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隆溪教授在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第15章Literature of the Yuan Dynasty之中说：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other important novel, Water Margin,is also attributed to Luo Guanzhong, but heavily edited or revised by his contemporary Shi Nai’an,a scholar living in Qiantang,the modern-day Hangzhou,during the late Yuan and the early Ming time. (Zhang, 308)
张教授这段话，将《水浒传》归于元代文学，又以Luo Guanzhong 为《水浒传》作者，而Shi Nai’an (施耐庵)为编者。
可是，我们知道历史上有《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中华书局1975年排印本），这书在书名上就标榜“施耐庵”，不见“罗贯中”（Luo Guanzhong）。
以上两种说法，一种以罗为主，另一种以施领衔，哪一种比较合理？
许勇强、李蕊芹《水浒传研究史》关注《水浒传》的作者问题，首先就讨论施耐庵，其次才是罗贯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页322）。
《水浒传研究史》
张教授的“罗著・施编”之说，令人侧目。
张隆溪教授的“罗著・施编”之说，是新见解吗？这个说法，源出何处？如果《水浒传》到明中叶才“完成”、才算“完整”，那么，《水浒传》还属于“元代文学”吗？为什么不少明朝中晚期的《水浒传》刻本标榜“忠义水浒”？
上面这些问题，都是文本要探讨的。
“罗贯中所编”?“罗贯中所著”?
张教授为什么会有“罗著・施编”之说？
复旦大学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认为：《百川书志》署《水浒传》为“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实际上指《水浒传》是罗贯中所编，施耐庵是在罗贯中基础上进行加工的（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第二版，中卷，页460）。
《中国文学史新著》
《中国文学史新著》表明是“(施耐庵)加工”。这段话，会不会是张教授“heavily edited or revised by Shi Nai’an之说”的来源？张教授曾经透露他参考过《中国文学史新著》。
可是，《中国文学史新著》只说《水浒传》是“罗贯中所编”，没有明确说《水浒传》是“罗贯中所著”。
《中国文学史新著》说：“最终完成水浒故事的整理和加工的是罗贯中和施耐庵。”（《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第二版，中卷，页460）。
换言之，《中国文学史新著》没有认定“罗贯中才是作者”。《水浒传》的“最终完成”者，《中国文学史新著》判定是罗、施二人。
可是，张教授说：Water Margin, is also attributed to Luo Guanzhong...。这句话，应该是说: “《水浒传》也被视为罗贯中的著作。”
《中国文学史新著》有“在罗贯中基础上”六字，这六字似是 Water Margin, is also attributed to Luo Guanzhong之所本？
张教授这种“罗著・施编”说法，绝非学界的共识。读者查看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就知道了。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
袁行霈主编本怎样说？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目前一般学者从第一说，认为《水浒传》是施耐庵所作，其门人罗贯中在其‘的本’(即真本) 的基础上又作了一定的加工。”(《中国文学史》第4册，第51页)。
袁编本“施著・罗加工”的说法，和张隆溪教授的“罗著・施编”正好相反。如果袁行霈主编本所说是实情的话，张教授的“罗著・施编”之说，是背反“一般学者”之见的。
