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作家、历史学者。生于1982年，2004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致力于政治学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撰有《从黄昏起飞》《穿越午夜之门：影像里的爱欲与正义》《百年孤影》《酒罢问君三语》《少年游》《岂有文章觉天下》《帝王学的迷津：杨度与近代中国》《鹅城人物志》《不为什么而读书》《激进之踵：戊戌变法反思录》《知识与国运：近世政治人的困惑》。校注梁启超《新民说》。
01
见识、权术与实力
“……政治人物对时代的影响与许多因素有关，其中最重要的三点，是见识、权术与实力。在转型时代，又以见识最为重要。权术与实力决定了影响的力度，见识决定着影响的方向。方向错了，影响的力度越大，损害往往也越大。慈禧太后面对的，恰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时代；她自己也恰是一个有实力、有权术却无见识之人。在近50年的时间里，慈禧太后的足迹几乎不出京城（除了庚子年西狩）；她的知识结构始终停留在由《治平宝鉴》之类读物组成的传统治术里。她一直在与时代角力，而非与时代合作。最终，她没能将自己变成一个近代人物，也没能将清帝国变成一个近代国家。”（谌旭彬《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第四十八章“1908年：老太后的终极布局”，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年11月第一版，第623页）
02
方向感
在中国近代史这一块，我与旭彬兄的共识度高达十之九点九（唯一或最大冲突应在对蒋公的评判，他高一些，我则相对低一些）。譬如《大变局》第四十八章结尾这段话，我完全赞同，简直可作为《知识与国运》一书的纲要。当然，我们的措辞略有差异，他笔下的见识与手段，有时我会用学与术来表达，有时则换作知识或思想与手段。见识或知识，对应方向感。对执政者而言，方向感是最重要的东西，方向对了，事半功倍，方向错了，事倍功半，甚至无功可论，做事越多，反而危害越大。打个比方，就像开车，方向感出问题，则免不了开倒车，距离目标渐行渐远。
历史并无哲学与规律，时代则有大势与潮流。在此我想引用陈寅恪先生的一个概念：预流。1930年，陈寅恪为陈垣《敦煌劫余录》作序，开篇便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学术如此，政治亦然。能够预判一个时代的大势与潮流，便是预流；执政者惟有预流，才能引导国家或王朝走上金光大道。
03
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等都缺乏方向感
我们来看看晚清政坛大佬的方向感。慈禧太后作为最高执政者，知识结构大成问题，方向感相对最差。她常被时代推着走，进两步退一步，或者进一步退两步，在她手上，大清王朝步履蹒跚，摇摇欲倒，绝无可能完成现代转型。袁世凯的方向感，看起来比慈禧略好，实则并无档次差距，论知识结构，他也是旧时代的人物，用梁启超的话讲，“只能谓之中世史暗黑时代、东方式之怪魔的人物，而决非在十九、二十世纪中有价值的人物”。李鸿章虽然年长于袁世凯（相差三十六岁，已经隔了两代人），方向感却比晚辈要好，不过同样没有拉开档次差距。甲午战争失败，他反被打醒，头脑为之一新，已经隐约触及制度之变，然而如旭彬兄所言，终究未能进化到民权层面。要言之，以这三个人的方向感，领导洋务时代，自无问题，再往前走，则会迷路。
0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当然，我们也得注意个体所属的代际。李鸿章出生于1823年，到了象征洋务运动黯然终结的甲午年即1894年，他已经年过七十，这般高龄，知识再无突破，不当苛求。袁世凯则不然，甲午年仅仅三十五岁，辛亥年不过五十出头，正值壮年，头脑还这么陈旧，则必须严厉批评。我常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他们只需做其使命所召唤之事，正所谓各尽本分。李鸿章显然做到了，袁世凯则没有做到，所以我对李鸿章不无同情，对袁世凯则多有谴责。与此相应，甲午年后李鸿章的言行与遭遇，还印证了另一点事理：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局限。
05
张之洞方向感最好
