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以及与他相关的故事在《庄子》中所占分量不轻，出现过多达三十余次。在《庄子》中，黄帝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角色，他不仅作为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圣王形象出现，还在庄子笔下被赋予了丰富的哲学含义，象征着对自然、道、智慧以及超越权力和世俗欲望的追求。特别是有关黄帝登昆仑山丢失了玄珠的故事，黄帝前后派遣代表不同智慧与才能的四种人前去寻找，结果唯有象征着无心、无迹、忘我、内心一片浑沌的象罔把玄珠找了回来；（见《天地》）还有黄帝前往具茨山寻找大隗的故事，尽管一行人个个顶着“圣”的光环，却全都犯了“迷糊”，最终迷失了道路。（见《徐无鬼》）这两则寓言都大有深意，反映了庄子对黄帝在历史转折时期试图采用“人道”与“天道”相结合的治国方法的思考。庄子的这一探索，集中体现在《天运》“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的故事中。
1 宫廷音乐走进了民间
根据文献记载，黄帝曾作过《咸池》乐。《礼记·乐记》给予这首乐曲“备矣”的高度评价。汉郑玄《疏》说后世的帝尧在演奏黄帝的《咸池》乐时还做过“增修”，可见这首曲子流传时间之长，受人之重视。不过，与儒家以及其他典籍相比较，最重视黄帝《咸池》乐的还是庄子。《天下》在列举“古之礼乐”时说：“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作《武》。”黄帝的《咸池》乐被排在了首位。而且《天运》还对黄帝演奏《咸池》乐的过程以及听众的感受做了详细的描述。可见庄子对黄帝《咸池》乐的重视。
《周礼·春官·大司乐》说《咸池》乐是祭祀地神的舞乐，《咸池》乐的作者又是天子黄帝，演奏的地方应该是在富丽堂皇的宫廷庙堂之上才对。可是《庄子》中的两篇文章都说到黄帝是在“洞庭之野”举办的大型演出。这样的话，《咸池》乐的听众观者就不仅仅是达官贵人，一定还包括普通百姓了。以天子之尊离开宫廷庙堂亲自指挥演奏自己创作的乐曲，让天下人共同欣赏，这场音乐会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
这场盛大音乐盛会的叙事，是从一位听罢《咸池》乐后的听众畅谈自己的“观后感”开始的：
北门成问于黄帝曰：“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吾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荡荡默默，乃不自得。”
北门成告诉黄帝他在聆听《咸池》乐曲时内心所经历的三次变化：开始时惊惧，继而感到松弛，最后觉得心神恍惚，如同置身于广阔无际幽冥寂静的境界之中一样，竟然不能掌控自己了。
《咸池》想必曾在宫廷庙堂之上演奏过多次。但《天运》记载的这次的演奏地点却在“洞庭之野”。著名的洞庭湖是春秋战国时才有的名称，黄帝的《咸池》乐显然不是在那里演奏的。太湖附近有座洞庭山。唐成玄英《庄子疏》特别指出这个“洞庭之野”不是太湖的洞庭，而是指“天地之间”，意思是说黄帝的这个演出地点实际上并不存在。后代学者承袭此说，甚至认为“洞庭之野”类似于庄子心目中的“广漠之野”。
除了《天运》之外，《至乐》也提到《咸池》乐在“洞庭之野”的演奏，并说演奏时“人卒闻之，相与还而观之。”“人卒”就是普通百姓，就是说《咸池》乐在洞庭之野演奏时，来自各方的普通百姓听到乐声都聚拢在乐团四周观赏。这样看来，《咸池》之乐的演出之地究竟是在太湖洞庭山还是“天地之间”的什么地方，总之肯定不在宫廷庙堂、也不在杳无人迹的“广漠之野”，而是在一个有人往来的地方，除了北门成之外还有其他听众，这充分说明这场“洞庭之野”的音乐盛会是为人举办的，而不是为了娱神。
“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的寓言故事中有两位主要人物。一位自然是黄帝，另一位则是北门成。成玄英认为北门成是黄帝的臣子，（见《庄子疏》）但如果北门成果真是黄帝臣子的话，他不会到现在才第一次听《咸池》之乐吧。更大的可能，北门成应该只是“洞庭之野”音乐盛会的一名参与者，只是《至乐》所说的“人卒”之一。其实，北门成有什么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这则故事中成了听众的代表。
