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嘛，来到了民国政坛这场“老狐狸”与“铁拳”对决的舞台。
说起戴笠，人人都知道，蒋介石心腹中的心腹，军统局长，做事狠得很，连蒋介石自己都不敢随便反对。可就在这广袤的战场上，还有一位，能够与戴笠同台竞技，且坚持了十多年——这人就是李士珍。
李士珍，黄埔军校的学生，按理说，应该是那种头发浓密、气宇轩昂的“革命青少年”，结果他早早就发现了，世界上不止蒋介石能玩权谋，还有一大批更能玩的人。这家伙在警界混得风生水起，简直可以用“棋逢对手”来形容。戴笠爱玩阴谋，李士珍不甘示弱。只不过，李士珍的“暗棋”下得有点不太露声色，比戴笠还要更加低调，令人摸不着头脑。
然后有一件事儿，这事儿在民国历史上闹得沸沸扬扬。
1946年3月17日，一架飞往南京的飞机坠毁，机上的人，除了飞机的机组人员，基本全挂了。戴笠就这么“倒霉”，成了飞机上无一生还的乘客。你说巧不巧，他这一死，立刻就引发了各路大佬的联想。毕竟，戴笠可是个大人物，死得那么突然，难道真是“天公作美”掉了个雷，还是人家有意“安排”了他？
坊间传言铺天盖地，尤其是有些心机深的老江湖开始低声议论，说这背后可能有“某个不得了的人物”出手。最让人有意思的是，一些传闻开始指向李士珍，甚至有人咬定，说李士珍早就看不惯戴笠的作风，想办法“加速”了他的“超速死亡”。
问题来了：为什么李士珍跟戴笠有这么深的恩怨？为什么从一个黄埔军校的学生，到后来成为可以与戴笠分庭抗礼的警界大佬，李士珍都走得异常低调？是因为他更懂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还是他背后有着一些复杂的势力支持，能在这场权力的旋涡中游刃有余？
01
1924年的春天，李士珍——这位浙江宁海的小伙子，准备从家乡出发，踏上前往广州的轮船。他那时刚满22岁，脑袋里充满了英雄梦。你想啊，那个时代的年轻人，谁不想像电影里的主角一样，扛起枪、抡起大刀，冲锋陷阵，光荣地加入革命？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决定投笔从戎，成了黄埔军校的二期学员。
李士珍到黄埔军校后，显然不是个"平庸之辈"。那会儿，大家在操场上磨刀霍霍，李士珍却是那种"我就是站着不动，别人也得投降"的主。他的军事天赋得到了蒋介石的青睐——这不是你普通的“一个年轻人有点能力”这么简单，蒋介石得觉得他是有潜力，能成为未来的政治军人，指不定某天能为国出一把力。
于是，蒋介石当机立断，把李士珍推荐去日本深造——深造的方向是警政！你看，这样的安排可不简单，意味着李士珍从黄埔“学兵”到“警察大佬”之间，只差个破格录取的名额。
李士珍到了日本，别说是学习，光是能喝到日本的清酒，吃到寿司，也算是对这个“革命”的回报了。再说，留学的好处就是，社交圈子能快速扩展，尤其是李士珍这种想要爬得高的人，认识几个人可就不一样了。
1927年，李士珍从日本学了本领一回来，果然就是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现代化警察”高手。就这样，李士珍凭借自己在日本学来的“先进经验”，成功进驻南京警察厅，成了高层。
这时候，你可以想象李士珍的得意——一个刚毕业的小伙子，竟然能坐上这种关键的职位。他可不是来凑数的。他给警察们开设了“现代化训练营”，让他们也能像军人一样接受严格训练，而不再是随便打打杀杀的江湖散兵。
不过，话说回来，李士珍这一路的表现也说明了一点：有时候人生成功，跟是否能抓住“机会”息息相关。人家说“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李士珍，显然准备好了，只是准备好了还得会抓——能在当时的历史浪潮中，不被淹没，才能“跃龙门”。
02