综上所述，张教授的《水浒》“罗作・施编”之说，和北大、复旦学者两部文学史上的说法，都不吻合。
张教授在2024年一次访谈中说：“……上述的两部文学史（北大、复旦）是文革以后出版的，和我的看法非常接近。”然而，在《水浒传》作者问题上，我们看到的是“和袁编本非常不接近”。
《水浒传的诞生：怎样的强盗书》
此外，袁行霈主编本将《水浒传》归入“明代文学”（袁编本《中国文学史》第七编第二章），和张教授将《水浒传》归入“元代文学”不同。
金圣叹、吕乃岩之说：“罗贯中所续写”
近年，中国出版界多以施耐庵为《水浒传》的第一作者（苗怀明对此“独尊施氏”现象提出质疑。参看苗怀明《罗贯中也是水浒传的作者》一文，刊于《文史知识》2023年第6期）。
对于罗贯中的角色和心態，有学者尝试从《水浒传》文本内部（例如前后矛盾）找寻线索。
吕乃岩《试说罗贯中续〈水浒〉》讨论作者问题时，指出罗贯中的地位较为次要：“《水浒传》可分为两部分，前半为施耐庵原作，后半为罗贯中续作。纵观全书，前后部分之间存在不少矛盾之处，梁山好汉最可贵的反贪官、反豪强的精神到下半部完全改变，受招安更是违反历史发展规律。而罗贯中的一贯思想是维护封建正统，反对农民起义。将《水浒》后半部与罗贯中本人所作的《三遂平妖传》、《残唐五代史演传》相对照，也会发现不少相似之处。这些都证明，《水浒》后半部确为罗贯中所续写。”(吕乃岩《试说罗贯中续〈水浒〉》，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2期）。
《罗学》
吕乃岩这个观点，是推断不是“证明”，但至少有助于说明为何《水浒传》后部故事（七十一回以后）梁山强盗竟然投降，而且还为朝廷去“打别的强盗”。《三国演义》写镇压黄巾和《水浒传》后部写镇压民变，在逻辑上是近乎一致的。
“罗续”之假说是在“实际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 的基础上所做的推测，远比仅仅罗列旧时文献资料上的“署名”来得具体、有力。旧时文献上的说法，恐怕只是记录一些道听塗说，难言可靠、可信。
吕乃岩的“施著・罗续”说，也不是凭空生出的。
明末清初的金圣叹在《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已经提出“施著罗续”之说，认为“施耐庵《水浒正传》七十卷”，后30回是罗贯中“续水浒传之恶札也。”(金圣叹评点；文子生校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页16)。
《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
民国时期，近人讨论《水浒传》有注意到“罗续”之说，例如，鲁迅《小说旧闻钞》说：“《英雄谱》即罗贯中之《续水浒》。笔墨亦远不如前集，无论宗旨，宜金采之极口诋斥也。”这句话中的“金采”就是金圣叹。
鲁迅也同意“（后续）不如前集”的评断。
鲁迅讽刺“替天行道”的梁山团伙后来竟然大变节：“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收入《鲁迅全集》第四册，页155）。
“奴才”形象（甘愿当宋徽宗朝廷的棋子），严重违反《水浒》前部武松、鲁智深、柴进等人“英雄”的人设。因此，“镇压民变”部分是出自另一人之手，有几分道理。
侯会《从“山贼”到“水寇”：水浒传的前世今生》（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推断：由于天才作家中途辍笔，四十回以后的内容很可能是由另外的作者接手完成的。
《从“山贼”到“水寇”水浒传的前世今生》，侯会著，浙江古籍出
我们翻开容与堂本查看《水浒传》第四十回，见故事内容是一次小聚义：劫法场后，“白龙庙英雄小聚义”。
明嘉靖年间的排名先后：施前罗后
今人莫其康据朱一玄编《〈水浒传〉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及马蹄疾辑录《〈水浒〉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77年版）的资料所示，指出：明嘉靖年间人提《水浒传》作者，“有的则施罗并提，两人并提时又总是施前罗后”（莫其康《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吕乃岩之试说罗贯中续〈水浒〉述评》，2016年11月4日“搜狐网”）。
这样“施前罗后”的排行次序，应该理解为“施为主，罗为次”。
《水浒学史》将《水浒传》作者问题简化成“（施、罗二人）谁的贡献更大一点的问题”（齐裕焜等人《水浒学史》，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页49）。