北门成是一位擅长在音乐中引起情感的共鸣，对音乐的表现力与独特魅力有着高度鉴赏力的听众。
据北门成说，他初听黄帝《咸池》乐的第一个感受是“惧”。“惧”产生的原因之一是突然迸发出的音响。《咸池》乐类似于黄帝时期的大型交响乐，在听众静静等待之时突然各种乐器齐鸣，巨大的乐声让听众一下子受到了音乐的感染。黄帝是天子，深谙新政发布时第一波反响的重要。因而黄帝也把这一招数运用到他的音乐表现中，一开始便以听觉产生的效果牢牢抓住了听众。原因之二是乐曲所表达的内容。从北门成所描述的感受来看，他的“惧”并不完全是一种生理的反应，更多的还在于内心深处受到了音乐的震撼，使得他与音乐所表达的内容产生了某种共鸣，将他带入到黄帝《咸池》乐的境界之中。所以说随着乐声得响起，《咸池》乐在音响与内容两个方面都触到了北门成的内心深处。
第二个感受是“怠”，这时北门成的心情由惊惧震撼逐渐趋于平静，身心产生了一种松弛感。这时的音乐表达的是一种放开手、听任命运自然发展的自在惬意，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听众的心境从“惧”逐渐过度到“怠”，而对演奏或指挥者黄帝来说，在经历过乐曲震撼人心的开端之后，紧接着而来的是舒缓轻松的自然旋律，目的是要把听众的情绪带入到一个无拘无束、轻松自在的人生境界。
第三个感受是“惑”。这是黄帝演奏《咸池》乐想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惑”是人的精神由舒缓轻松的“怠”进入到一种类似迷幻的状态。当北门成沉浸在音乐所产生的“惑”的境界时，他忘记了自己正置身于“洞庭之野”，身心随着音乐飘移在一个广漠无极的空间，完全失去了思维与辨别是非的能力，从而产生了不能自我控制的恍惚飘摇、“荡荡默默，乃不自得”的感觉。
北门成在《咸池》乐中感受到的这样三种境界，特别是他最后体会到的“惑”，其实就是《逍遥游》中尧从藐姑射山下来后“杳然丧其天下”所感受到的“杳然”，《齐物论》南郭子綦所讲述的人籁、地籁、天籁的三重意境，以及《大宗师》卜梁倚由“守”到“外”最后“朝彻”的过程。由此可知，黄帝把原本是庙堂宫廷音乐的《咸池》搬到“洞庭之野”，正是为北门成这样的“人卒”演奏的，其目的就是要让北门成以及天下“人卒”受到震撼，将他们带到一个“惑”的世界。
2 由人到天再到“大清”
作为听众，北门成切身感受到了《咸池》乐震撼人心的力量，也感受到了由“怠”被引入“惑”之后的一个虚幻飘渺的境界，但此时的他还只是处在知“惑”，却不知所以“惑”的阶段，并不明白其中所蕴含的人生哲理。北门成的这番经历，很像是庄子做的那个“蝴蝶梦”。庄子在“蝴蝶梦”中化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当他醒来时“则蘧蘧然周也。”虽然庄子也感到吃惊，但他懂得这就是“物化”，就是现在与未来世界的区别。而北门成与“人卒”被黄帝的音乐带入了“惑”的境界，现在又回到现实的时候，他们并不明白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感受。但也正是由于北门成的不知其所以然，才有了黄帝对这场音乐会的详细解说，也才使得庄子能通过音乐的演奏以及演出效果对黄帝的治国理念做一番考察。
黄帝是这么解释的：
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征之以天，行之以礼义，建之以大清。
你大概会有这样的体验。我是以人道演奏《咸池》乐的，效法的却是天道，又用礼义来推动，所以才能演奏出人道与天道相合的“大清”境界。
原来黄帝创作并将原本演奏于宫廷娱神的舞乐搬到了“洞庭之野”，让“人卒闻之，相与还而观之”，其意图就在于以音乐的形式对人进行教化，是要通过人事、天道、礼义的展示，最终达到一个“大清”的世界。
