑地用“全职儿女”自居，带有一点“撒娇”的意味。这意味着他们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家庭生活中。最近在年轻人中听到的另一个词是“断亲”，即要从亲密家庭关系中脱离出来。从这两个词的对比中可以看出某种对于家庭的心态转变。
我猜测“全职儿女”们应该大多还没进入婚育阶段。只要孩子还没有成家，他（她）就还是父母的孩子。在传统观念中，父母给予没有成家立业的孩子支持是应当的。从这个角度，我们又可以清晰地看出传统的线索如何与当下的线索密集地交织，并在重新的建构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此外，很重要的一点，如果做细致的调查，可能会发现阶层也是这一现象背后的重要因素。能够支持“全职儿女”的家庭，父母是需要有一定经济条件的。他们也放低了对于子代“成功”的期待。所以全职儿女也是一个特定经验，不必普遍化和浪漫化。
澎湃新闻：在一些观念中，人们会认为相比于经营家庭生活，学业、事业等方面的成就是更有价值的。“全职儿女”是否也意味着一部分人开始对这种价值排序有所省思，重新体会家庭生活的意义？
纪莺莺：这个观点特别有启发。很多关于“自我”的叙事会鼓励年轻人“离家”去成长；但“全职儿女”则意味着一部分年轻人能够坦然接受“返家”，看到在家庭中的投入也是“自我”非常重要的部分。显然，相比之前成长需“离家”，这是必要的平衡、修正。
从普通人的生活实践中透视现代化转型
澎湃新闻：是否能介绍一下您2025年的研究计划和方向？
纪莺莺：首先是继续代际共育的研究。如果祖父母与父母之间的矛盾不能调和，对于第三代来说或许不是件好事。如果孩子一直处于对立的文化冲突里，他们的成长其实会面临一些挑战。就像我在这篇论文最后提出的讨论，如果不能充分意识到家庭运营事实上所依赖的伦理力量，既可能摧毁家庭生活的基础，也可能使下一代失去构造生活的力量。
在我看来，作为“70后”城市中产阶层子女的“00后”和“05后”们其实已经具有了样本意义。所以2025年计划做一些后续的研究，讨论青年群体的心态特点。
另一方面还是会继续做城市社区研究。人在家门以内过的是家庭生活，但是出了家门就进入了各种类型的社区。所以，人在家庭和社区这两个层面的生活状态是息息相关的，研究今天中国的社区治理，需要把家内和家外结合起来理解。
澎湃新闻：您的学术主页中对研究兴趣的介绍里有提到：“通过对家庭和社区中人的行动伦理的理解，探寻普通人生活实践中的现代化转型。”如何理解这句话？选择从微观角度透视现代化，有何意义？
纪莺莺：现代化本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中国一直在经历这一重要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宏观的，也落实在人的具体生活中。我们每天如何处事，如何思考问题，其中都包含了历史层层累积的力量。
更关键的一点在于，在每个人的生活中，这些力量的呈现方式和影响是不同的。每个人的具体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和时间节点，我们会做出不同的选择，选择属于自己的现代化路径。这些不同的路径汇聚在一起，就构成社会意义上的现代化状态。
比如你前面提到的“全职儿女”现象，也可以视为部分年轻人到了特定的生命周期所做出的选择。年轻人通过“全职”经营家庭生活来降低自己承受的压力，父母也给予了支持和包容，这就是一种现实状态。
2023年夏，昆明大观河，三个小孩在水边玩耍。澎湃新闻记者 倪瑜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