《水浒学史》，齐裕焜、冯汝常等编著，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
世人一般认为作者的重要性比编者高，所以“施罗并提，施耐庵排名居先”的现象显示:施比较重要、贡献较大。
齐裕焜等人在《水浒学史》表达的看法，与张教授“罗著・施编”之说刚好颠倒过来。《水浒学史》说：“元末明初，由杭州的书会才人施耐庵把太行山系统、梁山泊系统和杭州地区流传的宋江故事、话本、杂剧等编撰成一个完整的宋江故事，从智取生辰网开始到征方腊结束，包括私放晁盖、宋江杀惜、大闹清风寨、江州劫法院、三打祝家庄、梁山泊大聚义、全伙受招安、征方腊等。这本小说书名是《宋江》，作者是施耐庵，罗贯中可能帮助做了修改。”（《水浒学史》，页60）。
据《水浒学史》此说，《浒》的写作情况就是：施耐庵写书，而罗贯中当助手。
《水浒学史》还引郎瑛（1478-1566）《七修类稿》卷二十三《辩证类•三国宋江演义》说：“《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
清耕烟草堂《七修类稿》
郎瑛“贯中所编”的说法，也和张教授“罗著・施编”之说完全相反：郎瑛声称施著书在前，其所作为“旧”、为“的本”；罗本贯中只是为旧本做编辑。
二十世纪三种重要文学史书谈《水浒》作者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说：“在《水浒》这部小说的创作上，最为主要而又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施耐庵。”（《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册》，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页198）。
刘大杰推测，施耐庵写到平定方腊，故事便结束了；罗贯中“加进征田虎、王庆一段，凑成三寇之数。”（页200）。
换言之，刘大杰的设想和金圣叹的“施著・罗续”很相近。只是刘大杰说得具体一点：罗贯中可能从《宣和遗事》的“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得到启发才在平方腊后增加征田虎、王庆。
《宣和遗事校注》，程毅中校注，中华书局2022年3月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中国文学史》说：“伟大的作家施耐庵承担起这项历史使命，写成了《水浒传》。”又说“施耐庵大约是和罗贯中同时代的人。”（第3 册，页859)。
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认为，施耐庵、罗贯中合写《水浒传》，特别指出：“(施耐庵)时代较罗贯中为早。”（第七编第二章第一节）。
张教授的说法，异于上述三部文学史书之说。
民国初期，胡适研究过《水浒》的演化史，他还为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水浒传》写过一篇《水浒传考证》（1920年）。胡适的结论是：“正不妨仍旧认施耐庵为七十回本《水浒传》的著者”（胡适《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页780）。
《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
张教授认为《水浒》属于“元代文学”
张教授将《水浒传》定为元代文学，那是因为张教授认定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人。明朝始于1368年，所以，“元末明初”就是1368年左右。
现存《水浒传》版本，不少是在明嘉靖、万历年间刻印成书的。明嘉靖年间是指明朝世宗皇帝朱厚熜在位时的年号，使用时间为嘉靖元年（1522年）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 。
杭州容与堂出版的一百回刻本，是现传《水浒传》早期最完整的本子（马幼垣《水浒二三联，页407。此本在明万历三十八年即1610年由杭州容与堂刊行）。其后出现的一百二十回本，一般认为是书商硬凑而成的；七十回本，则由明末清初的文人金圣叹腰斩删改而成。