黄帝对《咸池》乐的演奏效果是相当自负的。“汝殆其然哉”透露出的不光是音乐家的自信，还有着天子的霸气。而北门成为什么会产生“惧”“怠”以及“惑”这三种不同的感受，就是因为黄帝在他的音乐中加进了各种社会政治内涵。首先，从“奏之以人”的“人”到“征之以天”来看，这个“人”指的是人事、人道，也就是现存的由天子制定的百姓所要遵守的各种社会典章制度。而“行之以礼义”是说所谓人道的内容就是“礼义”。换句话说，“奏之以人”的乐声传达出来就是“礼义”。“天道”指的是天地之间的自然规律。当黄帝《咸池》乐的“礼义”与天道相融合的时候，人道的“礼义”就具有了“天道”不可违抗的神圣意义。天下百姓或许可以不服从“礼义”，可是不能不顺从于天道。黄帝这几句对《咸池》乐的解说清楚地表明他举办这场“洞庭之野”音乐盛会，就是要用音乐将人道所实行的“礼义”纳入到“天道”的范畴中去，将“人道”与“天道”融合在一起，最终实现“建之以大清”的理想，让所有“听众”都进入“人道”与“天道”合一的“荡荡默默，乃不自得”的境界，以证明“礼义”原本就合乎天地自然运行的规律，是人性所固有的成分。而人们最后所进入的那个“荡荡默默”的“大清”世界，在本质上也就是庄子所说的“古之人”时代的“至德之世”、是“骷髅梦”中骷髅所描述的那个理想世界。
由此来看，与其说黄帝是在谈音乐，倒不如说他是在探索他所推行的“礼义”之道的施政理想。庄子在《在宥》中曾说，“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就是说，人心原本淳厚，“荡荡默默，乃不自得”，只是因为黄帝“发明”了“仁义”才扰乱了人心，扰乱了“至德之世”。这也说明，“仁义礼乐”最早作为一种道德规范、成为一种维护社会秩序的制度是从黄帝开始的。
“至德之世”代表了庄子的理想盛世。按照庄子的描述，人类是从“古之人”的“至德之世”发展到人心不古的“是非”时代的。在这个历史拐点，社会现实向人们提出了设立一个新的维系人心的游戏规则来替代“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任意而为的自然体系的要求与需要。黄帝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这个责任。于是，“仁义礼乐”应时而生并逐渐成为教化百姓、确保社会正常运转的道德工具。对黄帝来说，新的维系人心的理论要想让天下百姓自然接受，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人孰敢不听而化诸！”（《应帝王》）但黄帝同样重视教化的作用，他也想设立一个类似于“至德之世”那样的太平社会。所以，他在“洞庭之野”演奏原本在宫廷庙堂娱神的《咸池》乐，就是想以天子的地位与威力演奏音乐，达到震撼天下，教化百姓的作用。
3 雷霆惊醒了蛰虫
宋陈旸《乐书》说：“盖五帝之乐，莫著于黄帝。”就是说，黄帝是中国礼乐体系的创建者，也是先王之乐的集大成者。对黄帝来说，音乐的作用是巨大的：
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然后调理四时，太和万物。
作为天子的黄帝，他所做的一切都以治理天下、统一百姓思想为第一要义，音乐创作也不例外。《咸池》乐是黄帝政治理念在音乐领域的的实践，也是他治理天下的辅助手段之一，而不仅仅是为了娱神或者自娱，更不是为了娱乐百姓。在黄帝心目中，最完美的音乐，首先要与人事相应，依从于人间的道理；要顺应天道的自然法则；而后用五德来推动乐曲的发展；并且与自然万物相协调，调和四季的变化，与天地万物和谐共存一起。
这段话既是黄帝对音乐如何发挥巨大社会作用所提出的要求，也是他为音乐设立的最高标准。这就是说“至乐”首先要表现的是“人事”，反映的是人间的事理。而所谓“人事”，就是黄帝在人间“行之以礼义”所从事的一切。而且，黄帝所实施的所有“人事”都要与“天理”相合。“天理”不可违背，顺从黄帝的“人事”就是顺从“天理”。黄帝相信，《咸池》乐所体现的“人事”与“天理”相合，就能在潜移默化中改造北门成等“人卒”的意识，使他们像顺从“天道”一样顺从“人道”，自觉将原本强迫百姓接受的“经式义度”，也就是所谓“人道”，自然地融化在对“天道”的顺从之中，从此在百姓的潜意识中认定“人道”如同“天道”一样不可违逆。黄帝还明确地指出，“五德”要在音乐中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顺应“自然”变化的节奏，然后才能确保人道与天地自然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四时迭起，万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伦经。一清一浊，阴阳调和，流光其声。
