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不仅对有唐一世的政治做了精辟的论述, 还表现出了历史研究的考据方法、种族文化观以及外族盛衰之连环性中的史学研究整体观等治史方法和研究路径。值得历史学习者“法”先生之学, “工”、“守”先生之治史精髓, 从而达到创作上的“绝”。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陈寅恪先生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杰作, 对唐一代的政治做了精辟的论述。被认为是现代史学学术革命的典范, 传统史学通古今之变之精神的见证。全书分为三部分:《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初读之下, 便感觉先生考据历史之方法正确、态度严谨、逻辑缜密;再读之, 始觉本书不仅是一本古代史方面的典范之作, 更是一部指导初学历史的学生尽快掌握历史研究方法的圭臬。尤其是先生之种族文化观与外族盛衰论, 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学生来说, 不仅有史学方法上的“法”可供临摹, 并且可以“工”和“守”先生之历史分析方法之后, 达到史学创作上的“绝”。
一、《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中表现出的历史考据方法
考据, 亦称考证, 是在广集史料的基础之上, 证明其真伪, 并为史学研究提供真确可靠史料之史学方法。东西方的传统史学一向比较重视考证, 特别为史料学家所不可或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中也提到:“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资料, 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 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
先生在《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篇中考据李唐一代世系, 首先就是掌握丰富的资料。在具体的考辩过程中, 又运用到历史比较研究方法。把《册府元龟》、《旧唐书》、《新唐书》、《宋书》、《北史》、《魏书》、《元和郡县图志》、《周书》等史书中有可比性的关于李唐世系的内容进行比较。初步得出了李唐世系, 但先生并不满足, 因为在比较的过程中,还有几个疑点, 凡列七条。“据上引史实, 则父称李初古拔, 子称李买得……其姓即为李, 是与上列第一条适合。李初古拔为弘农太守……是与第四条适合。李初古拔为宋将薛安都所擒, 是与第五条适合。”也即李初古拔与李重耳在史料记载上有多次“撞衫”之处。那李初古拔与李重耳究系一人或是其中一人为伪呢?先生继续考证, “又第二条李重耳为宋汝南太守一事, 征诸上引史实, 绝不可能。”李重耳为不可能, 那么李初古拔是否确有其人呢。先生考证之后, 初步得出李唐先祖为李初古拔, “故今假定李唐为李初古拔之后裔, 或不至甚穿凿武断也。”“至李重耳则疑无其人, 或是李初古拔之化身, 顾不列入, 以示阙疑之意。”最终形成关于李唐氏族的系统见解。
在这一篇的世系考证中, 通过先生的研究方法, 我们看到:考证是十分必要的, 但要防止片面性, 即只能把考证视作史学方法之一, 而不能认为是唯一的研究方法。比如上面的阐释中就提到了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历史系统研究方法、历史的分析方法等。这就要求我们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对待考据方法。认识到考证并非单一性孤立的方法, 而是比较概括的考察、辩证、分析史料的方法, 它是对于整理、研究史料文献诸方法 (如鉴别真伪、校勘讹误、论辩源流等方法) 的综合运用。
二、陈寅恪之种族文化观试探
先生在开篇考据李唐世系, 是有深意的。《略论稿》指出, 全部北朝史中关于胡汉之问题, 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 当时所谓胡人汉人, 实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 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 是为先生之种族文化观。
先生论史, 见微知著。在论及种族文化问题时, 既有重心, 又有整体。“兹请先论唐代三百年统治阶级中心皇室之氏族问题, 然后再推及其他统治阶级之种族及文化问题。”不仅言及李唐皇室, 而对于唐时显贵及唐后期藩镇将领等亦有论及。涉及有唐一代整个统治阶级。所含内容极丰富, 论证极为精确。亦见研究之务实、方法之精确、结论之可信。
自鲜卑拓跋部落侵入中国统治北部之后, 即开始实行汉化政策。及宇文泰率领少数西返之胡人及胡化汉族割据关隆一隅之地, 南清江汉, 西克巴蜀, 北控沙漠, 奠定了北周王朝之基础。先生在分析其成功原因时指出:……故别觅一途径, 融合其所割据关隆区域内之鲜卑六镇民族, 及其他胡汉土著之人为一不可分离之集团, ……此宇文泰之新途径今故假名之为“关中本位政策”。所谓“关中本位政策”, 先生解释为:“融合所割据区域内之鲜卑六镇民族, 及其他胡汉土著之人为一不可分离之集团, 非独物质上应处同一利害之环境, 即精神上亦必具同出于一渊源之信仰, 同受一文化之熏习, 始能内安反侧, 外御强邻。而精神文化方面尤为融合复杂民族之要道。”先生进一步指出, 隋唐两朝继承宇文氏之传统, 仍旧施行“关中本位政策”。
唐代史学家吴兢在《贞观政要》一书中认为太宗朝一脉相承了“关中本位政策”, 大力推崇周礼文化。与先生所语“隋唐两朝继承宇文氏之遗业, 仍旧施行‘关中本位政策’。”能够相互印证。
先生还指出, 当时所谓胡人汉人, 实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 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先生之所谓胡人与汉人, 非血统之胡人汉人, 而是文化之胡人汉人。即一胡人接受汉文化, 即为汉人, 反之, 一汉人熏染胡文化, 即为胡人。也即胡化为汉, 汉化为胡。其分别, 文化关系较之种族关系尤为重要, 这也就为我们在研究过程中, 不能单就血统而论文化。否则就难以领会赵武灵王之胡服骑射、魏孝文帝之迁都洛阳、宇文泰之雄踞陇西等等。先生的种族文化论, 无疑对于历史学习者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思路指导。
三、结语
先生之《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一部杰出的古代史专著。书中隐含了大量的历史研究方法。较突出的如:李唐世系之考据法、“一朝两国”之历史比较法、种族文化分析之历史系统研究法等。先生的种族文化论中蕴含的研究历史内在脉络更是大有开辟历史研究新史体之体相, 外族入侵之连环性更是很有助于史学研究者更清晰掌握历史脉络、更熟稔历史研究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