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术界普遍认为“胡化说”是陈寅恪的独创。然而, 本文通过梳理史料发现, 尽管“胡化说”是陈演恪先生整个史学研究的渊源, 但其由来更多地取自唐宋史家的研究成果。以陈寅恪“胡化说”的由来为切入口, 对此进行论述和说明。
关键词： 陈寅恪；“胡化说”；宋贤史家；唐代学者
陈寅恪先生研究古史,善于从民族和文化的角度着眼, 并一再告诫治史者:“此点为治吾国中古史最要关键, 若不明乎此, 必致无谓之纠纷。” 有的学者甚至称“他的史学体系是民族文化史, 他眼中的中古史也就是民族的融合、文化的交流”, 而“胡化说”是这一史学理念的体现。
早在1940年, 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就胡化、汉化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指出胡化、汉化问题实际上是胡汉文化的对立, 判别胡人和汉人是以所受文化, 而不以种族和血统为依据。紧接着, 1942年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中对此又作了系统的论证。他在分析中央与河朔集团关系时, 指出河朔地区与中央存在着严重的文化对立。 由此得出结论:“唐代安史乱后之世局, 凡河朔及其它藩镇与中央之问题, 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 还以大量史料证明了河朔地区在安史之乱以后存在严重的胡化现象, 并分析了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
整个史学研究是围绕一个中心写作的,即胡化, 我们称之为胡化说。这一学说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至于国内外学者研究隋唐史多提及此说。尽管学术界对这一学说贬褒并存, 但是对其由来分歧不大。《剑桥中国隋唐史》称陈寅恪的“胡化”观念带有“高度主观性”,显然将这一学说视作陈寅恪独创。其他治史者也认为此学说出自陈寅恪独创,如有学者称“关于‘种族与文化’, 陈寅恪发凡创见,论之颇多”, 而这也是陈寅恪学术观点中研究者们援引最多者之一。陈其泰也说, 陈寅恪的这一学说是从繁多的唐代文集中发掘出来的。陈其泰在后来的文章中又做了补充, 称这一学说是陈寅恪受了西方史坛“民族-文化”观念的影响, 甚至将之追述到春秋公羊历史哲学对他的影响。
然而, 笔者在检索文献时, 发现宋代史家对于安史之乱以后河朔胡化问题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陈寅恪的这一学说很大程度上取自宋贤史家的观点。除此以外, 唐代人对于胡化这种现象感触也很深。因而笔者力求从唐宋人对这一现象的认识出发, 重新探求陈寅恪“胡化说”的由来。
一、宋贤史家对唐后期河朔地区胡化现象的认识
史学发展到宋代有了质的飞跃,陈寅恪就非常佩服宋代史学:“宋贤史学, 古今罕匹”, “中国史学,莫盛于宋”。 对于宋代的学者, 他尤为推崇司马光, 认为他治学态度谨严, 方法缜密, 称颂《资治通鉴》体大思精。
就在这部备受陈寅恪先生高度评价的《资治通鉴》中,有许多关于河朔地区将领族属的记载。如:玄宗开元二十四年条:“安禄山者,本营州杂胡”;肃宗乾元元载条:“高丽人李怀玉为裨将, 杀玄志之子,推侯希逸为平卢节度使。希逸之母, 怀玉姑也, 故怀玉立之”;代宗大历九年条:“ (宝臣使高阳军使张) 孝忠, 本奚也。”“李忠臣裨将李重倩, 重倩本奚人”;穆宗长庆二年条:“ (田布牙将史) 宪诚之先, 奚人也”;穆宗长庆元年条:“河朔都知兵马使王庭凑, 本回鹘阿布思之种也”;僖宗乾符二年条:“卢龙节度使张公素大将李茂勋, 本回鹘阿布思之族”, 等等。透过这些记载, 我们可以看出河朔地区的将领多是胡人。
