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的生成及其在唐代的衍变研究》，孟国栋著，浙江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六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文章学发展的重要时段，但与文章创作关系较为密切的不少因素在传世典籍中都已失传。二十世纪以来，大量掩埋于地下的墓志铭陆续出土和刊布，其中包含了许多前人措意较少，但又关乎六朝隋唐文章学生成与演进的新材料。
该书在将新出土墓志铭与传世文献进行比勘的前提下，对墓志铭创作过程中诸多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及其渊源进行了系统的整合和梳理，包括墓志铭的生成背景、地域因缘、创作模式、合撰方式、文体演进、刻石流传等，全面揭示传世文献已经缺失但新出石刻尚存的文章学创作因子，凸显藉由石刻文献的新出方能展现的唐文从生成到创作再到流传的原始形态。
目 录
序一 陈尚君
序二 胡可先
绪论 二十世纪以来六朝隋唐墓志出土与研究现状
第一章 墓志的起源与墓志文体的成立
第一节 中国古代墓志的起源
第二节 墓志文体的成立
第三节 墓志文体的早期演进
第二章 碑志一体论与志铭相似论考辨
第一节 墓碑与墓志的体性异同
第二节 志文与铭文的功用特质
第三章 唐代墓志生成的地域因缘及其文化内涵
第一节 唐代墓志的地域差异
第二节 浙江出土瓷墓志生成的地域因缘与文化内涵
第四章 唐代墓志题署的形成及演进
第一节 古代石刻题署风气的生成
第二节 唐代墓志铭题署的形式
第三节 唐代墓志铭题署的内容
第四节 唐代墓志铭题署的价值
第五章 唐代墓志铭的合作撰文方式
第一节 志铭分离与合撰问题的提出
第二节 新出墓志与唐文合撰现象
第三节 唐人合作撰文的协作形式
第六章 唐代墓志铭创作的程式化现象
第一节 唐代墓志铭创作的程式化模式
第二节 铭文中的程式化现象
第三节 唐代墓志铭程式化创作模式的意义
第七章 唐代墓志铭的文体新变
第一节 骚体渗入与唐代前期墓志铭创作的转轨
第二节 古文运动的兴起与唐代中期墓志铭创作的迁革
第三节 骈文复兴与唐代后期墓志铭创作的复古
第八章 唐代墓志铭的刻石流布与石本的校勘价值
第一节 唐代墓志铭的撰写、刻石与流传
第二节 集本与石本异文的考察
第三节 石刻文献的优势与缺陷
结 语
征引文献
图版目录
后记
序一
本书是孟国栋教授以其博士学位论文《新出石刻与唐文创作研究》为基础，增订而成。他的论文指导老师是胡可先教授，我既参加了审查，又应邀到杭州参加了他的论文答辩。
在此过程中，我看到了他的努力与才分，在他希望到复旦大学继续博士后研究时，我当即允诺与支持。
《八代传叙文学述论》
在博士后期间，我希望他从传记文学的立场研究唐代墓志铭，并向他介绍了中国传统传记与西方传记文学，在文献取舍、传主生平还原及真相揭示方面之种种不同，也向他介绍本师朱东润先生的见解，特别是在《八代传叙文学述论》中，对魏晋杂传与北朝碑志的不同评价，作为他研究唐代墓志铭文学属性之参考。
同时，我也建议他做墓志文学研究的同时，多多关注墓志铭及其所涉志主与其家族之个案研究。
他的研究工作很顺利，两年准时出站，成绩优异。出站报告三年前以《石上人生：传记文学视域下的唐代墓志铭研究》为书名，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石上人生：传记文学视域下的唐代墓志铭研究》
当时方值疠疫横行，彼此来往都不方便，书出后我方见到。各方都有好评，国栋也因此被武汉大学引进，开始人生一段新的征程。
我曾在《朱东润先生在1939年》一文中，说到在武汉大学因抗战西迁乐山的艰苦岁月中，朱东润先生开始中国传记文学研究，同时开始尝试采取西方传记文学的立场与方法，写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学人物的传记，《张居正大传》尤负盛名。
从朱先生晚年所写自传，以及齐邦媛教授《巨流河》中对战时武汉大学的描述可知，那时的武汉大学就是中国最好的公立大学。
