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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朝九晚五最上等”到“加油早八人”
——海外中国工时制度及社会时间观念史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李嘉卿
摘要：工时制度起源于工业化的欧洲，它是对雇员工作时间进行考勤的主要衡量指标。海外汉学家在对晚清民国工时制度进行“点面结合”的观察中，将西方工人阶级生活的研究和五口通商以来欧洲城市管理制度引进中国后的作息观念及时间制度展开比较及融合，产生了历史场景的刻画和时代群体的划分，进而探索出城市“朝九晚五”，北京和内陆地区作息节奏相对缓慢的历史表征规律。本文拟结合海外汉学对中国近代工时制度变迁的研究，透过对各行业各阶层工时观念的变迁的历史考察，以归纳和梳理近代中国社会时间运转的具体历史图景。
关键词：工时制度；日常作息；时间分野；社会及制度时间
八小时工作制，是最早由近代欧洲各国在卡尔·马克思的倡导下，经过和资产阶级长期不断的斗争的成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包括广大妇女和异国劳工在内的百万劳工向西方各国政府反映共同的诉求，使该制度写入立法并得到普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同样采纳每日8小时的工时制，其意义不仅在于与国际接轨，亦考虑到将来在国内的运行情况。
如今，这一规定已然融入我们的日常作息制度，然而放眼过去200年间，以前的“打工人”遵守何种工作制度、工作时间的考勤和管理具体怎样执行、工时之外的闲暇工夫又如何度过？
目前国内学者多关注晚清民国时期的职业类型、劳资矛盾以及专业分工，与之形成互补的是，传统汉学还有现代海外中国学在工时制度、工薪阶层的生活作息、对考勤体系的看法方面着墨颇多。
本文拟结合海外汉学对中国近代工时制度变迁的研究，透过对各行业各阶层工时观念的变迁的历史考察，以归纳和梳理近代中国社会时间运转的具体历史图景。
一
“朝九晚五”何以成为可能
——清季民初工时制度的演变
《虎门条约》签订后，上海道路码头委员会移植西方市政建设的经验，公共场合表现出华洋共处的形态，现代工作管理条例及工时制度应运而生。依法雇佣于英、法租界的职工，包括中国员工和所有来自非殖民地的员工，基本享有该机构或企业母国职工同等的工休时间权利。
这批较早接触并且适应现代工时考勤制度和社会时间安排日常作息的职员，后来发展为民族小资产阶级。早先开埠的五口通商城市逐渐实行上午九时上班，下午五时下班，每天工作8小时，亦即“朝九晚五”的工时制度。
清末民初时期，“工时制度”的概念所指不仅仅是每一工作日的最长及平均工作时间，还包含每周工作时长的上限，以及午间休整和规定工时外的加班制度等。若要执行精确计算在岗时间的工时制度，也需要配套符合技术条件的测量工具。时值20世纪初，自动化机械钟表广泛引入我国，位于外滩万国建筑群的海关大钟每4小时奏响一次，为周边单位提供准点报时的便利。
随着外籍居民的人口数量增长，且经过“文明开化”后的日本回流，“朝九晚五最上等”的时间观念至今深入人心。以大连为例，学生及家长推崇的“高档”职业主要有：医生、律师、教师、企业家、公务员、工程师、会计等，汉学家认为其中多数岗位在美国不属于社会精英的行列。
采访者将其归结为思维习惯的依赖，因为受访者自身以及上一代均偏好工作时间相对固定的职业。这一判断不够全面，跨代际的时间观念和日常作息存在一道分水岭，如果青少年作息不规律，那么家长未必确如字面所说，希望孩子成为“朝九晚五”的公职人员，相反，弹性就业更加符合心目中高收入、高福利、“名气响”的精英形象。
然而，父母辈列出的体面工作暗示了时代的整体认同，规律的工作时间是日常生活安定与保障的体现，而稳定的岗位也意味着子女能够不再经受他们这一辈人的日夜操劳。推究背后的原因，20世纪40到50年代出生的职工被要求“一天三班倒”，根据单位和领导的安排告知第二天出勤早班、午班还是夜班，难以拥有一个常态化的休息时间段。