如果张教授决意不考虑文学作品（《水浒传》）的版本，那么，不理会明嘉靖万历年间刻印的《水浒传》有何内容也许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如果《水浒传》到了明朝嘉靖年间仍有重大的情节变动（到万历年间刊印出来），那么，《水浒传》“完整体”的成书时间实际上就不是元朝。
下一节，我们讨论《水浒传》的“加辽国”大约是什么年代发生的。
《评论出像水浒传》
“加辽国”与明中叶标榜的“忠义”
《水浒传》中“征辽”的部分，是后加的。
百二十回本《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传・发凡》有这样一段话：“郭武定本，即旧本，移置阎婆事，甚善；其于寇中去王、田而加辽国，犹是小家照应之法。不知大手笔者，正不尔尔。”这句话中的“郭武定”就是郭勋（1475年－1542年）。
鲁迅认为“郭氏本”据百二十回本删、增而成（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23年版，页143）。
此外，明代小说戏曲批评家徐复祚（1560-1630) 曾在《三家村老委谈》说：“ (《水浒传》) 征辽、征腊，后人增人，不尽君美笔也。”（何满子《水浒概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51页）。句中的“君美”指施惠（耐庵?）。
《水浒传》的研究专家怎样说？
罗尔纲《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认为：《水浒传》招安、征辽、平方腊部分是“后人续加”的（《罗尔纲全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十九卷，页44、页57）。
《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
《水浒传》的研究专家马幼垣也确定《水浒》伐辽部分“不可能为原本《水浒》所有，这是不必再费辞澄清的定论。”（《水浒论衡》，三联书店2007年版，页136）。
“加辽国”部分，见于《水浒传》百回本第83-89回。“加辽国”在《水浒传》生成史上是很重要的一环，因为“破辽”据说是“愤〔徽、钦〕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所以，有“破辽”的版本更能配合“忠义《水浒传》”的要旨。
“忠义”这一宗旨，也是《水浒传》立足于明朝文学之林的根本。
“结义”相对于“忠义”
梁山一伙人有不少是强盗（例如三阮），有些人曾经滥杀无辜（例如武松、李逵），有些人是小偷（例如鼓上蚤时迁），如果没有“忠义”这“招牌”“旗帜”，个别结义成员所犯之罪，绝难抵销。
义救金氏女的鲁智深，后来和滥杀无辜的武松、李逵等人“结义”，鲁智深岂能不受牵连？岂能划界自清于杀人团伙？
如果没有更高的价值(higher value)，素有“诲盗”恶名的《水浒传》不易在明代社会流通传播。
《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
简言之，宋江领导梁山团伙受招安后效忠于汉人朝廷，为北宋朝廷消除外患（契丹人建立的辽国），梁山团伙全伙“改邪归正”，为国出力，总算是“忠义”的。
“征辽”的因子方面，《水浒传》英雄之中有一位呼延灼，位列天罡星第八位，其先祖是北宋开国将领河北呼延赞。呼延赞为抵御契丹入侵作出了贡献。《水浒传》第五十四回写呼延灼“真似呼延赞”，梁山受招安后，呼延灼随宋江征讨辽国。
问题是“加辽国”其事在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明朝中晚期），而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之人。明初（罗生存的年代）距明嘉靖一百多年，罗贯中自然无预于明朝中晚期才增入“伐辽”内容的《水浒传》。
《水浒传》成为“忠义传”的年代
一些明朝中晚期《水浒传》刊印本上书名用上“忠义”二字。这其实是加前缀为全书做“价值判断”（定调），以下是几个例子：
1《忠义水浒全书》(明末郁郁堂刻；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本)
2《新刻全像忠义水浒志传》(明末建阳藜光堂)
3《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容与堂)
4《钟伯敬先生批评水浒忠义传》(四知馆梓行)
5《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建阳馀氏)
6《忠义水浒全传》(北大藏本)
《〈水浒传〉版本知见录》，邓雷编著，凤凰出版社2017年10月版。