到了1930年代初，李士珍的仕途像是开了挂——他被调任为中将军长，带着一支部队。你看，军队这种地方，通常是“谁叫我爸厉害，谁就能当上将军”的标准配备，但李士珍嘛，不一样，他的标准配置是“谁敢不听我的，谁就得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就这样，他在部队里施展“魔法”，把那些“我爷爷是大将军”式的官兵管得死死的，简直就像在玩“军事管理模拟器”，可是游戏里的规则只有一个：不守规矩，滚出去。
特别是在剿匪行动中，李士珍得意洋洋地将警务和军事结合了——这就好比是把“公安局”升级成了“军队版超市”，打击匪徒的同时还不忘优化流程，绝对算得上是“多任务并行”的大佬。他的“战果”那叫一个显赫，一战成名，那些匪徒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碰到了一位“管理大师”，看得出李士珍是在把“反匪”当作一种职业生涯的巅峰。
然而，事情总是会来个惊天大反转。到了1935年，上海突然发生了一起震动全城的大案，这可不是那种隔壁老王偷了个鸡蛋的案子，而是国际势力搅合的“大人物级事件”。李士珍居然能用三个月的时间破了！
这下子，他在警界的声望可真是爆棚了。你知道，有的人一成功就像火箭发射，根本不用任何拉力就飞了起来。而李士珍，明明是把国际案件当作“复习”做的，结果却硬是靠这“科学侦查法”攒了足够的名气，顺利晋升。
于是，江湖传言，李士珍这人，能办案、能当军长，简直是全能的存在，搞得全国警察都开始琢磨：如果我们也能请李士珍做个讲座，是不是能把咱们都教成“警界大师”？
到了1946年，李士珍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中央警官学校的教育长。这一步，不仅象征着他个人的历史进程，也标志着这个时代精英的“升级打怪”。从一名普通的黄埔军校学员，到能够在警界掀起风浪的“大人物”。
不过，李士珍这一生的传奇，还远没有结束。
03
1935年，南京某个看起来像是“高层会议”的地方，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政治气息和咖啡的香味。李士珍和戴笠这两位当时的“巨星”终于站到了同一个舞台上。别看这两人都是风头劲劲的人物，但你一看他们对上眼，那气氛就像锅里放了颗火药味的炸弹，随时都可能炸开。两个人那叫一个相互不对眼，尤其是当管辖权的问题一出，瞬间火花四溅。
“这事你管不管？”李士珍眉毛一挑，看着戴笠那张死气沉沉的脸。
“我管。”戴笠冷冷地吐出两个字，仿佛他天生就应该管一切，谁敢不服？
“那就别怪我无情了。”李士珍的语气不含任何笑意，眼神犀利得能把对方劈开。
戴笠冷笑一声：“你以为你警察可以独立运营了？做梦！”
这场针锋相对的交锋，彻底标志着两位男人的明争暗斗正式拉开序幕。谁也不服谁，他们之间的“斗法”，比起开会时的对视，简直更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接着，1936年初的那起关于日本特务的案件爆发了。局面又复杂起来——军统那边派了几个人，警察那边也派了人，双方在上海几乎是“谁先到谁占领地盘”的局面。李士珍的警察有点像《速度与激情》里的赛车手，抢先掌握了关键线索，可戴笠这时却像个“拼命三郎”，气吞山河地说：“国家安全！国家安全！你们懂不懂？！”
李士珍一听，眉头一挑：“国家安全？你别告诉我，你要用我手里的情报来做你自己的私人保龄球。”
戴笠不慌不忙：“你要知道，李士珍，‘权力’这两个字，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知道，我知道。”李士珍哼了一声，“意味着你能把一堆人弄得死无葬身之地。”
最终，这场冲突里，李士珍只好先让步——毕竟你总不能在政治局势面前耍横。可他不甘心，紧接着就在南京发动了一系列政策，让警察的势力一下子扩大到几乎无所不包。这步棋，看上去像是“递进式反击”，实际上却给了戴笠一个警告：你可以先一步插手案件，但警察永远不会后退。