如果把法官、企业家、演艺界人士等智力集中型的工作列入精英名录则争议较少。此类岗位采用浮动工时制度，不同于工业和服务业的轮班制，没有明文规定员工需要颠倒作息，但若业务繁重，那就必须放弃休息时间准时交付项目。然而，虽然类似“美式社会精英”的岗位加班加点可能没有补偿薪酬，但通常也不必墨守到离岗的机械时间，按照“点卯”的要求进行工时考核。
那么，是否有某个时期，遵循固定工时制度的行业也相对宽松？就总体历史情形而言，的确存在如此一个年代。
上世纪20年代至1937年前夕，彼时民国政府推行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大局初定，国内生产生活基本不受战乱影响。上海、天津等城市作为通商口岸所在地，科教、报刊、文旅等行业繁荣发展，吸引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人民驻足，带来生活方式和工作习惯的交融。
为了便于交通和信息往来，现代世界划分了时区，关乎一天工作时间的起始。而当一项制度降落在新的土地上，如何调整、适应以及分配工休时间，则要综合考虑地理时区和文化传统的双轨并行。
19世纪末的汉学家群体出自欧洲者过半，在他们的记录中，在固定工时制场域下，上海这座“十里洋场”效仿了英国的制度。
譬如，咖啡厅的侍者上午空闲下午忙碌，因为刚下班的“四点到六点是吃下午茶的好去处”；“银行的出纳员九时入座”；“烟纸店一大早开门”。而在休假制度方面，外资机构的中国职员享受洋雇员相同的待遇，光绪皇帝生日也作为节假日得到“特批”。而“英国人”午餐时间段照常因公乘坐人力车。
商业领域呈现出另一幅景象，永安公司百货商场十点开张，“商店和餐厅竞相招揽顾客，街上挂满了旗子和新产品的广告，成为许多摄影作品的场景”，直到夜晚打烊，“礼拜”日获得一天的休息，这一工作时间历经战火和革命浪潮的洗礼，延续至现在的南京东路步行街商业圈。
教育行业的作息时间表则需提前一小时，民国散文家朱自清自述，早八时站在讲台上给师范学校的学生上课，下午四时放学。但是教职员工的实际工作时间并未结束，每日课余批改作业，拿着微薄的薪俸，住在狭小的房子里，有时甚至通宵。
因“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气节而以“文坛铁汉”形象著称的朱自清，恪尽职守地完成日常工作，可是面临看不到头的高强度作息节奏，也不禁表现疲惫及低落的情绪。但哪怕被挤占了休息时间，他也会在夜深人静时分抽出片刻写诗或撰文。在社会时间扩张的环境下，对个人时间的珍视，体现了当时一名“科研务工人员”的忧与爱。
担当民国学术文化重镇的北京，教授的一天工作也从八时开始。燕京大学对于外国教员和学生同样以严格的指标关注时间和绩效的考勤，学生早七时点名，若多次无故迟到，则列入违纪名单进行惩戒。
而人文学科为特色的北京大学招揽了一群极具个性的“魏晋名士”：吃早茶推迟授课时间、流连都市夜生活错过课时、提早到达教室并埋汰晚进入课堂的学生等各种缘由导致迟到、早退或过早的情况，假如按照现代行政管理的考核制度，北大的文科教授们有一半会被解雇。
蔡元培校长倡导兼容并包的宽松工作及舆论氛围，保护职工免受标准化工时制度的影响和打扰，令作息习惯大有差别的先生们能够各尽其才。
话分两边说，教师在破坏规则方面“做出表率”，为了防止学生们“上行下效”，蔡元培特为《时间经济法》一书作序，劝喻少年人早不要在寝室蒙头大睡或无故旷课，这些都是不善于利用时间的表现。如果落下学业，考试不及格，将要花费加倍的个人时间来弥补。
这本小书一是介绍欧罗巴人由于遵守工时制度，在近代短短二百年内实现国富民强；二是强化时间规约性，论证尽管许多国人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却将时间耗费于无用之地，效率不及每天工时更短的西方人，为达到督促学生劳逸结合的目的，不可不谓苦口婆心。