此时的音乐听起来犹如春夏秋冬相互更替，万物顺应自然生长，有时盛有时衰，就像是文武之道交替使用一样。乐声时而清时而浊，如同阴阳和谐运转，像流光一样飘转到每个角落。
这几句描写的是《咸池》乐高度融合了“人道”与“天道”之后，以音乐旋律表现出的自然景观。天地万物在四时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顺应天道表现人道的音乐也随着四时的更替在变化。字面上，黄帝说的是乐声的高低、轻重、急缓、清浊之间的相辅相成，调和而成的声音犹如流光一样，无死角地投射在天地间的每一个角落，实际上说的却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治理天下方式。可以说，黄帝将其治世的理念与方式全部融进了这首精心制作的《咸池》乐中，他是以音乐的形式展现他的治世设想，所以才走出了宫廷庙堂，来到“洞庭之野”进行广泛传播，使其中所包含的教化意义深入民心，将人们心中原来认为是必须服从的“人道”礼义当作是自己应当顺从的“天道”。
那么，这样一个将“人事”与“天理”高度融合而产生的《咸池》乐，为什么北门成起初听来却会产生“惧”的感受呢？黄帝是这样解释的：
蛰虫始作，吾惊之以雷霆。其卒无尾，其始无首。一死一生，一偾一起，所常无穷，而一不可待。汝故惧也。
冬眠之虫刚刚开始蠕动，我用雷霆之声惊醒它们；乐章终止而余音绕梁，乐曲的起始却又让人感受不到它的源头。乐曲忽断忽续，时起时伏，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全然不可期待。这是为什么听众会产生惊惧之感。
黄帝说他的《咸池》乐顺应的是天道，这首乐曲便从万物即将复苏的时刻开始。“蛰虫”指的是入冬以后蛰伏于地下冬眠的虫类，在惊蛰之时意识开始复苏。黄帝用“蛰虫始作，吾惊之以雷霆”来形容《咸池》乐开始演奏时产生的巨大震动。自然界的“惊蛰之雷”惊醒的是百虫，复苏的是万物，那么，黄帝的“惊蛰之雷”要惊醒的是谁呢？自然就是包括北门成在内的“人卒”了。
黄帝把“蛰虫”在“惊雷”中被惊醒的情景描述得极为生动形象。刚刚从冬眠中醒来的“蛰虫”尚不知自己身处何时何地，忽然听到如此巨响，无论是什么样的“蛰虫”，第一个感受都会是“惧”。而“其卒无尾，其始无首。一死一生，一偾一起”，正是“蛰虫”苏醒时候的自然反应。黄帝的目的是引导这些刚刚苏醒、有了懵懵懂懂意识的“蛰虫”顺着他所铺设的“人道”归顺到“天道”的自然之中。冬眠的“蛰虫”，其意识犹如一张白纸，正在等着黄帝来“涂抹最美妙的图画”：“吾奏之以人，征之以天，行之以礼义，建之以大清。”
“蛰虫”说的是自然界，象征的是人类社会。当人类经历过庄子所描述的“古之人”的三个阶段之后，便进入了“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的时代。（《齐物论》）在“蛰虫”开始蠕动这个历史变化的时候被推上天子之位的黄帝，必须采用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方法来治理这个社会。于是，随着维系人心的需要，仁义被“发明”出来了，并成为治理社会的一种思想武器。所谓“蛰虫始作”，比喻的正是天下百姓“爱之所以成”的时候；而“惊之以雷霆”比喻的是黄帝实施“仁义”之初在人间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对于“蛰虫”来说，第一次听到如此令人震撼的声音所感受到的自然是“惧”。
对发明推行“仁义”并试图以仁义维系天下人心的黄帝，庄子并没有表示彻底的否定。从黄帝对《咸池》乐的讲解所阐述的“人道”与“天道”相结合的治世理念来看，庄子也只是在客观地陈述。那么，黄帝的探索是否可以真的挽救人心日颓的社会？他的施政纲领、治世理念是否有效？这样的问题也正是庄子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拐点所要思考的。
4 “仁义”是黄帝的牧羊鞭
黄帝《咸池》乐的“惧”引起的是“听众”的注意，心灵的震撼，但这只是手段，并不是目的。黄帝的目的是要借着音乐的独特作用，将属于人事的礼义五德深深渗透到人的内心中去，使人感觉到这些“人事”原本就属于人的自然本性：