那么，晚清政坛大佬，谁的方向感最好呢？我以为当推张之洞。这里我们需要定义何谓大佬。大佬者，必须当国执政，所谓当国执政，并不一定表现在位居九五，或者担任军机处领班大臣、内阁总理等职务，像曾国藩、李鸿章在直隶总督任上，《清史稿》称“然中外系望，声出政府上，政府亦倚以为重”，权势之大，不亚于当时的枢府即军机处，因此皆可归入执政者之列。我们姑且来列举一下：满人大佬，如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恭亲王奕訢、庆亲王奕劻、文祥、荣禄等；汉人大佬，则有一条脉络：曾国藩（1811-1872）、李鸿章（1823-1901）、张之洞（1837-1909）、袁世凯（1859-1916）。这四个人，都是一时之杰，从生辰来看，正好是四代人。相比从曾国藩到李鸿章到袁世凯的衣钵传承，张之洞则外在于这条政治谱系。他的一生，我曾总结为“从清流到洋务到维新到立宪”，一向善于与时俱进，然而其与时俱进，并非投机，而基于深湛的学问与敏锐的意识。关于他的方向感，我们来看两个案例。
一是庚子新政启动之后，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打听到“奏复变法，毋偏重西”“不必拘定西学名目，授人攻击之柄”等消息，大失所望，在致其姐夫、军机大臣鹿传霖信中慷慨激昂道：
……大抵今日环球，各国大势，孤则亡，同则存。故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一策。精华谈何容易，正当先从皮毛学起，一切迂谈陈话全行扫除。盖必变西法，然后可令中国无仇视西人之心；必变西法，然后可令各国无仇视华人之心；必变西法，然后可令各国无仇视朝廷之心。且必政事改用西法，教案乃能消弭，商约乃不受亏，使命条约乃能平恕，内陆洋人乃不致逞强生事。必改用西法，中国吏治、财政积弊乃能扫除，学校乃有人才，练兵乃有实际，孔孟之教乃能久存，三皇五帝神明之胄乃能久延……若不趁早大变西法，恐回銮后事变离奇，或有不及料者。（张之洞致鹿传霖，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五日，见《张之洞全集》第十册，第8526-8527页）
二是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初七日，张之洞进京觐见慈禧太后，谈及预备立宪，断然道：“立宪实行，愈速愈妙，预备两字，实在误国。”对于开国会与制宪法孰先孰后之争，他与杨度等立宪派主张一致：“制定宪法，必须先开议院，凡政治措施，统由议院主裁，就是制定宪法，亦由议院决定，则专制力除，人心合一，将来宪法自易实行。”
根据这两个案例，我们可以清晰判断，晚年张之洞已经突破了长期挂在他名下的“中体西用”的标签或桎梏，而与立宪运动齐头并进。他是那个时代方向感最好的大佬，只可惜当国执政，不足两年，而且备受掣肘，壮志难酬，最终在“不意闻此亡国之言”“国运尽矣”的悲叹声中，一命呜呼。两年后，大清也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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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治人而言，行动比言说更重要
评判政治人，应区别于知识人。知识人的武器别无其他，只有观念，其战术，只能是用观念战胜观念。对于政治人，不仅要看他怎么说，更得看他怎么做。言说与行动的关系，具有一定迷惑性。我们需要注意这三点：第一，立言从来不是考量政治人的重要标准，如果一个政治人只能立言，所留下的遗产只有言说，无疑是一大失败与悲剧（立德也是如此）；第二，相比言说，政治人的行动，更能体现其预判的方向；第三，对政治人而言，往往是行动使言说不朽，而非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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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与贼共情
友人F博士，对慈禧太后多有共情，我则不以为然，引唐甄《室语》云：“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然后道：“卿本佳人，何必与贼共情？”
钞一段旧论：“他也不容易”“他太难了”……这些话，施与街头的小摊贩，叫悲悯，施与庙堂的大人物，则是糊涂。评价政治人，宁从严，勿从宽；宁苛责，勿放纵；多论理，少说情，最忌同情心泛滥，须知小民与大人物共情，乃是人世间最危险的事情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