前些年我曾整理朱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有幸见到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武汉大学授课时所印讲义，四版全部是铅排线装书，避地乐山期间也是如此。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校补本）
国栋现在站上当年朱东润先生曾任职的讲席，前辈对学术、对教学的庄严博伟，相信可以鼓舞国栋努力达到更高的人生境界，也取得新的成就。
我虽曾参与评议和答辩，理解毕竟尚浅，并非为本书撰序的最佳人选。国栋认准要我来写，我也无以推辞。最近困于《唐五代诗全编》的阅校写订，也没有精力仔细读书，更遑论查阅与国栋研究相关的文献。
他的博论原文，我是有保存的，但一时无法找到。所幸找到当年对他论文的评语，且论文成就与存在问题都说到了，恰可对照现在的新本，作更深一层的评述。
我在对博论的基本评价中写到：
最近百年唐代墓志出土数量巨大，引起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从文学立场上来进行研究也已多有所见。本文特别关注新出墓志与文学创作的研究，且努力在前人研究范围外拓展新的论题。论题较有学术意义，所分六个章节也基本覆盖了唐代墓志文创作的重要方面，达到较好的学术水平。
现在全书增加到八章，书名的改换也使全稿增加了更强烈的学术前沿色彩。“墓志的生成”是一个大题目，即其中包含文本、书法、采石、摹刻以及与丧葬有关的家族、仪礼等众多问题。
《南北朝墓志集成》
我曾长期感到困惑，热于北魏而盛于隋唐的埋铭习俗，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围绕埋铭究竟形成了怎样的社会产业链。我们现在读到的墓志铭是据历代典籍保存，以及考古或盗墓所得，就当年来说，则是以丧家为中心，是丧仪活动中一项核心的准备，其中包含撰文者、书丹者以及镌刻者，更前期一些则有志石的采运与磨砻，以及与此关联的商业与手工业生产。
国栋在本书中解读了与文学部分相关的生成过程，其他部分我想他也希望展开论述，可惜有关记载实在太少。
这让我想到一个特殊的案例。三峡航运是汉唐以来中国经济的命脉，有关记载不可谓不多，但沿江东下当然可以体会“轻舟直下”的痛快，但上航的船是需要无数纤夫一步一步拖上去，没有任何文献关注纤夫的生活。
在三峡大坝堵水以前，有好事者驾小船沿江一一记录千年航运留下来的纤桩，才让我们看到史家长期忽略的下层民间的真相。
国栋提出了很好的课题，出色完成了其中一部分，我希望有关研究还能继续下去。
《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修订本）
关于博论创新部分的评价，我当年写了一大段话，也全录于下：
本论文有许多创新见解，因为曾广泛阅读墓志文本，故结论大多翔实可信。我以为可以特别指出以下诸点：
一、关于碑志之体性异同，从外在表现、功用差别和行文方式三方面帮助，尤其关注在行文语言和事件记载方面的区别。
二、关于墓志铭中志序和铭文相互关系的具体考察，顾及其行文特点和彼此照应关系，并举出一些特例。
三、关于合撰研究，本节曾刊于《唐研究》近期，对六朝以来的碑志合撰现象有较详尽的考察，有关作者协作方式的论述也较细致。
四、关于墓志铭的题署情况，虽然属于墓志铭的外在形式，但当代史学很重视文本的程序化研究，并在具体解读中揭示其价值。论文在这部分铺排虽然略显枝蔓，论证方式也不算复杂，但结论还是可靠的。
五、关于石刻文本创作程序化的研究，我认为是整部论文中最好的部分，能够注意到墓志文本雷同化的情况，在文本上作了充分的比较，并帮助在唐诗写作中也有类似现象。这一发明很重要，我特别建议今后更多地积累有关案例，以便能就此形成专著。
六、关于石刻与唐文创作中骈散化趋势的比较研究，十年前我曾撰《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研究》一文加以论列。看到本文对此有详细叙述，并从古文衰落和骈文复兴的立场看唐后期墓志的状况。