吾又奏之以阴阳之和，烛之以日月之明。其声能短能长，能柔能刚，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阬满阬。涂郤守神，以物为量。其声挥绰，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纪。
黄帝说，然后我又用阴阳调和之声来演奏，用日月的光辉映照着乐曲的流淌。乐声能长能短，能刚能柔；变化之中又包含着章法，不拘泥于陈规。乐声到了山谷就充盈于山谷，到了洼坑就充盈于洼坑；乐声环绕着人的耳目，使人心静神宁，万物都可在乐声中随性受益。乐声悠扬，节奏明朗流畅。因此可以使鬼神各居其幽暗之所，日月星辰按照自己的轨道运行。
黄帝《咸池》乐第一阶段的作用是将人道带入天道，而第二阶段是要将人道融合在天道之中，使“人事”成为“天理”，让“听众”从内心深处认定黄帝“行之以礼义”、“应之以人事”的人道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合于天道，顺应天地自然的。所谓“吾又奏之以阴阳之和，烛之以日月之明”，就是将第一阶段的人道完全天道化了。相较于“一盛一衰，文武伦经”的人道而言，黄帝在第二阶段更强调了人道与天道的和谐。“一清一浊，阴阳调和，流光其声。”天道有清有浊，有阴有阳，虽然不同，却相辅相成，带来了自然的变化。天道变化，人道也会随着天道的变化而变化。与天道一体的“文武伦经”就会随着乐声的流动充盈到每一个地方，也自然会流进人的心中。在《咸池》乐的感召下，天地鬼神各归其位，“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纪”，与天道相应的人道也就体现于人间社会的运作之中了。
当音乐进入了“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纪”的境界，作为《咸池》乐的创作者、演奏者，黄帝自己也就随之进入了乐声所表达的境界：
吾止之于有穷，流之于无止。予欲虑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见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傥然立于四虚之道，倚于槁梧而吟。目知穷乎所欲见，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虚，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
我的音乐的演奏有穷尽终止之时，但乐声的流动余韵却永无止境。我想思考却始终无法想明白其中的真谛，想看到它的面貌却什么也看不到，想追赶它却永远也追赶不上。我犹如茫然地站立在空旷无涯的道路上，身靠干枯的梧桐树吟叹：目力与心智都为自己所渴望见到的物象所局限，力量则因追逐想要追求的目标而枯竭，我既然力所不及，那就算了吧！如此，你会感到形体空虚，身心随着乐声的徘徊宛转而动。随着乐声的徘徊宛转而动，就会感到松弛轻快。
表面上看黄帝是在谈《咸池》乐演奏过程中自己心境的变化，实际上却是在进一步引导北门成等听众深化自己对音乐的感受。当音乐进入第二个阶段时，人完全迷茫了，社会的人在《咸池》乐的感染下几乎成为了自然的人，没有了人世社会的任何是非观念，但还会有想搞明白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的执念。《咸池》乐的第二阶段目的就在于引导人逐渐与自然融为一体，只要人去听，去感受心中的愉悦，让身心松弛下来，不再去问“为什么”，从而获得一种和谐。“目知穷乎所欲见，力屈乎所欲逐”，站立在四周一片茫然的路上，不知何去何从，在目力心力都不能及的情况下，只能沉浸于自己所可达到的境界，放弃心中种种的“为什么”。“已夫”，是放弃自我也就是“己”之后的最后慨叹。“形充空虚，乃至委蛇。”此时此刻，人的身心就可以进入“虚”的境界了。
这就是北门成听《咸池》乐第二个阶段所获得的感受。对于黄帝来说，他已经成功地将听众引入了自己所设计的第二个境界。在这个阶段，黄帝在刚刚苏醒的“蛰虫”这张“白纸”上，不知不觉中画上了“礼义”的图画，并且涂上了与之相匹配的颜色，使人完全沉浸在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之中。这是一种随着《咸池》乐的发展而产生的完全属于个人的精神体验：“能短能长，能柔能刚，变化齐一，不主故常。”似乎每一个节奏、每一次的敲击声都能浸透人的灵魂。尽管有所变化，却能在“其卒无尾，其始无首”“所常无穷”的过程中，一步步呈现出“齐一”来，任由人的心神随着《咸池》乐游走，“在谷满谷，在阬满阬。”就像日月星辰有自己的运行规律，鬼神各有自己的归宿一样，人人也就各居其位，各做自己的事。习惯成自然，进入这个境界的人最终再也分辨不出究竟什么是人道，什么是天道。