到了1937年抗战爆发，两个人的争斗就进入了“战时模式”。戴笠的特务体系已经渗入了各个领域，李士珍则顺水推舟把情报全权拿捏在手。仿佛两人就像两只老狐狸，彼此盯着对方，随时准备来一场“谁能先吃掉谁”的较量。
于是两位的争斗，大家看得眼花缭乱——但蒋介石的日子更不好过。
04
1940年至1942年，李士珍和戴笠的斗争变成了“谁掌握情报，谁就掌握未来”的较量。
于是，情报网的争夺就变成了两个男人之间的“情报大战”。每次两人碰面，像是两只强劲的狮子，互相咆哮着，但又不敢先动手，因为他们深知，打下去的后果是大家都不好过。
到了1944年底，战局逐渐变化，李士珍的“警务帝国”面临重建，而戴笠的军统则想趁机扩展。两人开始了“最后阶段”的斗争——你争我夺，谁都不肯让步。
李士珍一个劲地给自己添砖加瓦，想把战后警务体系打理得更严密些；而戴笠嘛，他不光要扩充自己的特务网络，甚至还想把军统从特务机关升格为“国家安全局”。
这计划要成，简直就是明目张胆地威胁到了李士珍的一切。于是，李士珍立马联合了其他势力，开始反击，指着戴笠的计划骂：“你就是想把特务机关变成公安部，想得倒美！”
这时，两个人的争斗已经不单单是靠嘴炮，动起手来是真的。你看，戴笠一方面在忙着扩张自己的军统，另一方面还特意在李士珍那找麻烦。李士珍一方面忙着搞“警察王国”，另一方面想方设法防着戴笠那边的阴招。简直像是两只老鼠在一堆奶酪里抢着偷吃，结果谁也没占到便宜。
然而，历史总爱给某些人开个玩笑——1946年3月，戴笠的飞机坠毁。这事发生得比电影还要惊心动魄。你想啊，那个时候戴笠的特务网络可谓是盘根错节，突然死了个“特务之王”，整个重庆甚至都变得有些风声鹤唳。很多人心里暗自松了口气，似乎终于有人把那个“特务大帝”的影子给捏灭了——尤其是李士珍，他怕是松了口气，但又怕的就是，自己这个“警察之父”成了下一个倒霉蛋。
戴笠死了，李士珍当然有一段时间如鱼得水。可是你知道的，这种胜利的喜悦通常短暂得像夏天的——咬上一口觉得还行，等到吃完就觉得不爽了。李士珍虽从表面上看控制了局面，但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派系暗潮依然汹涌。那些在背后“弹钢琴”的人可不是吃素的。
总的来说，这十余年的较量，几乎成了民国时期特务系统与警务系统的一场“大戏”。李士珍和戴笠这俩人，表面上像是在为国家安全、为保护人民而战，实际上，谁都在为自己的利益拼得死去活来。戴笠死后，李士珍虽然站稳了脚跟，但他知道，政治就是这样，今天是你明天就是我，谁都无法坐得太久。
05
1941年，重庆的局势就像一个正在煮沸的锅，蒸气腾腾，连空气都能嗅到焦虑的味道。太平洋战争一爆发，整个局面瞬间紧张得就像给这锅加了速的火。蒋介石那边眼瞪得像铜铃，李士珍也没闲着——谁让他是个警务专家呢？这会儿国民政府急需一支真正的“反间谍队伍”。
于是，李士珍翻开了警官学校的人事档案，还整个训练基地就在重庆郊区搞了个“秘密基地”。
“听着，大家！我这里可不是给你们做‘替身演员’的地方。”李士珍用他那种带点沙哑但又透着点魅力的声音宣布，“我要你们不仅能干活，得能想活——记住，间谍不是打起来就能解决的事，得有眼光！”
几个月后，他们成功破获了一系列间谍案件，但这才刚开始，真正的大鱼还在后头等着。接下来，李士珍就接到一个“号称重要”的任务——“重庆码头案”。
“有个鸟东西，居然敢用码头当阵地搞间谍活动。”李士珍捏着烟斗，心里就像给这群日特开了个‘脑袋瓜’的消暑套餐，“行，这事交给我们。”
于是，李士珍的队伍开始了更加细致的调查。没有乱来，也没有先发制人，而是像老狐狸一样耐心地坐山观虎斗。别说，他们这套路用得巧，仔细盯了几天几夜，居然从细枝末节中找到了漏洞——这些日特的运作方式就像在地下玩“躲猫猫”，你不让他们乱跑，他们就忍不住显露马脚。