七、关于集本与石本的关系问题，以前刘真伦教授撰《韩文石本考》，考述尤细。本文分析了许多个案，帮助石本的价值以及其自身的局限，可谓妥当而深入的见解。
《贞石可凭：新见隋代墓志铭疏证》
十多年后重新阅读当年的评价，虽然没有考虑到会发表，表彰的分寸拿捏还算妥当。现在的书稿又经过反覆打磨提高，我当年稍含批评的赞誉与现在的书稿已很难对应。
我稍作翻检，觉得在在处处都有新允的见解，对墓志铭的涉猎及对古今人论著的参考商榷也更为充分而平和。
比方第一章讨论墓志起源与文体的成立，前提是界定何为墓志？秦刑徒砖虽然很早，但仅记姓名，间载里贯，当然还不能算。东汉中期的墓记载及死者的职官、姓名和葬年，具备了成熟墓志的雏形，但还没形成固定的文法。
国栋认为徐州出土的元嘉元年（151）《缪宇墓志》“对志主姓名、职官和卒葬情形的记载更为详细，而且增加了对缪宇生平事迹的介绍，个别地方还使用了略带修饰性的语句”，“完全具备了墓志在功用和形式方面的要求，可以看作墓志起源的标志”。这样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
谈神道碑与墓志之不同功用，是很有意思的话题，一般人认识都局限在高官方可于神道立碑，国栋更关心二者的体性差异，包括外在表现、具体功用和行文方式上的差异，更选取各有神道碑和墓志存世的特殊人物例子来加以探讨，就显示出彼此的分工不同。
《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修订本）
第三章从墓志的生成地域谈不同墓志的文化内涵，包括吐鲁番的砖志，江南的瓷墓志，以及晋东南出土墓志盖上的题诗等，都是具有鲜明地方文化特色的案例。
我还可以补充帮助的是，就我所见，陕西最北端统万城遗址出土的墓志，似乎都由石面很粗糙的沙石刻镂而成；河北三镇出土的墓志，喜用行书，且墓志形制及叙事风格也多与中原有别。
而墓志盖题诗，目前得见者皆出泽潞地区，大约从唐文宗、武宗以后，延续到宋真宗时期，我所见诗已经达到六七十首，其中引用最多的是于鹄的一首挽歌词，所见已有三四十首，文本也极尽各种变化，可以相信在两百多年时间内，这个地区的墓志制作是按照这样的范式在运作，但没有影响到他地，自身也执着不移地传承了七八代人，是很特殊的文化现象。
其他各章也多有新见，这里不一一叙述。
博论审阅还有套色化的部分，即要评閲者指出论文存在问题及修改建议，虽然我深切认识到作为序文不合适提出专著的不足，但我作为曾经的合作导师，也特别欣喜地看到国栋十多年来，坚定而执着的发展节律，也还觉得有必要将当年看到的问题写出。
《唐代墓志汇编》（修订本）
至少在我的立场，我觉得与国栋虽为师生，但始终不愿步随互相吹捧的俗趣，以道义学术互勉，做人与做学问一样，不愿太姑息苟且。这部分可谈三点。
本论文对于石刻与文学的许多问题展开论述，但似乎没有特别关注碑志作为传记文学的一种特殊形式，其在人物形象、人生经历或事功等方面的成就。关于骈散化的趋势，也应看到后期碑志与前期碑志在趋骈形式上的显著差异。
这里提到两个问题，一是强调对碑志应作传记文学的研究，国栋在博士后期间致力于此，前已述。二则因我曾编纂《全唐文补编》，近年更校定全部唐诗，对唐五代诗歌、文章的变化，有强烈的感受。
就诗歌言，唐初百年的诗歌几乎可以说都在《文选》和庾信为代表的骈俪文风和以文藻典故代替口头叙述的氛围中；而唐文也严守文笔之分，除时间与历官以外的部分，都以骈偶出之。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
我曾校录过昭陵所有的残碑，在一大片缺泐中居然大多能为之断句，主要依靠对骈文格式化文风的理解。晚唐虽有温李为代表的骈文重炽，科场上的律赋也有严格的规定，但形式皆是骈文，句式变化与骈散互参，已与唐初完全不同。
本书第七章讲“唐代墓志文体的新变”，保持了原来的框架，但分析和见解则更为仔细圆融，读者当可仔细体会。
关于唐代墓志写作的程式化情况，前人在研究敦煌邈真赞时已有较多揭示，本论文所举诸多例证更为明显。但在说明某墓志与某墓志内容互见时，行文中经常出现如某墓志抄袭某墓志的推断；在说到唐诗创作中的程式化现象时，也有类似的表达，如说几种墓志中“看花落泪，听鸟惊心”句式，“都是由《李夫人墓志铭》删削而成”。似乎不错，但不够精密圆融。