对河朔将士的记载,引人注目的是对其习性的描述。《资治通鉴》德宗贞元十五年条:“董晋薨, 长源知留后, 扬言曰:‘将士驰慢日久,当以法齐之耳!’”贞元十六年条:“宣武自刘玄佐薨, 凡五作乱,士卒益骄纵, 轻其主帅……”穆宗长庆元年条:“河朔军士不贯受杖, 不服。”这里描述的均是士卒骄纵犯法、作乱叛逆、强悍难治的胡人作风。这一点, 司马光是有感触的。
同时, 司马光注意到河朔将士文化素质普遍低下, 如《资治通鉴》穆宗长庆元年条:“ (河朔节度使弘靖) 谓军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两石弓, 不若识一丁字?’由是军中人人怨怒。” (卷241)
不仅如此, 下面的记载更加耐人寻味, 如《资治通鉴》宪宗元和十四年, 河朔地区“沂、海、兖、密观察使王遂, 本钱谷使,性狷急, 无远识时军府草创, 人情未安, 遂专以严酷为治, 所用杖绝大于常行者, 每骂将卒辄曰:‘反虏’”, (卷241) 又如河朔节度使弘靖“数以反虏诟责”, 王遂和弘靖均非本地人, 这似乎也说明河朔人在外地人眼里是善于叛乱的胡人之类。
也许因为上面的认识,司马光才形成了“河朔风俗”这种观念。“河朔风俗”在《资治通鉴》出现次数甚多, 如武宗会昌三年, “河朔习乱已久, 人心难化,是故累朝以来……河朔自艰难以来, 列圣许其传袭, 已成故事。” (卷247) 宪宗元和三年, “弘靖先在河东以宽简得众, (刘)总闻其风望, 以燕人桀骜日久, 故居弘靖自代以安辑之。平, 嵩之子, 知河朔风俗, 而尽诚于国故举之”, “成德军自武俊以来, 父子相承四十年,人情贯习, 不以为非……又范阳、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传, 与成德同体……” (卷237) 等等。
“河朔风俗”,狭义地讲是指河朔地区桀骜不驯、强悍难治的胡人习气,广义地讲则是对河朔地区胡化的一个整体概括。实际上“河朔风俗”这一说法唐人已经提出, 而司马光则把它放在尤其突出的位置, 不仅将唐人有关“河朔风俗”的论述加以收录, 如对这一现象认识全面而又深刻的杜牧的《战论》、《守论》、《罪言》等篇的言论, 全部收在《资治通鉴》中, 而且对“河朔风俗”做了进一步的诠释:《资治通鉴》唐肃宗乾元元年, “臣光曰”:河朔地区“爵禄、废置、杀生、予夺, 皆不出于上而出于下”, “由是为下者常眄眄焉伺其上, 苟得间则攻而族之。为上者常惴惴焉畏, 苟得间则掩而屠之”。由此看出, 他对河朔地区与中央存在的尖锐对立感触极深。“爵禄、废置、杀生、予夺”表面上是政治官僚体制的对立, 如果我们做深层考虑就会发现这种官僚体制有其文化背景支持。
这层考虑, 司马氏已经觉察到, 《资治通鉴》肃宗乾元元年“臣光曰:盖古者治军必本于礼, ……而唐治军不顾礼, 使士卒得以陵偏裨, 偏裨得以陵将帅, 则将帅之陵天子, 自然之势也。由是祸乱继起, 兵革不息, 坠民涂炭, 无所控诉, 凡二百年”。 (卷220) 他所谓的“礼”,即儒家之礼, 汉文化最为显著的标志。由此可见, 司马氏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是文化。由此, 司马氏对于这一现象认识之深刻, 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 司马光这一史学理念贯穿于《资治通鉴》始终, 类似的实例也随处可见:北朝东魏时, 高欢为汉人, 但自幼便生长在鲜卑中, 因而自命为鲜卑, 精通鲜卑语, “号令将士,常鲜卑语”。 (卷157)
与司马光同时代的欧阳修更明确地指出河朔为胡人之地,《新唐书》“天下视河朔若夷狄然”, “遂使其人有羌狄然,迄唐亡百余年率不为王土”, (卷148、210) 这些话语更能说明问题。
二、北宋史学家“胡化”观点来源——唐朝人对这一现象的认识
宋代史家不过是历史的研究者,他们的著述不过是唐代资料的整理加工,那么唐人对于这一现象又是如何认识的?