然后，行动开始了。李士珍干脆直接跟自己的队伍说：“我们不是去抓他们，而是去破他们。”
通过掌握的情报，他们没让敌人感到丝毫危险，而是渐渐从内部找到了突破口。最后，他们不但摧毁了日方的情报网，还收获了大批超有用的资料——这一打击，直接让日方特务的计划崩溃。
“你看，这就是破坏。”李士珍得意地笑了，“不是光靠大喊大叫，而是靠脑袋和耐心。”他回头看着他的小队，“你们这群傻小子，终于知道‘低调’的魅力了吧？”
06
1943年，李士珍一看形势，这时候该是“升级打怪”的时候了——大环境这么乱，正是他施展拳脚的好机会。于是，他决定把自己原本的小打小闹的警务系统，变成一个覆盖全国的大网。
你看这套操作，比军统的特务系统还好用：军统那些家伙就知道炸炸炸，李士珍呢，直接用信息战来统治一切。
但最让人惊掉下巴的，是1944年的“金融风暴”。这时候重庆的物价，已经高到让人怀疑自己是不是掉进了经济学课本的黑洞——市场疯涨，钱不值钱，大家都在疯狂捞一把。可是，这才是李士珍最得意的时候，因为他发现了个“大戏”：有一帮敌特势力，想要让形势乱上加乱。
“你们这些人，就知道背后搞鬼，连个经济骗局都不会演，真丢人。”李士珍一边拿着举报材料，一边用冷笑的语气跟手下说，“反间谍，得用脑子；坑国家的，得用钱袋子。”
这次风波之后，李士珍简直就成了重庆的“经济救世主”，老百姓都跑来送他锦旗：“打倒敌特，保卫物价！”当然，他也没把这事儿太当回事，“我就是顺便搞了个破坏，做个好事，有啥稀奇的。”
1945年初，李士珍开始整治收复区的治安。
“你们这群人，没点儿脑子的话，怎么收拾这些地方？”李士珍在和手下讨论战后计划时，话语间带着几分不屑，“我告诉你们，治安是最难搞的，光靠打打杀杀不行，要靠策略！”
“那怎么办？”手下的警官们对这位大人物也挺佩服，急忙请教。
李士珍瞪了他们一眼，摊了摊手：“一，分配任务，二，立刻建立‘安抚’机制，三，帮百姓扫清恶势力，四，最重要的，记得控制市场，别让物价飞天。”他拍了拍脑袋，“这些都搞定，治安问题就迎刃而解。”
果然，李士珍的这套“安抚式治安法”一推出，简直像往社会秩序里扔了颗定心丸。解放区的居民们，见到这帮警察纷纷松了一口气，“终于有个靠谱的！”
在这时，李士珍终于可以摊开手，看着他的庞大系统，心里自豪地想着：“嘿，这么多年的布局，终于开始见效了。”
07
1945年，李士珍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后的大好时光”，这时候，他不再是那个躲在幕后抓间谍的警察大佬，而是成为了一个肩负着改造未来警务体系的超级“思想家”。他很清楚，这个时代不能再继续做过去那种“玩儿票”的警察工作了，必须升级，不能再让警察沦为街头混混了。他要干的，不是找人抢劫，而是要真正把警务从“街头守夜”的角色转型为全方位的社会服务。
于是，他就提出了一个震惊社会的理论——“新警务”！这不是简单地给警察穿上新制服那么简单，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警察的职责。他想：“不能再让警察专门去抓那些酒吧里的醉汉和走丢的小猫小狗了，警察应该更有责任感，像个社会管理者，搞点‘智力型’的工作。什么破事儿都得管，居民楼漏水、市场黑市、甚至说不定还有人乱停车——我李士珍，不仅是治安管理者，还是社会秩序的守护神！”
于是，李士珍忙碌了好一阵子，搞了些“新式工作坊”。
“李局，您这是在搞社会学呢，还是在给我们上警察的哲学课？”一位警员开玩笑地问。
李士珍咳了咳，撇了撇嘴：“你懂个屁，我这是在引领潮流。你以为每个警察都只会抓坏人吗？现在，我们得学会干好邻居，谁家的水管坏了，咱就跑过去修修；谁家门前地板砖歪了，咱也去给他整整；谁家小孩打架了，警察得先去当调解员，不能再动不动就拔枪！”
大家一听，都哑口无言，心里想着：“这位李局，真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物。”不过，谁让李士珍真有两把刷子呢？他在推行新警务的过程中，利用自己建立起来的情报系统，将这个理念迅速传遍了全国。