我建议将此类现象，与唐人的书仪类著作结合起来加以研究。书仪是提供作者写作书信的程式化文本，墓志应该也有类似的参考书，只是可惜没有文本保存下来。此外，还要考虑到民间流行的特殊情况，若大隐小隐与生作人杰之类，指出文人因袭前人套语是对的，但不要说就是依据我们现在看到的文本。
这里说得有些复杂，且似乎与前述“整部论文中最好的部分”的评价有些冲突，其实是希望学生在走向学术前沿的道路上，始终保持学术话语的分寸与细节准确。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索引》
就以我最近十多年因为处理唐诗文本，对诗意雷同甚至句式因袭，都有不少全新的认识。盖一流诗人能备读群书，成一家之言，其才分表现在如何吸取前代诗文之已有表达，穷极变化，以为自己之成就。才分稍弱者，则出语稍呆板，抒情亦较循套路。
而在社会下层群体中，是没有著作权或独创性意识的，敦煌大量诗钞，钞者大多不在乎作者是谁。而在彼此赠答者，则常不免将名家诗作钞来作为自己的作品。敦煌的学郎或写经僧，长沙窑的制器工匠，乃至中日间的渡海商人，都有这些情况。
关于墓志铭文中的骚体铭文，不要仅凭唐墓志就轻率得出文体变化的结论，应该看到唐前碑志就多有此体。另外，唐人墓志中多用五七言齐言而类诗之铭文，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我写下此节文字，其实是比较草率的。晚近有不少学者呼吁，应该将汉魏以来文人所作的赞、颂、铭等一类韵文，当作诗歌来看，追溯到《诗三百》时期风、雅、颂的传统，这一见解是不错的。
问题是六朝时期文体论的分野，论述者众多，将此部分作品视为文而非诗，已几乎成为公论。创说容易，实践很难。已经有了《全唐诗》和《全唐文》，我们还有必要将《全唐文》及其成书后新见到的两万多篇文字，作为诗来编校一次吗？
《唐五代诗全编》
然而敦煌文本中所包含的数量可观的俗赋、俗颂、俗铭，几乎全篇押韵，与一般诗歌并无不同，似乎其间的界限很难完全划定。
国栋十分关注墓志铭文中除规范四言以外各体铭文的变化，是很有意思的观察。我注意到韩愈有多篇碑志末附之铭文，径称为诗，而《柳州罗池庙碑》末所附韵文，朱东润先生曾在《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称为屈宋以后最好的骚体歌诗。
我在近辑唐诗中，也发现墓志铭文中不仅有五七言绝句，甚至还有成熟的律诗，不过尺度很难把握，只能放弃。述此供国栋斟酌。
中国是文化礼制高度发达的文明古国。人生什么问题最大？肯定是生与死。厚生薄葬虽然曾为许多有识之士所提倡，但中古以降，中国的丧挽文化与文学空前发达。
刘勰《文心雕龙》中仅《诔碑》、《哀吊》两篇，与丧事有关。稍晚二十来年的《文选》，涉及哀挽者就有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七体，宋初所编《文苑英华》一千卷，哀挽文学占了其中的一百六十六卷，约为全书的六分之一。
《文选》收墓志仅一篇，当然与南朝禁止埋铭的环境有关。《文苑英华》收碑九十一卷，志三十五卷，帮助在典范为文方面，时人仍认为碑比志来得更为重要。但就今可见文本言，则墓志数量远远超过墓碑。
丧挽文学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可惜今人展开研究毕竟还不多，我在最初涉及时，也对此有很大的警觉。
《新见隋唐墓志集释》
墓志的书写、刊刻、埋瘗，严格地说都是个人书写，但无论就家族或亲人来说，则涉及对亡者的纪念与评价，既要存其大节，颂其事功，记录丧挽，表达感情，是极其不容易写好的重要文字。
曾巩请欧阳修为其父撰文章，认为欧阳“蓄道德而能文章”，所述可以取信于世人。三十多年前读章培恒先生谈《辨奸论》之长文，他特别强调请名家撰文还有另一目的，即名家文集可以传之久远，碑志所述先人之事迹也因此获得永传后世的机缘。
我读罢国栋的这部据博士论文增订而成的专著，不能不感叹唐代墓志研究虽然可以追溯到欧阳修、赵明诚的时代，但古人的题跋类研究大多就具体碑志展开议论，缺乏对此一文学现象的系统论述。