北京城内居住着大量八旗遗老遗少，平时遵从打牌遛鸟的生活节奏，临时政府为避免其待业问题，聘用这些“优抚对象”的机构制定了较为开放的工时。追溯前清统治末期，儒家“天人合一”的伦理规范出现松动，早睡早起的作息习惯不再被视为修身齐家理想的外在展现形式。
中兴名臣张之洞除了朝会等集体工作，配合普遍通行的工时制度，其余单独完成的公务均在夜间开展——张文襄公豢养十数只家猫，每日陪伴爱宠玩耍。猫属于夜行性动物，即使动物习性存在个体差异，然而同一时间和一群猫共同“办公”，并且夜晚面见幕僚，足以说明张之洞昼伏夜出的生活节律。
尽管暮鼓之后，上至君主、下至臣工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到各自用餐就寝的地方。由于个人原因“加班加点”依例不得计入工时，而张之洞以这一非正规的工作习惯宦海屹立30载，不过在后世历史学家的记载中，未见其觐见帝后、太后、上级不准时的记载。
由此可见，只要遵守最基本的工作纪律，张之洞的同僚大都选择知情不劾。因为夜晚被归为个人时间的范围，而在朝堂公事外，不宜干涉私人生活，人身攻击在势力斗争中不仅无力还会遭人不齿。时人的思想正向着私有领域不可侵犯的观念过渡，针对长期以来的惯性时间观念无声抗议。
然而，这在大一统的帝制王朝下并非共识，两汉及明代在天人感应、知行合一等指导思想下，一旦利益冲突浮上水面，生活习惯特立独行的人容易成为攻击的对象。
同是晚清，同是重臣，李鸿章睡了一回懒觉，看不惯年轻人白天睡觉的曾国藩命令士兵冲进营帐把他叫醒，而光绪帝或慈禧太后没有派人赶走影响重臣士气的猫，虽然叶赫那拉氏本人厌恶这种动物，并禁止内苑饲养。
曾、李二人早张之洞20年，相隔约一代人的时间，生命轨迹有所交集也有差异。从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西潮进一步改变了社会生活及习俗的方方面面，作为社会—个人时间的一部分，工时制度的观念也不断进行新陈代谢。
晨昏的界限逐渐模糊，也驱使更多的人尝试在日落后逸乐。既然通商口岸城市大部分工作岗位早九时开始工作，为保证充足的精力，最好拥有一个健康、规律的日常作息习惯。而根据海外中国学领域的发现，人们低估了晚清民国“打工人”们丰富的晚间生活。
以《霓虹灯外》为例，供职于文化行业的青年人居住在老式里弄房子，晚六时回到出租屋中，房东不允许租客“点外卖”避免气味，于是他们用长筒袜把打包好的食物钓到楼上。夜宵往往是馄饨或面条，屋内的青年人分而食之，讲究的还有西点和“钱够用时的几样小酒”。
有些喜爱玩乐的，等到马路华灯初上、民居炊烟升起时，直接从工作单位来到娱乐场所，此时酒吧、剧院和歌舞厅准备鼓舞员工并装点灯光营业；当万家灯火熄灭时，正是舞台上的聚光灯闪亮的时刻。照明技术的飞跃使人类打破自然时间对活动的限制，夜晚不再是漫长而乏味的时段。
早在路易十四时代，煤油灯的改良带来了一座时尚不夜城巴黎，显贵名流定期在日落后的皇家大道上举办宴会和集市，每期评选出优胜商品，若没有明亮的灯火就难以实现。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电力革命及电器的推广进一步拉伸了可支配时间的长度，人们发挥主体性，将非工作时间用足，渴望尽可能增加娱乐的时间，但是额外的快乐真的不需要补偿吗？
前文述及张之洞昼夜颠倒的生活习惯，其后的民国时期，梁启超、苏曼殊、鲁迅等知识分子都在一定程度上把晚上当作白天，并且他们在传道解惑的时候精神充沛。似乎人类能够改变几千年农业经济生业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作息规律，可是这些精力充沛的“狂士”们的时间管理方式仍属近代学者中的个案，况且从身体健康的角度不值得模仿。
步入近代以来，伴随人对自然的认识的发展，黑夜已不是邪恶和意外的代名词。在灯火通明的夜晚行凶通常会留下证据，夜间行驶的马车也不会频繁陷入沼泽，但是体内的生物钟提醒我们应当休息。回顾传统中国社会，长辈总会用吓唬的方式告诫儿童不要晚上出门，否则会被刘胡或者杨大眼吃掉。