“要啥自己解决的事儿，凭什么让警察帮你？！”他大声训斥自己手下，“咱就是要改变你们的思想，变得更有责任感，做个全面的社会工程师。”
更惊人的是，李士珍还把目光投向了国际领域，开始搞外交合作。
“李士珍，你这是真有一套啊。”美国一位警务官员笑着夸，“咱们能从你这学到很多。”
“学什么？”李士珍摆摆手，笑得像只狐狸，“你们那些都太老派了，咱中国的警务体系得创新。我这叫‘结合时事，化繁为简’，你们国外的那些倒是专业，但总感觉少点儿人情味。”
话说回来，李士珍这一套“新警务”的理论和实践，真算是开了眼界，打破了过去的警察工作的单一性。民生和警务的结合，不仅是社会管理的新尝试，也是李士珍特立独行的方式。毕竟，谁能想到，李士珍这个手段狠、头脑灵的警界大佬，竟然能在战后带领警务走上一条“全面发展”的道路？
08
1946年3月17日，上海虹桥机场，那天的天像是专门为这场空难设了个预告片。天阴沉沉的，像个旧锅底儿，连个亮点都没。雨下得像是老天爷的眼泪，密得你就算拿个望远镜也看不清五米外的事儿。偏偏在这种天气，机场那帮人居然还是放行了。一架原本没啥特点的中央航空公司客机，得到了批准起飞。飞机上的17人，包括军统的头儿——戴笠，连同一堆神秘人物——统统下了地狱。
事故一发生，消息如同炸弹一样，轰炸了上海的早晨。旁边的几张报纸上，没过多久就开始打出大标题：“空难疑云：戴笠未果，天灾还是人祸？”大家议论纷纷，问题也跟着来了，谁引起了这起空难呢？到底是天气太坑，还是某些人让飞机当“空中坟墓”了？
“天气有多烂，我的天哪！”李士珍在办公室里扔下电话，拉了拉脖领，像是突然穿越到了1945年的战场。“不过，咱们得先搞清楚，这事到底是不是巧合。”
李士珍的手下开始翻资料，堆积如山的文件让人瞠目结舌。一边是天气报告：强降雨、低能见度，气象台工作人员忙着强调“不安全”。一边是军方的调查报告：飞机“突发机械故障”。最后是民航的调查，结论是“天气原因”。嗯，合起来像个拼图，拼出来的结果让人越来越糊涂。
“老李啊，”一个警员摇摇头，搓搓眼睛，“别跟我说你相信他们的结论，飞机前后连起飞都拖了半天，简直就是上天的恶作剧。”
“别急，慢慢来。”李士珍拿着一个半废的茶杯，撇了撇嘴，“调查报告再复杂，最后我们得看看这飞机到底是不是被‘砸’的。你看——检查记录本，完全涂改过，连我都能看出来，机修工不够细心。”
这时，一个机修工的名字出现在了调查文件里，没过多久，这个名字就开始引起了李士珍的兴趣。奇怪的是，这个工人，在空难发生后，不但“换了工作”，连上海都没待多久，直接跳到了别的地方。这下就有点意思了，李士珍抬起眼皮，看着文件上涂得乱七八糟的签名：“你觉得，这事能这么简单？”
“李局，”一个年轻警员挠了挠头，“我怎么看都觉得，这事儿太蹊跷。那天戴笠临时改了行程，还把几位要员的航班也给‘换’了，这可不一般。”
李士珍敲了敲桌子，笑了笑：“老戴今天突然不去，改变了命运的方向。而且他以为自己的命是天注定的，结果被自己那堆老部下、‘事关安全’的工作搞得灰头土脸。”他顿了顿，继续说道：“咱们这一圈人啊，玩弄的不是天气，而是把飞机当成了火柴盒，随时都能点燃。”
而这一系列的疑云让所有人都开始怀疑，这场空难，不像是单纯的天气不顺，似乎背后还有更深的政治阴影。毕竟，戴笠那样的“主事人”突然没了，他身后的那些暗流，没准才是引发空难的背后主谋。
但大家也明白，李士珍那样一位有深度的“警务大师”，他早就不仅仅是在处理破案的事儿了，他在看这起空难事件背后，潜藏的可能性。看着眼前这些资料，他不禁笑了笑，像个做实验的教授，开始推测着：“看似偶然的事，往往才最不偶然。”
这件事，就这么慢慢展开了。大家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飞机坠毁的案件，更多的是一个巨大的谜团，困住了每个人的心。不管是调查人员，还是那个总是深思熟虑的李士珍，都在细细推敲背后的每一个细节。