清人是有碑志释例一类从写作方法上分析的专著，在文章学研究来说仍属边缘。近百年来碑志文献出土数量巨大，为中古文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从文学立场，研究文体作法，文本生成，乃至体制之变化，情感之宣泄，事功之弘颂，道德之表彰，家族之传续，妇行之颂扬，在在都有值得学者关心探讨的内容。
与文史个案的广泛充分探讨相比较，站在文学本位与文章作法的立场来研究墓志铭，虽也有过多种专著，但还远未充分展开。就此而言，国栋的本书自有其成立的意义。
以上夹叙夹议，有赞有商，信笔写来，不成系统，权且为序吧，不当处国栋与读者诸君谅之。
癸卯冬，陈尚君于复旦大学光华楼
《墨香阁藏北朝墓志》
序二
墓志起源于东汉，发展于六朝，繁盛于隋唐。作为丧葬文化的组成部分，墓志具有考古学、历史学与文学研究的多重价值，因此历来受到学者们的重视。
宋代就有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赵明诚的《金石录》等著作，开金石学之先河；明清更有王昶的《金石萃编》、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等，集金石学之大成。
但在古代，关注墓志者多是金石学家，近来考古学兴起，关注墓志者多是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直至二十世纪末叶，墓志的文学研究也还处于边缘状态。
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文学研究的多元化发展和多层面拓开，作为个人传记的墓志铭逐渐受到文学研究者的重视，并以此研究传记文学、家族文学、性别文学等等，墓志的文学研究也由边缘向中心转变。
国栋博士从2008年开始墓志研究，正是经历了这一转变的过程。其著作《墓志的生成及其在唐代的衍变研究》出版，是对文学研究空间的新开拓。
《墓志的生成及其在唐代的衍变研究》，孟国栋著，浙江大学出版社
墓志由多重载体构成，有文本载体，刻在石上的文本有序有铭，记录墓主的行事，评价墓主的功绩；有文字载体，墓志需要刻石，刻石之前需要书家书写，然后还要刻工刻字，为墓志书丹者很多是著名的书法家；有实物载体，墓志的文本和文字都要刻在石上，埋入墓中。
对于文学研究而言，墓志的核心信息与价值在于文体学研究。国栋博士这部著作的学术贡献正是揭示墓志的文体学价值：
第一，论述墓志文体的成立，认为墓志的起源虽早，但作为文体形态的墓志则产生于魏晋之际，南北朝时期，墓志文体得到了较快发展；第二，论述墓志铭合作撰文的现象，这是六朝到隋唐墓志铭创作中的特殊现象，而且集中在唐高宗末期到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第三，论述唐代墓志铭从内容到形式的新变化，其行文方式和文体形式渐臻完善，并为后世作者所接受与模仿；第四，论述墓志铭的程式化现象，在反思与批判传统研究的基础上，阐述墓志铭程式化的特点及其独特的文献价值和文学意义。
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序》中说：“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
《校雠通义》
国栋博士研究墓志铭，所采用的方法和追求的目标就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且在两个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是墓志的起源研究，对于墓志的起源，前人已经多所致力，但在时代的认定与划分方面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国栋博士就将这些分歧作为自己研究的起点，从“墓志”一词的最早用例与墓志的基本功用着手，确定作为实物的墓志起源于东汉中后期，刻于元嘉元年的《缪宇墓志》可以看作墓志起源的标志，而由唐人的记载和缪袭、傅玄等人的创作情况可以看出，符合文体意义上的墓志文在魏晋之际已然出现。