刘胡本是一名仕元将领，明代士绅默许这类神怪故事传播，以达到维护地方社会统治的目的。但可以想见，总有小唯物主义者不相信夜行禁令，并且给出正当的理由：“子不语怪力乱神。”这些会思辨的孩子不少在长大后成为士大夫，加入到夜晚纵乐的有闲阶层的队伍中。
去除历史背景的隐喻，有关黑夜禁忌的故事象征了人类长期总结经验后摸索出的日常作息结构。理想模型是所有人“朝眠夜寐”，即午间和晚间的休息以外，其余时间都按部就班地工作。对于一套结构或制度，个体习行通常被贴上典范或边缘的标签，同时我们又希望多元类型的共存。而在未寻找到适合个人的模式前，试图按照典范的路径开始生产生活，不失为一种个体生命的作息与社会时间的节律共振的方法。
二
“早八人”群体的兴起
——历史事件潮流下的工种及工时制度多样化
北伐战后，南京国民政府出台了大力发展工商业的政策，且由于“一战”后国内外经济形势动荡，为提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各行业悄然增加了工作时间。工时制度的转变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早八人”的行列之中。从“朝九晚五”到“早八晚五”，差距不仅是多出来1小时。
对于习惯朝九晚五的雇员而言，首先需要提前1小时起床，调整每日的生物钟，但生物钟不完全是先天性的机制。民国学者的生活逸事丰富多彩，而若考察欧洲近代学术大家的工时安排，亦大相径庭：
笛卡尔晨十时起床，早午餐后工作；康德七时于柯尼斯堡大学授课，午后三时半散步，晚十时入睡；埃科白天阅读或游戏，思如泉涌时，任意时段皆可写作。他们的工作时间各具一格，却不妨碍在各自领域取得卓越的成就，是故生物钟并非人体自发形成，而是社会规则内化后的刺激——反应链锁，进一步说，属于商品经济体系话语下的“内时间”。
“早八晚五”乃至更多的工作时长，应被划入“身体政治”的范畴。
比如台湾省在清政府的管辖下，由于赋役的指标低于江南、苏南等其他南方地区，因此不强行限制出勤时间。到20世纪初至日本昭和天皇宣布投降的日治时期，当地的工作生活节奏大大加快。听见水螺的声音响起，农民就要晨起集合准备下地耕种；而号角再次吹响，已是日落黄昏时分，回到各自的家庭照料留守的老人和孩子，结束一天繁重的生计。
面对殖民者的威慑，民众被迫接受强度远超前清的工作考勤模式，即使服从统治解决子女的托育问题，但是长时间机械化的劳作，每日强制到岗导致家族成员彼此分离，以及原本悠长的热带白昼时光从今往后该如何度过……民众对于流水线式的工时制度敢怒而不敢言。
1949年后，国民党军队败退台湾岛，开展整肃社会秩序的又一次“裁乱宪政”，好不容易获得恢复作息习惯机会的当地百姓，又陷入高速运转的社会时间体系之中。
东北易帜后，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展开以“教、养、卫”为宗旨的新生活运动，从衣着打扮、言行礼仪、日常作息等角度重塑仪轨。
其中一条禁令是“夏天不许赤膊”，违者将身穿无袖囚衣游街示众。高温炙烤下的民众反而羡慕触犯赤膊令的人，因为这位“膀爷”终于可以获得暂时清凉了。
其二，计划效仿欧洲推行夏令时，每年夏季月份，规定早七时或六时作为一天工作的开始，新疆职工避免了在阳光直晒下通勤。但上海不得不每日四时起床，丧失充足的睡眠，反而造成工作效率低下。我国疆域幅员辽阔，横跨多个经度时区，每个时区存在一定的自然时差，欧洲各国则不受此限。
此时各省会中心作息节律紧凑，而在“天高皇帝远”、气候宜人的西北、西南等内陆地区，生活步调则慢一拍。封建王朝的历史上，太原、成都、贵阳少遭兵祸，农作物生长关键因素仰赖自然条件不是“勤劳革命”。于是自晚清民国的文人笔记，至今日的自媒体，字里行间仍能看到仿佛出离界外的“武陵人们”喝茶、聊天、听戏的闲适生活的记载。
然而对城市工时考勤制的抱怨多半是围城式的得陇望蜀，只是对快节奏感到疲惫后产生的向往。工时考勤严且工作节奏快的地方，通常发达的夜经济亦应运而生，历史记忆表明，年轻人并不愿意长时间生活在低饱和度的时间场域中。