当人们进入了《咸池》乐的第二个境界，也就是黄帝所说的“吾止之于有穷，流之于无止。予欲虑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见也，逐之而不能及也，”人的意识就被黄帝引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之中：思维完全停止了，“怠”的感觉自然地呈现，人们顺着黄帝的指引与暗示，自觉不自觉地走在了他所规划的“仁义”与天道相融合的道路上，这样就不会有人怀疑其中实际含有“人道”，并非纯粹的“天道”了。
黄帝的用意很明确。“是非”扰乱了人心，“仁义”也并不能解决人心中的“是非”顽症，只能将眼下用来维系社会安定的“仁义”与天道相结合，使人在对天道的顺从中抹去“是非”，去掉人心中之“己”，才有可能回到“是非”出现之前的那个时代去。黄帝所推行实施的“仁义”按其功效来说，其实就是一个“牧羊鞭”，目的是将普天大众赶到自己所设计的轨道上去。
5 《咸池》乐与至德之世
由黄帝演奏的《咸池》乐，引导着如同北门成一样的听众一步步从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然后进入第三阶段。第三阶段是黄帝的终极目标所在。进入了这个阶段，黄帝就可以引导天下百姓与他一起“形充空虚”，从此不再有“我”或者“己”的观念了：
吾又奏之以无怠之声，调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丛生，林乐而无形；布挥而不曳，幽昏而无声。动于无方，居于窈冥，或谓之死，或谓之生；或谓之实，或谓之荣。行流散徙，不主常声。
黄帝说，我又以“无怠”之声来演奏，用自然的节奏来调和。这样，乐声就像禽兽在丛林中相互追逐嬉闹一样，众乐齐奏而又与自然浑然一体。乐声飘渺无极，境界幽静无声。声音不知从何而起，却回旋于幽远深邃之境。乐声忽而高亢，忽而静谧：时而像累累硕果，时而又像山花烂漫。乐声如行云流水，变化不已，不拘泥于传统之法。
当听众“人卒”在乐声中心境由茫然而“怠”，完全松弛下来，感受到“形充空虚”，体验出人道与天道的自然融合，这时听众“人卒”便可从“虚”中走出来，再不会“傥然立于四虚之道，倚于槁梧而吟”了。从“怠”中获得新生的人，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就像是丛林中的群兽，自由奔跑嬉戏，不知道自己是物还是人，全然没有了死生的观念，也没有了人道与天道的意识，更没有“是非”判断，人的自然本性也回复了。可见黄帝的《咸池》乐，就是想通过乐曲的演奏，去修补人们心中已经“亏”损了的道，将人对物的“爱”化作为人与万物的和谐相处，使人类重新回到“古之人”的时代。
黄帝对《咸池》乐第三层次境界的描述是不是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这不就是庄子描述的“至德之世”吗？
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马蹄》）
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天地》）
这是庄子的理想盛世。在“至德之世”，人与道一体，人与万物都体现着道，是道的一种表现形态。人们的心中没有“爱”，没有物欲，也没有“是非”。但是黄帝时代不同了。那是一个“是非”开始泛滥的时代，是人们心中已经产生了“爱”、有了“物欲”与“是非”、人心中“己”的活动日益频繁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关口，人类是回到过去的“无知”“无欲”“无己”的至德之世，还是从此任由“是非”之心操纵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听任人们在追逐私利欲望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在这个何去何从的历史发展路口，黄帝选择了回到过去。但是回到过去，需要媒介，需要途径。这个“媒介”、这个途径就是黄帝所创作的《咸池》乐。也就是说，黄帝在“洞庭之野”演奏《咸池》乐，其目的就是要将他治下所有“人卒”通过人道与天道融合的三个阶段，沿着以仁义礼乐铺设的道路一步步回归到“至德之世”去。