二是墓志的衍变研究，作者不用“演变”而用“衍变”，因为演变是一个较为泛化抽象的语辞，而衍变则更聚焦于特殊现象的研究和特定方式的探讨。
比如研究有关唐代墓志文体的新变，就阐述了三个问题，即骚体渗入与唐代前期墓志铭创作的转轨，古文运动的兴起与唐代中期墓志铭创作的迁革，骈文复兴与唐代后期墓志铭创作的复古。起源的探讨和衍变的梳理，使得墓志的生成、发展与变化非常清晰地呈现出来。
国栋的这部著作集中于新出墓志铭的研究，挖掘新出墓志铭的特殊性，揭示新出墓志铭的多元化，从而彰显其生成特点和演变过程。
比如新出墓志铭与传世文献最大的不同在于题署详备，本书就将题署研究独立成章，探讨中国古代石刻题署风气之生成特点以及唐代墓志铭题署的形式、内容与价值等问题。新出墓志铭与传世文献的不同还在于有刻石流布，而石本文字更具有独特的价值。本书也专章探讨唐代墓志铭的撰写、刻石与流传，集本与石本异文的考察，石刻文献的优势与缺陷等问题。
《唐代诗人墓志汇编》
对于前人所说的碑志一体论，国栋博士也做了详细的辨析，认为墓碑文和墓志铭无论是外在表现、具体功用还是行文方式都有着较大的差异。
就外在表现而言，墓碑立于地上，墓志埋于墓中，墓碑的碑额、碑身、碑座连为一体，墓志的志盖、志石分为两块；就具体功用而言，同样是颂扬墓主，墓碑重在呈现品行，墓志重在标识墓地；就行文方式而言，墓碑文和墓志铭分属两种文体，其出现时间是碑先志后，碑文详赡宏富，文采斐然，志文质朴简略，隐晦哀怨。
国栋博士2002年进入浙江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具有极大的兴趣，阅读了大量唐代文学原典著作，并在我的指导下完成了本科毕业论文。随后又连续考取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硕士阶段，在专人专书研究方面得到了良好的训练，完成了《许浑研究》的学位论文；博士阶段，致力于出土墓志铭的研究，完成了《新出石刻与唐文创作研究》的学位论文。
这一著作，就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博士毕业以后，又进入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合作导师为陈尚君教授，研究空间得以进一步拓展，研究境界更是进一步提升。出站以后，先后于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武汉大学文学院任教。
国栋博士在浙江大学面壁十年，辛苦垂成，又经十年，出版了这一重要著作。我与国栋博士，师生之谊十年，师友之谊二十年，其间每著书撰文，都相互切磋，得教学相长之益，对其学术进境、方法探索都深为洞悉，故乐为之序。
胡可先
癸卯秋日写于浙江大学文学院
《贞石留芳：唐代诗人四十家墓志疏证与研究》
后 记
2012年6月，笔者以本书的前身《新出石刻与唐文创作研究》获浙江大学文学博士学位，迄今为止已十年有余，前人常说十年磨一剑，但对我而言，这十年堪称是“锈剑”的十年。
博士毕业后，我随即进入复旦大学随陈尚君教授进行博士后研究，陈师希望我能够延续朱东润先生的路数，尝试传记文学方面的研究，此后一段时间我便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史传文学领域，后来又将研究兴趣下延至明清时期的唐诗接受史，博士论文的修订与出版一直未能提上日程。
2016年，在浙江大学出版社的邀请下，笔者申报了当年度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方着手对博士论文进行修改。但当时笔者尚承担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国学单列课题、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等一系列课题。有些课题从立项到结项的时间很短，本书稿的进程又被拖延了下来。
《新編唐代墓誌所在総合目錄》
直到2020年6月才提交结项材料，加之疫情困扰、本人工作单位变动以及屡屡收到质疑墓志铭真伪问题的邮件，更是使我提不起出版的兴致。