唐人对于河朔地区胡化问题感触很深。曾经经历过安史之乱的李白在《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中称:“今自河以北为胡所凌”。刘禹锡也写到:“大河之北, 地雄兵精, 而天下贤士心侮之, 目河朔间视犹夷狄, 何也?” (卷609) 他又在《天平军节度使厅壁记》说:“唯郓州……其人知书、风俗信厚。天宝末, 大敦起于幽州, 虏将因兵锋取其地, 右勇左德, 积六十年……物力皖, 人风自移。”就连身为藩镇的田弘正也在上表中承认:“自天宝以还,幽陵肇祸, 山东奥壤, 悉化戎墟。” (卷692)
这些资料有个共同点:河朔地区在唐代人眼中已经成为了“夷狄”之地。叛逆者自古有之, 而很少有将叛逆者称为“夷狄”, 这就说明唐朝人已经觉察到了河朔地区是一个胡化区, 明显区别于汉文化区。
唐人对河朔地区胡化现象认识最深刻的是杜牧,他不但意识到了这一现象, 而且有较为仔细的观察。如《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或仕赵, 两地皆多良田畜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饮酒策马射走兔, 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镇州有儒者黄建, 镇人敬之, 呼为先生, 建因语生以先王儒学之道, 因复曰:自河而南有土地数万里, 可以燕赵比者百数十处, 有西京东京。…… (入王屋山) 始闻《孝经》、《论语》。”
从当时来看,“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 击饮酒策马射走兔, 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这在汉文化区域内是不可思议的, 显然是社会风气造成的, 还有一句“ (入王屋山) 始闻《孝经》、《论语》”, 更能说明当时社会文教之浅薄。这说明当时人已经意识到河朔地区尚武轻文。
杜牧的《战论》、《守论》、《罪言》各篇精辟的论述,与宋贤史家如出一辙, 并被司马光完全收录到《资治通鉴》中, 说明二者对此问题看法完全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 上述唐代史料陈寅恪多有征引, 这是否就说明陈寅恪受唐代人认识的影响而发掘了这一学说呢?
三、陈寅恪与唐代学者、宋贤史家的关系
有些学者因《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引用的资料除了《旧唐书》、《新唐书》外, 多为唐朝人的文献,所以就认为“胡化说”是陈寅恪直接从资料中发掘出来的, 或者说受了唐朝人认识的影响。事实到底又是什么呢?
王永兴先生对于陈寅恪的史学渊源做过深层的研究,他指出:“陈寅恪先生的史学主要渊源于司马光、欧阳修为代表的宋贤史家。”这一观点很有见地, 对我们分析这一学说亦有很大的启发。
陈氏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首先提出胡化之假说,然后证明之。这一学说共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 提出假说。他在分析胡人、汉人之区别时, 援引《资治通鉴》所载事例, 并称“《通鉴》详书之”。他的胡化观点是否直接取自《资治通鉴》, 不能断定, 但受其启发则无疑。他的假说是唐朝后半期含有两个独立敌视的团体, 此二团体的对立是政治、经济、文化之对立。如果我们把这一论述与《资治通鉴》、《新唐书》相关的内容仔细对照, 就会发现二者几乎完全一致:《资治通鉴》唐纪57, “自广德以来,垂六十年, 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 自除官吏, 不供贡赋”——经济的对立;“臣光曰: (河朔) 爵禄、废置、杀生、予夺, 皆不出于上而出于下”——政治的对立;《新唐书》卷223“安、史乱天下,至肃宗大难略平, 君臣皆幸安, 故瓜分河朔地, 付授叛将, 护养孽萌, 以成祸根。乱人乘之, 遂擅署吏, 以赋税自私, 不朝献于廷。效战国, 肱髀相依, 以土地传子孙, 胁百姓, 加锯其颈, 利怵逆污, 遂使其人自视犹羌狄然。一寇死, 一贼生, 讫唐亡百余年, 卒不为王土”。——文化的对立。