国民政府始料未及，工时“拨快一小时”出现两头不到岸的现象。东南沿海已经适应了“朝九晚五”的西式工时制度及其配套作息方式，对提早通勤颇有微词。该制度在京城和农村地区同样得不到响应，胡适观察到一个时间不值钱的“怪现状”，清朝的垮台也不过是“帝力于我何干哉”，走亲访友竟使农村人“一坐下便生根”，喝茶、遛鸟是一天，晚清遗民的作息更像“万牲园里的白熊”，摆着也是一天。
《劳动法典案》以国家大政的方式号召国民努力工作，增长个人与国家的物质和精神“原富”，然而它未充分考虑如时区、时令、心理时间等因素。加大工作强度使民众的时间和精力在日复一日的忙碌中消耗，转移舆论对于国民政府党同伐异的注意力，因此这不是一场彻底的自上而下社会规范运动。但是，不可否认，面对与欧美百年现代化的差距，资产阶级目的是力图以工作产出的增长提升国家硬实力，在世界格局发生新一轮大变动前夕实现加速赶超。
三
“朝九晚五”何以不再“最上等”？
——现代社会的消费下沉趋势以及个人时间的消音
如果延长工时覆盖所有行业和工种，上海外滩建筑群、广州海关税务司等地的雇员将烦恼于早高峰时段的电车感觉更不舒适，除此之外很少影响个人生活节奏。但是对工业或服务业将造成什么影响？
近代轻工业领域一般日均工作7—9小时，管理者鉴于室内采光以及单位时间内的产出效率规定了该时长。对照同时期的欧美标准判断，这1工时制固然不算清闲，却也不属于繁重。晚清纺织业的资深技术工人业余时间也思考如何使绣样融贯中西，但她们建议绣娘每隔1小时就稍作休整，因为良好的视力就是从事精细化工作的本钱。
欧美各国在工业化道路上先行200余年，同样积攒了大量失败和走弯路的经验。留学西洋的实业家借鉴先进管理模式，结合国情及国人性格，拟定了建议最高工时等条款。延长工时有其合理性，然而个体个人面对工时的增长，将呈现出与宏大蓝图截然不同的景象。
比如站在纺织工人的视角，经济基础良好的，晨起提早1小时就会失去料理家务的时间；而家境贫寒的只能住在工厂宿舍里，有些甚至是通铺床位。时钟往前拨1小时，他们的工作状况发生了剧变：清早被厂房的电铃或者包工头的吆喝声闹醒，匆忙早餐后来到工位，在机器转动的嘈杂声下开始漫长的缝纫或零件装配工作。昏暗的灯光下，得到收工命令前，不得不继续手中的工作。夜晚躺在床上，忍受工友的怒骂、叫嚷和鼾声。每日高强度的工作使人精神恍惚，然而日复一日的机械劳作还将持续，只盼望赚到足够的钱，找到更好的着落。
为了改变个人际遇和命运，这或许是一条艰难但可行的出路，也是在列强环伺的历史环境下同时获得国家财富和个体幸福的一条道路。确有工人依靠双手和机运挣得原始资本，迈出厂房走向独立经营，资产阶级革命家们亦如此号召，可是这一路径真的拥有普遍性吗？
并非如此。“工时致富”凸显出一些弊端：
首先它忽略了个人劳动力的上限，经过专业训练和分工，人能够模仿并接近机器的功能，但是人的效率会随工时增加而下降。此外，人在疲劳的情况下容易出现错误，一旦制作的残次品超过容错率，就将被扣除工资。为了减少出错，有些工人便采取“磨洋工”的策略来应付额外的工时——少做少错、消极怠工的状态不仅没有实现产值增长的目的，还影响工厂的整体劳动氛围。
其次，如果说“磨洋工”起码不伤害员工的人身安全，在另一方面，资产阶级高估了工业政策的具体执行效果。根据国民党当时的顶层制度设计，工时只是有限地增加，却乐观估计了具体实施时可能会变形为何种状况、引发什么后果。
企业家力争使1小时最大化，设置了高于承受能力的产量目标。监工命令工人发挥极限产能，而这些人恰恰掌管工人的日常作息，他们的举措异化为克扣睡眠、休闲、吃饭的时间。就执行角度而言，监工不能在制度层面推陈出新，有能力抓牢的只剩上工时间和工作态度——一旦产量不达标，层层盘剥而下，工人面对的就是同事的欺凌、技师的谩骂和工头的殴打，日日夜夜持续着规训和惩罚。有的不堪重负，辞职另谋他路，无处谋生的沦落为街头的流民。有的更为不幸，在无法逃离的循环里被虐待致残、致死，高负荷过劳死的群体中，甚至有未满十岁的童工。