这不仅与当下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的考评机制背道而驰，也辜负了很多师友的期待，在此一并致歉。友人曾笑谓：毕业十年了，博士论文再不出版就用处不大了，信然。
自博士毕业以来，我在论文中探讨的一些问题，陆续得到了学界的响应。虽然本书的体量较博士论文有了较大幅度的扩充，但很多问题还基本停留在博士阶段的思考上，未作进一步深化，的确令人有“锈剑”之感，也希望能够得到读者的谅解。
从读书至今，得到过太多师长们的关怀，无法一一罗列，在此仅能做挂一漏万式的致谢。
从博士论文选题的确定到具体的章节安排，一直得到业师胡可先教授的指导，陶然教授也曾以其敏捷的思维对本书的写作思路予以点拨。
感谢陈尚君、刘石、朱玉麒等博士论文匿名审稿人（五位审稿人至今仅知其三）给予的好评与鼓励，也感谢课题立项和结项时评审专家们的支持及建议。
《唐研究》第十七卷
本书第五章中的部分内容曾提交2011年4月在南开大学举办的两岸三地博士生论坛，得到了卢盛江教授的肯定，后经修改发表在《唐研究》第十七卷上，成为我发表的第一篇万字以上的长文。
彼时博士论文进展不顺，家中又发生诸多变故，正是卢老师的鼓励和这次会议上结识的众多同道，才使我重新树立起从事学术研究的信心。
多年以来，肖瑞峰教授更是给予了我持续的关怀和支持，我学业和人生的关键节点，都离不开肖老师的帮助，是我需要特别道谢的！
陈尚君师不辞辛苦，莅临杭州主持我的博士论文答辩，这次又与胡老师联袂给拙著作序予以指导，也是我终生铭感的。
本人有幸成为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2018-2019年度的驻访学者，在之江校区渡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疫情期间，查访资料不便，我又申请了到高研院回访，以便利用数据库和校内的图书资料。
本书的修订和校改工作都是在高研院完成的。以李菁为首的行政团队温和而高效，为学者们提供了无私的帮助，本书的大多数图片即由行政团队的陈彧婷帮忙翻拍。
《新出唐墓志百种》
本人的工作调动也得到了高研院历届驻访学者的大力支持，鲁西奇老师还将其在珞珈山脚下的房子借给我容身，特此致谢！虽然高研院暂时遇到了麻烦，但其特有的回访制度一直正常运转，每学期都有往届学者前来回访，每周照常开展学术活动。希望高研院早日走出困厄，迎来光明。
本书的部分章节曾在《唐研究》《浙江大学学报》《浙江社会科学》《中国文学研究》《华中学术》《汉语言文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部分文章还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或转摘。
本书在结项和出版过程中，一直得到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和浙江大学出版社的支持，责任编辑蔡帆兄更是承担了大量琐碎的工作，我的研究生刘嘉欣、贾慧敏帮忙校对了部分书稿，统致谢忱。
癸卯初秋，孟国栋记于武汉大学文学院
朱玉麒教授题签
个人简介
孟国栋，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六朝隋唐文学研究，兼任《长江学术》副主编，历任浙江大学高研院驻访学者、北京大学文研院邀访学者，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后期资助项目等10余项，已出版专著《墓志的生成及其在唐代的衍变研究》等3部，在各中、英文学术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曾获教育部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浙江省第二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科研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