这几种印本，书名多用“忠义水浒”，而钟批本称“水浒忠义传”，总之，“忠义”和“水浒”不分离（这里只是酌量举几个例子，详细情况见于邓雷《水浒传版本知见录》，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1975年上海图书馆发现的《水浒传》残页，版心中缝的标目是“京本忠义传”，竟无“水浒”二字。
似乎在此本（上海图书馆）流通的年代，“忠义”被看得很重，“忠义”主题的地位竟然超过了“水浒”。
今人刘世德判定，上海图书馆发现的《京本忠义传》刊于明朝正德、嘉靖年间（刘世德写了一篇《〈京本忠义传〉的时代、性质与地位》，收入刘世德《水浒论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页103-130）。
《水浒论集》
另外，周文业认为，《京本忠义传》和容与堂本是兄弟关系，两本都来自一个共同的繁本祖本（周文业《〈京本忠义传〉上海残页的数字化研究》，载http://shui-hu.com/, 2010-10-28）。
“忠义”可以另有特指
有些读者认为，《水浒》的“义”就是“兄弟义气”，甚至是社会的“正义”。
其实，书中的好汉，不符“正义”之处甚多，其中最明显的是他们有些人滥杀无辜，例如张青与孙二娘在十字坡开“黑店”卖人肉包子、武松在鸳鸯楼滥杀婢女。
至于兄弟朋友之间的“义”、“义气”，书中的好汉也未必有，例如李逵残杀无辜幼童陷害朱仝、宋江令人扮成秦明模样到青州烧杀借此陷害秦明等。
因此，笔者认为《水浒传》书名标榜的“忠义”另有所指：很可能“加辽国”是滥觞于南宋的“忠义人”，即为国家抵抗北方外患的南宋军民。
史籍中有南宋忠义军马的记载，例如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第十四卷记载：“邵兴在神稷山，闻〔李〕彦仙得陜州，乃以其众来归，愿受节制，彦仙辟兴统领河北忠义军马，屯三门。”（李心传撰；辛更儒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1册，页315）。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李彦仙及“忠义军马”事迹，又见于《宋史》列传第二百七《忠义‧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第十六卷也记有“忠义军马”。
这类提及“忠义人”、“忠义之士”的例子甚多，例如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募河东河北忠义之士，能保有一方，或力战破贼者，授以节钺。”(卷108)
《水浒传》第二回写王进有到边疆效力想法：“（老种经略）那里是镇守边庭，用人之际，足可安身立命。”另外，第十一回，杨志心想：“指望把一身本事，边庭上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水浒英豪到“边庭”为国抵抗外侮的愿望，与南宋军民抗金的“忠义”同调。
为朝廷抵抗外侮的“忠义”，在《水浒》的接受史上是比较少争议的。孙述宇早已指出，梁山团伙的“义”，是小圈子的江湖义气，自私自利（页33）。小圈子的义气，非普世通行，易滋生争议，远不如保家卫国显忠义那样为公不为私、名正言顺。
此外，嘉靖初年，蒙古人屡次犯边，其后倭寇侵入东南诸省。这段期间，明人容易产生抵抗外患的情绪，外患频仍的局面可以视为《水浒》“加辽国”的时代背景。
关键是“加辽国”并以“忠义”冠名的《水浒传》多出自明朝嘉靖万历年间，距离罗贯中在世之日已远（明中叶之前，未有文献提及征辽七回）。如果作者署名仍是“罗贯中”，那可能只是一种冒名顶替，正如有些版本也顶着“李卓吾批评”的大名销售行世，而评语很可能与李贽无甚关联。
《〈水浒传〉版本研究》，邓雷著，中华书局2024年1月版。
《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说:“最终完成水浒故事的整理和加工的是罗贯中和施耐庵。”
上面这句话有疑点：“最终完成”是在何时？史家怎样面对《水浒》的“加辽国”？没有“加辽国”的《水浒传》，算是“最终完成”吗？
若说“伐辽”、“忠义水浒”只是后加的，所以不必重视，这种看法未免太狭隘，因为“忠义”是《水浒》立足于世的重旨，凭此洗刷“诲盗”的恶名。
总 结
综上所述，《水浒传》“罗著・施编”之说，并非学界共识；《水浒传》属于Literature of the Yuan Dynasty的说法，也是有疑点的。
那么，《水浒传》heavily edited or revised by ……Shi Nai’an 的说法，从何处来？笔者查阅五本有分量的文学史书，只找到章培恒、骆玉明主编本《中国文学史新著》有“施编”之说，但是，这本文学史书承认罗贯中、施耐庵合著《水浒传》。