1927年后，唯一实行八小时工时制度的工种，是处于中外记者目击之下的铁路工人。反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虽然也提倡“不怕苦不怕累”的螺丝钉精神，但其前提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反对用透支生命力的方式急躁冒进，更不会强制体弱的职工坚守一线。
第三，日积月累的剥削加剧了工人的怨怒，即使国民政府颁布了禁令，也阻挡不了报纸和话语传播血汗工厂的恶行，广大群众主动回应并参与到“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愿景之中。
中华民族一直拥有勤劳勇敢的性格，面对再艰苦的劳动也不会逃避，然而超出客观规律的工时长度忽视人的正常需求，引燃了抗争的导火索，工人开始意识到社会时间与个人时间的分野，劳资矛盾愈演愈烈，最终激化为冲突和对立。无怪乎1930年前后，工人运动的频率显著提高。
服务业的挑战更为严峻，营业时间不断增加，食材切配师就必须从清晨起在灶台前工作，一直到晚九时许店家歇业，每日工作时间逾12小时。“新生活运动”劝导民众摒弃过度节省的习惯，吃饱肚子才能养成强健的体魄，不做西方人眼中的“东亚病夫”。因而饮食行业工作者称得上再造国民的功臣，他们姑且以此强打精神，坚持高强度的工作。
言及长时间准备的岗位，要数西欧中世纪基督教会的缮写员。三时晨祷、五时忏悔、九时正式开始誊写经典的主责主业，下午三时或四时结束一日抄录。发自对上帝的信仰驱策修士们十年如一日履行职守，并且教堂24小时设置座位，也欢迎职员到花园里缓解疲劳。
而如今，从事服务业的雇员在超长的工时内站立或行走，不时还要面对中产甚至同样来自无产阶层的顾客吹毛求疵，仅以改造国民性为由不足以支撑他们的工作动力。此刻，既讲究彼岸性又追求在现世打倒旧世界的共产主义，对于工人阶级形成强有力的吸引，比起新生活运动苍白的仁义说教，废除剥削制度并且每个人都能把社会时间用来实现自己价值的革命目标无疑回应了劳动者当时迫切的渴望。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激起了各行各业的忧患精神，无产阶级与大资本家之间的斗争因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暂时揭过，然而工时过长的祸患始终潜藏着，从此“训政”及后来国共内战时期批判懒惰散漫、浪费时间、缺乏纪律的国民性的陈词滥调再也不能令人信服。
平心而论，并非南京国民政府治下的所有行业都是只有剩余价值买卖关系的血汗典当行，可是关乎满足感的消闲活动仍较为贫乏。
诚然，五口通商城市已经形成娱乐产业链，譬如上海，夜幕降临时，百乐门迎接豪富名流的到来；如若支付不起音乐厅昂贵的票价，也能在“苏北大世界”席地而坐，观看免费演出。各式餐馆每日没有消耗完的食物或赠送或廉价转卖给短工家庭，台灯下阖家团圆；如果收工时间晚，与饭馆老板相熟就能在这过夜。
此时的中国进入了电力时代，“苏州的煤油灯比中国内地其他地方的亮堂十倍，然而上海租界的电灯比苏州的煤油灯亮十倍”的异乡见闻吸引了大量人群涌向大都市。
但是内陆以及距离商业集群中心偏远的地方却没条件享有高度繁荣的物质文明，他们持续着小农经济体制下夙兴夜寐的生活方式。而较其捷足先登的是，近代创立的报刊杂志挂在了市面的书报架上。
江苏宜兴的出版商徐铸成回忆道：在他“念中学的时候，《申报》可以说是这个小地方报纸的代名词”，也是接触外界最新信息的渠道来源。报纸的第五版（体育、娱乐、养生版面）变成了当地人眼中的城市生活景象，为博人眼球扩大销量，文本渲染了各消费领域的繁华，同时描绘一个灯火通宵的永恒世界——社会时间以外的私人生活时光好像挥霍不尽，每个居民都是有闲阶层，营造出彻夜纵乐的幻象。
地处乡村社会的人们，阅读过度加工的知识，长此以往就会产生对大都市不现实的向往。当其前往城市打工创业，抑或打算把家乡建设为一座新的不夜城，将轻易地听命于资本主义话语体系的规训，认为夜以继日地工作就能享受奢靡的生活和无限制的消闲时间。
