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案，有时可以推进法治健全，但不是每个案件都能这样。
当一个案件不具备这个作用时，硬要去“撞”，就把自己的当事人给“撞死了”。
你的理想是你法治的理想，当事人给你钱不是让你来推进法治的，是让你来为我的利益最大化服务的。
没有一个当事人说：“我给你多少多少钱，我弟弟宁愿把牢底坐穿，也要为中国法治做贡献。”没有这样的当事人。
当事人说：“你不要给我说大话，我关心的是，委托你能不能让我弟弟取保候审，能不能缓刑，让他快点出来。我老爹老妈血压高，都快急死了。”
这才是当事人的诉求。
某些个案，从公正角度看，应该做无罪辩护，因为当事人真的无罪或者我们内心认为无罪。
但是，司法实践中，发现这种案子判无罪的可能性很小，比较大的可能性是律师做罪轻辩护，法院判缓刑。
这个时候，人早点出来就是当事人利益最大化。
我相信很多律师在工作中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心里很纠结。如果这个案子拿到法学院的课堂上，毫无疑问大家讨论的结果就是无罪。
但是，在实践中，能不能做到？
我觉得，我们应该给客户提供一个实用的方案。
这个时候，有一个问题很重要，那就是我们律师还担负着实现司法公正、宣传法治的责任。
当推动法治进步和当事人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该选择什么？什么是第一位的？
从理论上讲，这个案子完全应该无罪辩护，但实践中估计行不通。不是说做无罪辩护不行，舍弃了罪轻辩护这条路，舍弃了罪轻辩护的情节，最后会判的比较重，不能不考虑到无罪辩护的风险。
当然，谁都喜欢自己在法庭上做无罪辩护，那多滔滔雄辩、那多潇洒，说不定还能赢得观众的掌声呢。
但是，这真的是把当事人利益最大化放在第一位了吗？
有法治理想的同时，必须正视一个现实：“是受当事人之托。”律师承担着法治责任吗？当然承担法治责任，但是，我们更承担着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的责任。
所以，个案推动法治，是不能以牺牲当事人利益为前提的。
有的律师以牺牲当事人的利益来推进法治、来树立自己的形象。这就如同一个医生遇到一个稀有的疑难病，说我要把这个病例研究透，对人类医学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为此，我就把你这个病人活体解剖了吧，你就别活了。医学道德、医生的职业伦理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哪怕错过了得诺贝尔医学奖的机会，医生也要把治病救人放在第一位，其次才是推进医疗科技的发展。
我们也一样。有时候，我们的理想是受到个案的“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的阻碍的。你不能单纯地去追求司法公平、公正，因为，某些司法环境达不到你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你为当事人设计辩护方案时，必须考虑到现实的利益。
同样一个案件，它可能客观事实是无罪，法律事实是有罪。面对这样一个案件，你必须跟当事人讲清楚，我坚决给你做无罪辩护，按客观事实来辩护，你一定听得很舒服，家属也听得很舒服，但是，以我的经验和预判，办案人不会判你无罪的。
因为，以今天的法律事实和法律证据，只能判你有罪。原因很简单，因为法庭追求的不是客观事实，而是法律事实。
有这样的案件：证明你无罪的那个人，可能正是举报你的那个人。
两个人单独说过话，沟通过，没有电话录音、没有电话记录。现在，能证明你无罪的那个人，恰恰在举报你。法官不能凭直觉和良心做判决，他要凭证据做判决。
在此情况下，理想必须围绕“当事人利益最大化”服务。在这个基础上，你再实现追求的司法公正、法治文明进步的梦想。这是相辅相成的。
绝对不是任何一个案件拿过来，直接都可以推进法治。它是一个量的积累，不是质的飞跃。压死骆驼的，可能是最后一根稻草，但其他那么多稻草都起到量的作用。
香港法律界有句名言：“法庭从来不是搞清客观事实的地方。”相信这句话在我们法律人心中是有共识的。“客观事实＋证据＝法律事实”。没有证据，就没有办法证明当事人无罪。
有时，凭良心讲，有的人真的不是罪犯，可法律事实上被证据“锁死了”，推不翻。证人明明是胡说八道，他当庭作证时，明明知道他胡说八道，却没有能力推翻昧着良心做假证的行为。
作伪证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对这点谁都明白，但是你证明他作伪证的证据在哪里？当你没有这方面证据的时候，“假作真时真亦假”。
这种情况不仅会出现在刑事案件中，还会出现在所有案件中。这就是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的距离。不懂法律的人不理解，他们认为：“法庭当然应该搞清法律事实了。”但我们律师知道在法庭上是要靠证据说话的。
当一个案子的“起诉意见书”写出来后，律师可以看全部案卷，发现指控了5个罪名和8个罪行。对“起诉意见书”里的内容，我们经过调查取证、会见被告、阅卷研究，最后，我们跟检察官说，有2个罪名和3个罪行应该拿掉，检察官通过两次退回补充侦查，最后采信了我们的意见，“起诉意见书”里的5个罪名、8个罪行变成了3个罪名、5个罪行。减掉了两个罪，减掉了三档事儿，这其实就意味着我们在审查起诉阶段无罪辩护成功。
但是，对律师来说一点儿都“不光彩”，我们也少了在法庭上很潇洒地把公诉人给压下去的机会，以至于在法庭上我们只能对剩下3个罪做罪轻辩护。我们这样做，甚至连客户都不理解。
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在审查起诉阶段，5个罪变成3个罪远远比在法庭上把5个罪变成3个罪容易。
因为检察院丢面子，公诉人的业绩不佳，所以公诉人非常希望律师辩无罪的时候，在审查起诉阶段就告诉他，双方达成一致，我就把该拿掉的罪行拿掉，这样我的面子就保住了，反正剩下3个罪对他来说，只要判刑就行了。
但是对我们来讲，实现了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真正优秀的律师，是把很多功夫下在审查起诉阶段，达成共识，拿掉一些罪行。
当然，有些人持不同意见，希望一个敏感案件成为打击SF的利器，我觉得，应该懂得自己的立场和位置。
贵阳律师，办有无罪免死不起诉缓刑等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