09
事情总是比我们能想象的更复杂，特别是在那个年代，谁知道背后到底有什么猫腻。
李士珍端坐在办公室里，慢慢地喝着茶，看着手里的报告。他从不会轻易相信任何表面上的解释，尤其是当事实像他的茶一样，浓得让人难以下咽。他扫了一眼关于戴笠行程的报告，若有所思地笑了笑，“要是戴笠这次真是为了‘突然有急事’，那我看他的急事一定比外交还重要。”
“李局，您觉得这个电话，是不是…有问题？”一名警员问道，眼睛像猫一样瞪得圆圆的。
“问题？”李士珍嘴角微微上扬，轻描淡写地说：“问题就是谁敢把电话打给他，居然能让一个‘当国之柱’的主儿，改变一切计划。再说了，电话打过来的时候，估计就是个‘别再回来了’的提醒吧。”
“那…那加密文件呢？”另一个警员颤声问道，“那份文件也没找到，损坏严重，内容全都是密密麻麻的代码。”
李士珍摇了摇头，仰头看了看天花板，似乎在和空中的尘土交流，“哦，那就更有意思了。戴笠那家伙，居然能在飞机上把个加密文件给带走，好像他自己是个‘特工’一样。别忘了，这东西掉了，连个完整的内容都看不清，简直像是做了个半成品的谜语，留给后面的人来解。”
然后，李士珍翻开了空难调查报告，像看杂志一样快速扫了一遍，突然停了下来：“等等，飞机的部件损坏不对劲？这点才有意思呢。”
“李局，您是说…”那警员有点没听懂。
“你们看看这个。”李士珍指着报告，嘴角露出一丝冷笑，“这些部件的损坏，根本不像是普通的坠机损坏。就像是飞机被硬生生拉扯下来，给撕开了一道口子。你们懂吧？有点像那个丢了几十年都找不到的‘机密文档’，自己给搞丢了，却非要告诉大家，‘我明明没丢’。”
“那，这会不会是…？”
“哦，当然是‘军事机密’了。”李士珍轻松地坐回椅子，扬了扬眉，话锋一转，“而且，哎，调查现场就这么快被军方收走，真是‘神速’，连我这么多年的老狐狸都没见过这么高效的工作。”
大家都有点摸不着头脑，“李局，意思是…”
“意思是，别把这些当成单纯的空难看。”李士珍声音低沉，眼神有些锐利。“这背后，不光有个‘突然的电话’，还包括几个‘破碎的文件’，加上一个巧妙的‘事故现场清理’。能查出点什么吗？不一定，但你想不查出点什么，也不行。”
“咱们…不是说，这么多次的检查，怎么这么巧？”警员面面相觑。
“什么检查？”李士珍嘿嘿一笑，“哦，你是说之前机场周围的安全检查？那可是一场大规模的预防演习，结果最后给大家做了个免费的大清洁。你们以为，他们是来检查飞行安全的？错了，是来检查‘这场隐秘的旅行’能不能顺利进行。”
大家静默了片刻。办公室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几秒，谁都知道，这些疑点背后，有一整套让人眼花缭乱的棋局，只不过谁也不敢说出最后的谜底——好像所有人都变成了这场游戏的棋子，而李士珍，可能早已看透了这一切的走向。
10
1947年的春风吹不走南京上空的乌云，李士珍坐在办公室里，桌子上堆满了各种报告和文件，这些可都是关乎着他“大扫除”行动的重要资料。
“这情况看着真是让人头大。”李士珍边翻文件边自言自语，“这些家伙，一个个都把警局当成了提款机。”
他的秘书小李走了进来，一脸严肃，“李总，又有几个局长开始嚷嚷要见您，说是有重要事情讨论。”
“哦，重要事情？我猜是不是又想给我送点‘温暖’，想让我网开一面？”李士珍挑眉，脸上的笑意透着几分讽刺。
“可能是吧，他们知道这次您是认真的。”小李回答，声音里带着一点无奈。
李士珍站起来，拿起一份报告纸，“来，我们去开个‘茶话会’，看看这些大佬们有什么‘献策’。”
走出办公室，李士珍在走廊遇到了正在排队等候的几位局长。他们看到李士珍，立刻露出了紧张又尴尬的笑容。
“各位，不用这么紧张，我今天只是想跟大家聊聊天，探讨一下如何让我们的城市更安全，怎样让警局变得更清廉。”李士珍笑着说道，语气轻松而挑衅。
其中一个局长尝试着套近乎，“您知道的，我们这几年环境不好，不得不有点小手段……”