当第一批来到城市开拓行业亲缘关系网络的打工人积累了文化资本，便开始传授带有主观性的个人时间管理经验。于是，出现了工作绩效上优秀，而在个人时间场域下却德行败坏、不“虚度”每一寸逸乐光阴的一群人。就国内生产总值层面观之，服务行业的支出能够刺激消费，有助于快速增长经济，理应多多益善。
但是倘若普及时间利用率的最大化，我们不能知其善不知其弊：一是长年累月并且昼夜交替的刺激夺走了睡眠，终有一天会压垮劳动者的身心；二是对某种娱乐方式产生依赖和沉迷，意欲支出更多的金钱换取刺激，允许甚至迎合工时不断加长，物化为商品经济快销模式下的“被资本薅的羊毛”。
此外，很多人为了寻求愉悦而打乱作息节奏，完成每一件事的时间出现了重叠，但是专注于每一件事情的时间也减少了。久之，心理上就会感觉到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当事人可能疲于应付各类事物。
近代以来，民众将晚间大段的个人时间投入娱乐，可能不只是对黑夜的恐惧。明清两代的宵禁较先前松弛，夜晚活动的范围也有所扩大，逐渐消除了夜行犯忌的观念传承。更耐人寻味的是，自15世纪末至清亡，引发集体恐慌的巫术谣言多数发生在白天和夏季，并且有些在夜间出现的“妖物”，光天化日之下照样会“作案”。
或言，只有在工作时间外参与兴趣“圈子”，业余时间才产生价值，比如上流社会打高尔夫球、下层民众打牌等。
殊不知典型的“中产生活方式”发端于瑞典，当工业文明闯入原本阡陌交通的生活节奏，作为晚于欧陆百年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亟需形成一套社会时间规范和交际网络，中产阶级的理念在人为建构中诞生。另外，从时间性的视域来看，情绪价值不依赖他人给予，需要“被给予”的，只能是历时的说服和被施加的认同。
工作经验的积累不仅依靠工位上的线性时间通约、量化、计算的。绝大多数物质或精神财富的发明创造，往往不会在按部就班的状态下实现，而是迸发于制度化时间外的灵感。
有必要将一部分个人时间“浪费”而不是“榨干”，它被花费在读书、思考、冥想等精神领域，在对叙事多元视角的理解中扩充了心量，包容全面地观察我们日常生活的外部世界。
换言之，假如个人时间有了“留白”，张弛有度地服务于社会时间，运用智慧后的决策构成了一个个具有绵延意义的瞬间，呈现出普遍向上发展的历史时间。
综合考察清末民初的工时制度及社会时间观念，我们一方面应当承认个体生命的作息差异，现代意识形态将人从君主统治的名教纲常中解缚出来。生活在理性的国度下，产生于结构型失业的“光棍”不会被贴上罪名，优游坊厢的风雅活动也不再属于士大夫的特权。但是在另一方面，整体的法定工作时间仍持续了加长的趋势，抗战胜利后，通商口岸所在城市也全面推行早八晚五的工时制度。
第二个“千禧年”到来已20年有余，有的职工具有人文素养且忠诚尽责，却成为时代躁动生长大背景下“大音希声”的一群人。我国的工时考勤制度从清季民初资本集中方兴未艾的“朝九晚五最上等”，到如今“加油早八人”的宣传口号，反映了总体消费下沉的趋势。
现代科学技术及社会管理模式的进步使民众得以吃穿不愁，而随着历史的潜流逐渐汇聚成一条时代的脉络，人们就会思考促进经济的发展是否必然经由增加每天工作时间来实现。通过对劳动关系领域进行适应和再调整，减缓社会时间过急的加速度，并将物理、个人、社会生活的多重时间相互连接。
注：
①本文来自《历史教学问题》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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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注释从略，可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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