可是，这毕竟只是黄帝的理想，或者说是他感化人们的一种策略，同时也是作为天子的黄帝必须承担的责任、必尽的努力。听众虽然能“相与还而观之”，像北门成一样产生三种不同的内心感受，但这样的结果是不是就完全如黄帝所愿？是不是就能达到黄帝所预期的目的，就能取得他期待的结果？黄帝说：
世疑之，稽于圣人。圣也者，达于情而遂于命也。天机不张而五官皆备，此之谓天乐，无言而心说 。
世人对此心存疑虑，于是向圣人求证。所谓圣人，就是通达万物之情而又顺从自然之人。造物主并没有安排什么，但五官却能各司其职，不用语言交流而内心愉悦，这就叫“天乐”。
人类一旦产生了“知”与“爱”，再让他们回到那个无知无欲的时代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庄子看来，黄帝的时代仅仅是“知”与“爱”泛滥的开始，只能说是“蛰虫始作”。尽管黄帝想以“人道”的“礼义”为桥梁，为“牧羊鞭”，将所有人带回他所描述的那个人人随心所欲、自得其乐的时代，问题是并非所有的人都相信他，残酷的现实是“世疑之”，人们对此普遍存在疑虑。
而北门成可以说是“世疑之”的“世”也就是“人卒”的一位代表。所谓“圣人”，按照黄帝的解释，是“达于情而遂于命”的人。黄帝所说的“达于情”也就是《咸池》乐开始时所说的“奏之以人”，而“遂于命”就是以人道“征之以天”。按照黄帝对《咸池》乐的解说，他所演奏的《咸池》乐无一处不是“达于情而遂于命”的。所谓“稽于圣人”，指的就是问于黄帝。当“达于情”的黄帝试图以礼义五德与天地自然相结合的方式将人们带回到“至德之世”的时候，面对人们的疑问，黄帝只能用“天机不张而五官皆备”的比喻来回答。由此看来，黄帝在洞庭之野举办的盛大音乐会，实际上并没有改变人心，改变社会，《咸池》乐所表达的也只是他的一种理想而已。说到底，黄帝所说的“世疑之”，其实就连他自己也是存疑的。而最根本的还在于，就是庄子本人也对黄帝所尝试的治世方法持怀疑态度。
6 一种集体修道的方式
说过了“惧”与“怠”，终于该说“惑”了。“惑”是北门成听黄帝《咸池》乐最后的感受，这也是乐曲所表现的三个阶段中最重要的一个。面对北门成的有关“惑”的疑问，黄帝为了让自己的论说听起来更加令人信服，居然不能免俗地拉来了有焱氏也就是炎帝神农为自己背书：
故有焱氏为之颂曰：“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汝欲听之而无接焉，而故惑也。
黄帝引用炎帝神农的话来解释北门成为什么听《咸池》乐最后会感到“惑”，神情恍惚。有炎氏为《咸池》乐所作的“颂”形容听《咸池》乐的感受时说，用耳朵去听却听不到声音，用眼睛去看却看不见形状，只感到天乐充满天地，涵盖六极。你想去听却无从听起，所以才会有心神恍惚的感觉。
原来，在黄帝举办洞庭之野音乐会之前炎帝就听过他演奏的《咸池》乐。黄帝是天子，也是音乐家。而华夏民族的另一位先祖炎帝也同样精通音乐，还是黄帝的知音。所以他虽然只是简单地说了几句，就抓住了《咸池》乐的灵魂。《咸池》乐是充斥于天地之间的音乐，只凭着人的耳目感官是得不到它的真谛的，也体会不出它的力量，这是令普通人感到困惑的根本原因。
最后，黄帝总结《咸池》乐的演奏效果说：
乐也者，始于惧，惧故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于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载而与之俱也。
我演奏的《咸池》乐，起初让人感到惊惧，感到惊惧就觉得会有祸患发生；接着，我演奏的是让人心情松弛的音乐，心情松弛便可摆脱惊惧之感；最终的乐章令人心神恍惚，心神恍惚才会让人丧失自我，感到茫然无知；而只有茫然无知才能与道相合。与道相合，就能进入与道同在的境界了。
