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开元元年，在一个初春的黎明，有艘小船悄然停在北固山下。船上有位诗人，名叫王湾，洛阳人，他在南方旅行已经离家很久。天将要亮了，晨光洒落在船头，王湾熄灭烛火，放下手中的书，披衣走出船舱，但见水面平展、一望无垠，江流汩汩滔滔，在北固山的目送下直奔天际。王湾欣然提笔，写下了一首诗，题为《次北固山下》：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
诗没出来多久，迅速传开，当红程度不亚于后代的流行歌曲。当时几乎最重要的诗歌选本都选了这首诗。
为什么人们如此喜爱这首诗？这首诗所写主题，乍看是旅人思乡，但我们读起来并不觉得惆怅，作者在用新鲜的眼光看待眼前的一切，那是青山、绿水、风帆。残阳消散了，新生的是朝阳，辞别了旧年，邂逅的是江春。
诗在唐代是一种连接文人集团的工具，使得这群人得以具备一种群体意识。他们通过不断阅读别人的诗，模仿别人的诗，再到想象、理解未来别人也会读自己的诗，在这样的心理运作中，来反复进行密切的精神交流，凝聚成一个庞大的“唐诗写作共同体”，构建起诗的国度。
随着王湾的小船漂过，盛唐诗坛的序曲奏响，这不单是唐朝最兴旺的时光，也是诗人们希望最饱满的年代，孕育着最大可能性的年代。
一篇名作的诞生必然不会凭空出现，一定经历了长期的酝酿和试炼。盛唐诗坛的故事，我们要从一位“小镇做题家”讲起，他叫张九龄，此刻他正背负着行囊，离开岭南老家，千里迢迢赶赴京城应试。张九龄此时还不知道，他将成为唐代近300年历史唯一一位由岭南出身的宰相和诗人。毕竟唐代的岭南极其偏僻，是所谓的“魑魅天边国”，哪怕张九龄后来做了宰相，也常自称“岭海孤贱”——我就是那个小地方来的穷小子啊。
不过，张九龄刚开始的应试之路走得并不顺。主考官是鼎鼎大名的沈佺期，咱们都能背几首五言律诗、七言律诗，而律诗格式的定型，主要功劳就在这位沈佺期。张九龄很受沈佺期喜欢，一下子高中。这对于“小镇青年”张九龄来说是莫大鼓励。但很快打击就来了，沈佺期被指责工作受贿，一时间舆论沸腾，他主持的考试结果也不能算数了。
再次来到京城，这次的规格更高，主考官是宰相李峤。这位也是文坛巨擘，与崔融，以及苏轼的祖先苏味道、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并称“文章四友”，文学水平高，辈分也高。这位李峤同样认可张九龄的文采。朝廷一看，可不能再考了，再考下去，怕都派不出考官了，于是任命张九龄为秘书省校书郎，虽然官阶不高，但在唐代只有“非常之才”才会被选为校书郎，白居易、王昌龄、李商隐、元稹、杜牧都当过，做了校书郎就等着将来提干吧。
张九龄出道的第一个十年，可以说所向披靡，几乎没有经历职场的摔打。或许是因为太顺，第二个十年，张九龄两次遭贬。一次是因为他老爱给人提意见，得罪了当时的宰相姚崇，被临时外放；还有一次是因为他的职场前辈遭弹劾，自己受牵连。这十年来，张九龄一会儿在京城做大官，一会儿又被赶回岭南老家种菜，在大唐的南北两端浮浮沉沉、来来往往。
作为“小镇做题家”，职场的波折很容易让人失去信心，因为没有雄厚的家财，一切要靠自己打拼，从职场跌落，谁知道还有没有机会返回呢？不过张九龄的心态确实不一样，他第二次回到岭南时，做了一件意义非凡的事情，开凿大庾岭。
大庾岭又名“梅岭”，号称“五岭”之首，十分陡峭，南来北往的商旅无不吃尽苦头，大诗人宋之问被贬路过险峻的大庾岭，悲从中来：
度岭方辞国，停轺一望家。
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
而张九龄就是岭南人，他比谁都明白大庾岭有多难走，于是亲自勘查，组织民工修出一条宽阔、安全的新路，造福后世上千年，清代的杭世骏还写了一首《梅岭》，其中有句“荒祠一拜张丞相，疏凿真能迈禹功”，把张九龄开凿大庾岭的功劳和治水的大禹并列起来。
这样的功劳当然也被朝廷看到了，唐玄宗李隆基坐不住了：路修好了没有？修好了就快回来，大唐需要你！
张九龄这位小镇青年，几落几起，但我们在听他的故事的时候，为何没有感受到压抑呢？往根本说，还是因为时代处在上升期，做事、创业是主流，朝堂的风气也比较清正，张九龄本人无论身在何处，都在认真做事，坚持“小镇做题家”踏踏实实的本分，最终成为宰相。
盛唐名诗人众多，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笔墨在张九龄身上呢？因为他是盛唐的“文坛宗主”、老前辈。什么人才配得上“文坛宗主”？不但自身要有高超的文学造诣，更要关心文学、爱护青年，勇于提携后进。张九龄本人未必是花圃里最绚丽夺目的那一枝花，却是一株参天大树，最懂得给后辈遮风挡雨。
如果把张九龄提携过的后辈诗人开列个名单，简直就是半个盛唐。比如孟浩然，个性孤高，命途多舛，终身没有当过官，张九龄却十分欣赏这位布衣诗人，常和他互相唱和。后来张九龄调到荆州工作，特意召孟浩然到身边做事。还有王昌龄半生的沉浮起落都和张九龄挂钩，他仕途比较舒心的时候正是张九龄当政时期，后来张九龄遭贬，王昌龄也很快被贬逐。不过，要说受张九龄关怀最多的还是王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