“小手段？”李士珍打断他，“把公款当私房钱也叫小手段？我看这手段大得很啊！别担心，今天只是聊聊天，具体的‘清洗’还得慢慢来呢。”
局长们面面相觑，没人敢再说话，李士珍这扫帚不是盖的，这次看来是真要扫除一番了。不是他们不怕死，实在是李总这牛魔王太难缠。
随着一阵轻松的步伐，李士珍带着这群局长往会议室走去，心里却在想：“清理门户，正是时候。”
11
1948年，李士珍坐在南京警务局的办公室里，一边看着窗外淅沥的秋雨，一边把玩着手中的警棍。这棍子上还刻着“打击炒家保大家”的口号，当然，这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算是对这一年行动的小总结。
“老李，这次您真是下了血本，这些炒家、囤积居奇的家伙都被您整得哭爹喊娘的。” 一个老警员带着一点儿调侃的语气说。
李士珍抬头，笑着摆摆手，“你这话说得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这不过是在做一个警察应该做的事。再说了，这些家伙搞得市场乱七八糟的，不整整他们，谁来维护咱们老百姓的利益？”
就在他们闲聊时，一个年轻的警员慌慌张张地冲了进来，报告说：“李总，又抓到一批囤积居奇的大鱼。”
李士珍一听这话，立刻来了精神，“哦？是哪个老狐狸？快，带我去看看。”
他们走到审讯室，只见几个衣着光鲜的商人正坐在那里，面如死灰。
“各位，你们这是做了什么好事，让我的小兄弟们这么兴奋地跑来报告？” 李士珍笑着问，但眼神里没有一丝笑意。
其中一个商人忍不住抱怨：“李总，我们这不过是存点货，想等价格好了再卖，这也犯法吗？”
“存点货？” 李士珍冷笑一声，“你们这叫存货？南京市半年的大米都被你们几个家伙给囤起来了，还叫存点货？你们这是在逼老百姓跟你们玩饥饿游戏啊？”
那位商人低下了头，不再言语。李士珍转身对手下道：“好好审，把他们囤的货都找出来，公平地分配给市民。咱们不光要打击犯罪，还要确保这城市不乱。”
走出审讯室，李士珍深吸了一口气，对身边的老警员说：“这事儿多了，老百姓怎么过？咱们得紧抓不放，这可是责无旁贷。”
就这样，在乱世中，李士珍不仅捍卫了法律，更维护了一方平安，虽然他自己常笑称，这不过是在城市中玩了一场“大型捉迷藏”。
12
1949年春，南京的春风没能吹散紧张的气氛，但李士珍在办公室里依旧一脸的从容。他手中拿着那份即将上交的工作交接报告，边看边摇头。
“李总，这份报告您看得还满意吗？” 一个年轻的警员小心翼翼地问。
李士珍抬头，露出一丝苦笑，“满意是满意，就怕没人能看懂我的苦心。”
那年轻警员迷惑了，不明白李士珍的意思。
李士珍站起来，走向窗边，眺望着外面的城市景象，轻声说：“你知道吗，这些年来，我们建立的这个警务系统，不是为了给谁当枪使的，而是真正为了百姓的平安。现在这些档案，我都保留了下来，希望它们能给未来的某个人一点启示，不要再走老路。”
“可现在的局势…” 那年轻警员还想说些什么。
李士珍回过头，微微一笑，“局势永远在变，但我们的初心不变。把书本和技术带到台湾去，是希望有朝一日，这些东西还能派上用场。”
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敲响了，另一位警员走进来，脸上带着几分急色，“李总，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动身了。”
李士珍点点头，转身拿起桌上的文件夹，又对那年轻警员说：“走吧，把这份报告放好。记住，无论去到哪里，我们的使命都是一样的——维护正义，保护无辜。”
退出了办公室，李士珍的背影在走廊的灯光下显得格外坚定。他知道，这一去可能是永别，但他留下的东西，或许能种下希望的种子。走出大门，他轻轻地说了句：“告别总是难的，但是新的开始总要有人去迎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