黄帝终于明确点出了他演奏《咸池》乐的真正用意：首先是“惧”，“惧”让“人卒”在震惊的同时对将会发生的灾祸感到担心。而就在惧怕担心时，却发现黄帝已经为他们制定出了避免灾祸的方法，仿佛一条“光明大道”就在眼前。于是，“人卒”开始感到“怠”，感到轻松舒畅，不再惊惧。最后“人卒”感到的是“惑”，在恍惚的状态中完全抛弃了“己”以及由“己”产生的“知”，没有了“爱”与“是非”，丧失了以往所有的人生经验，于是“人卒”成为了一张“白纸”，经由黄帝的“涂抹”，最终达到“愚”，也就是进入了“道”的境界，重新回到了“至德之世”。
黄帝提出的“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载而与之俱也”的主张并不意味着他有多“好古”，而是由于黄帝看到了“知”给社会带来的巨大混乱，正如《胠箧》中所说的那样，“夫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钩饵罔罟罾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落罝罘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知诈渐毒颉滑坚白解垢同异之变多，则俗惑于辩矣。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因此，去除“知”而重现“愚”就成了黄帝努力回归“道”的途径。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这篇寓言，字面上说的是《咸池》乐的演奏以及音乐给人心灵带来的感受与心态的变化，但实际上说的却是人的修炼过程。
庄子描述过很多经过修练而进入道的世界的人。他说这些得道的人心境宁静如水，“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齐物论》）他们是可以凭借着“心”游四海之外的独立个体。但是黄帝在洞庭之野举办的大型音乐会所倡导的修道却别有特色，他的《咸池》乐引导的不只是一个人，也不是个体人的意志，他是要将天下所有人都通过《咸池》乐的演奏带入到这个境界中去。黄帝创造的不是一个个体独立的逍遥游境界，而是一个群体活动的时空，是一个社会。如果说个体的人通过“吾丧我”、“心斋”、“坐忘”、“守”达到的是个体逍遥的时空，众人之间并不相互影响，那么黄帝创造的就是一个让众人一起“游”的“场”，他率领的是一个庞大的“旅游团”。
“旅游团”自然是一个集体。是“集体”就要比个体复杂得多，是“集体”行动就得有相应的约束，所以黄帝提出了以人道为基础，以“仁义礼乐”为约束力的“集体”入“道”的修炼之路。从黄帝所实施的方法上我们可以看出，处在历史拐点的黄帝所采取的种种措施，包括他发明创造出来的“仁义礼乐”也是事出不得已。那时的民心已经越来越失去控制，“队伍”自然也就“越来越不好带”了，在这样的时代，怎样才能将人们带回到那个没有“知”，人心淳朴愚钝的时代？黄帝感到他需要找到可以约束人的思想体系。这就是“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这则寓言客观上透露出来的信息。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先秦儒家极力推崇在黄帝之后大张旗鼓实施仁义礼乐的尧舜，却极少提及开始以礼义五德维系社会秩序、并希望将社会带回到那个完全没有仁义是非的“至德之世”的黄帝了。
黄帝试图以“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的方式感化百姓，但这只是他的一个美好愿望而已。事实上，黄帝不可能通过仁义礼乐将人们带回到“至德之世”或者重新建立起一个类似于“至德之世”的新型社会。人类一旦从“至德之世”走出来就不可能再回去，无论贤明的君王多么努力也无济于事。历史是无法倒退的。所以黄帝失败了。可是，由黄帝开始建立的维护社会秩序的仁义礼乐体系，却在后来尧舜的手中得以发扬光大，经过儒家的不断完善补充，最终成为数千年来凝聚华夏民族的精神力量。
庄子之所以如此详细地解析黄帝《咸池》乐所提出的治世理念，也是想以历史事实证明，黄帝以天子之力试图以一种折衷的方式将仁义礼乐与天道结合起来的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那是一条走不通的路。
原刊《名作欣赏》202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