王国璎《中国文学史新讲》三册本
台湾学者王国璎《中国文学史新讲・修订版》认为：“目前学界的一般共识”是《水浒传》由施耐庵集撰，经罗贯中纂修而成（下冊，页1163）。
撰写文学史书只须提供基本文学史知识，未必能兼顾考证，因为文学史书不是重考证的学术论文。然而，文学史书提供的“基本文学史知识”也应该经得起检验。
我们可以发问：“罗著・施编”是事实，还是个人观点？
如果是事实，张教授只须写一篇文章补列出文献材料就可以说明“罗著・施编”的出处。如果是个人观点，那么，观点有没有学术基础支撑着，例如基于大多数学者的共识——袁行霈主编本《中国文学史》就载录了“一般学者”的意见﹔王国璎《中国文学史新讲》也依据“学界的一般共识”。
张教授说《水浒》……is also attributed to Luo Guanzhong, 这是转述别人的说法（别人将著作权归于罗贯中）。此观点张教授本人没有明确表示认同。
问题是，张教授为什么要选取这个说法介绍给英国世界的读者？为什么张教授相信罗比施更有资格当作者？
“施耐庵大约是和罗贯中同时代的人”，施、罗二人据说活跃于元末明初。文学史家如果坚执“罗贯中是《水浒》作者”之说，那么明朝嘉靖万历年间产生的“忠义《水浒传》”很难算是“元朝文学”吧？台湾大学王国璎《中国文学史新讲》将《水浒传》放在明清时段来讨论（第十二篇第三章第二节）。
《水浒二论》
《水浒传》是世代累积型的作品，其演化一直持续至明朝中叶，这一点，文学史理应向读者说明。如果只依罗贯中的生存年代而定《水浒传》为元代文学，只是把成书问题过度简化，小说中一些疑难之处也无法解释得通（马幼垣《水浒二论》三联，2007年，页339)。
《水浒传》著作权问题不宜独立于成书历程研究和版本研究之外。
附记一：“忠义人”
关于南宋“忠义人”抵抗北方外患的情况，请读者参看洪涛《古人的仇外、近人的“patriotic”——谈文学史家的“书法”和表彰之词（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二十七）》，载“古代小说网 ”2024年10月15日。
《宋江三十六人考实》
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一文提出水浒故事与南宋抗金大有关系。参看《余嘉锡论学杂著》，中华书局2007年版。王利器、严敦易也有申说。
孙述宇认为，《水浒传》是创作、流传在法外强徒之间的小说，故事也许源自岳飞及南宋的抗金忠义人。参看孙述宇《水浒传：怎样的强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附记二：The Evolution Of A Chinese Novel
关于《水浒传》的成书, Richard G. Irwin 撰有The Evolution Of A Chinese Novel: Shui-Hu-Chua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一书。
The Evolution Of A Chinese Novel Shui-Hu-Chuan（Harvard Univ
此书认为，《水浒传》的征辽部分成于16世纪50年代（p.206）；征辽部分和施、贯都没有关系（p.63）。
附记三：《京本忠义传》
上文提及上海图书馆的“京本忠义传”。
题名“京本忠义传”者，未必皆舍弃“水浒”二字，参看马幼垣《南京图书馆所藏〈新刻出像京本忠义水浒传〉考释》一文，收入马幼垣《水浒二论》，三联书2007年版，页221-237。马幼垣文中透露当时的北京图书馆也有一部《新刻出像京本忠义水浒传》。
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京本忠义传》版心中缝的标目是简称。
《京本忠义传》
水浒英豪到“边庭”为国抵抗外侮的愿望，与南宋军民抗金的“忠义”同调。男儿为国效力是历代边塞诗的主题（参看洪涛：谈文学史上一个母题和男子特质Masculinity（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三十二）。
附记四:校字记
上篇《“知识从何处来?”——评“元朝新文类”之说，兼谈“穿越小说”》（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三十四）谈散曲，文中有一句“北鄙杀代之音”。按:“代”是误植，当校正为“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