第二部分, 陈氏考证了河朔地区将士的族属。他指出该地区将士的族属主要有两类:一为其人之民族本是胡类, 而非汉族;一为其人虽为汉族, 而久居河朔, 渐染胡化, 与胡人无异。这两点在《资治通鉴》和《新唐书》中亦随处可见, 《新唐书》卷111:“薛嵩,绛州万泉人, 祖仁贵, 高宗朝名将, 封平阳郡公, 父楚玉, 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嵩有臂力, 善骑射, 不知书, 自天下兵起, 束身戎伍, 委质逆徒”, 薛嵩就是汉人胡化的一个典型。欧阳修还明确指出, 河朔整个区域均受胡化, 《新唐书》卷227:“赞曰,唐中衰, 奸雄圜睨而奋, 举魏、赵、燕之地, 莽为盗区, 叛百年, 夷狄其人, 而不能复”。
也许有人会指出以上几点在唐文献中亦可找到证据,如此判定这一学说来源于宋贤史家, 理由不充分。这种说法亦有可能, 但是这一学说的第三部分论述则最耐人寻味。
第三部分, 也就是这一学说的主体部分, 论述在汉魏西晋时为文化水平很高的河朔地区, 在唐玄宗文治灿烂之世却转变成了胡化地域的原因。陈氏指出这是由民族迁徙造成的。迁徙于河朔的少数民族主要由两部分构成, 其一是东北少数民族 , 由于他们靠近河朔, 迁徙过来容易理解, 所以着墨不多。其二是西亚人, 由于这些人距河朔遥远, 何以迁徙至此, 难以理解, 所以他用力最著, 文章篇幅最长。他通过爬梳大量有关河朔将士族属的记载, 并结合他们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勇健善战、善于经商,判定康、安、石等姓均为中亚月氏胡种 (昭武九姓) 。
对于这部分西亚人如何迁徙过来,陈氏指出:“中亚羯胡必经由中国西北, 而渐至东北。”并指出中亚胡人东迁有三个重要的时期, 也就是他归纳的三个重要原因:“其远因为隋末之丧乱, 其中因为东突厥的败亡,其近因或主因为东突厥之复兴。”
这种注重民族迁徙的研究视角事实上出自于宋代史家而非唐人,《资治通鉴》和《新唐书》都特别重视民族迁徙,欧阳修撰著《新唐书·地理志》“羁縻州”卷, 就是专门论述民族迁徙的。司马光也很重视民族迁徙, 陈寅恪所论述的三次大迁徙也就是《资治通鉴》论述的突厥等5族的内向迁徙, 并且“无论其规模大小, 《通鉴》多有记载,其时间性和空间性较其它史籍更为明确”。由此, 陈氏民族迁徙的论述受其影响之巨, 我们可以想象。从这一视角来看三者关系, 我们也就不难找出问题的答案。
四、余 论
“胡化说”在陈寅恪整个史学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他的史学力作《隋唐政治制度渊源略论稿》可以说是这一学说的进一步发挥。如音乐篇——“唐之胡乐多因于隋,隋之胡乐多传自北齐, 而北齐胡乐之盛实由承袭北魏洛阳之胡化所致”, “北齐之宫廷尤其末年最为西域胡化”; 礼仪篇——北周“所造车服多参胡制”,“后周之君臣, 前此皆胡服”; 都城篇——“综合隋代三大技术家……盖其人俱含有西域胡族血统”, “世之称扬隋唐都邑新制归功于胡族”等, 均采用胡化这一研究视角。笔者再仔细阅读陈寅恪史学其他方面的研究论著, 像《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唐李姓之家源》等等, 发现均与这一学说有密切的关系。史学界也较为一致地认可民族和文化是陈寅恪史学研究的核心。如果从这一意义上讲, “胡化说”的由来, 亦可作为他整个史学研究的渊源。我们再结合上文的分析不难得出结论:陈寅恪的史学成就更多地取自宋贤史家研究成果。陈氏自己亦称:“吾国近年之学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 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掀起“陈寅恪热”, 人们对这一学说尤为痴迷。之所以如此, 一方面是因为这一学说有丰富而确凿的史料证据, 有严密的考证和周密的逻辑, 有让人叹服的结论;另一方面说明现在许多人对于中国古代的史料, 缺乏仔细的阅读和研究, 因而也就难以正确地评价这一学说, 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认为这是陈寅恪先生的独创。除此以外, 更多的是由于学术界的造神运动, 然而史学研究不是靠神化, 而是靠对历史的把握与对史料的熟悉, 以及对学术的认真求实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