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纳德·温奇（Donald Winch，1935-2017）
出生于伦敦西南部，在伦敦经济学院、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习经济学，1963年至2000年任教于萨塞克斯大学，致力于思想史研究，自1971年起担任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出版秘书，1986年被选为英国学术院院士
我在序言中提到，斯密分配给立法者科学的那个分支及其发展为后来所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本书这些文章探索的主题之一。然而，这种探索的方式不符合最早研究经济学的历史学家概括的绘制经济学事业的标准——这些标准在很大范围内一直沿用至今。我们所讲述的，确实不是一个斯密式的政治经济学前史如何让位给现实这条路线的故事：李嘉图谦虚地采取了这种路径，他的信徒和后来的崇拜者——自密尔至马克思等，则更自信、甚至教条式地采取了这条路径。相反，这个故事也没有被描述为一个丧失洞察力的故事，甚至可能是一个违背更广泛、更全面的愿景的故事。有些故事或因对当代争论有所助益而被接受，但人们在讲述这些故事的过程中，它们往往失去了自身作为历史可能激起的研究兴趣——一段将经济思考与道德和政治的思想和情感联系起来、而非将其与之分离的历史，进而，这段历史便与历史的主角们自己的思想联系起来，毫无疑问，历史因这些联系而变得丰盈饱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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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与穷: 英国政治经济学思想史：1750-1834》
[英] 唐纳德·温奇 著
张正萍 译
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
2025年1月
我还愿意认为，这里采取的研究方法对作为科学和技艺的政治经济学的异质性更合理公正。马克思和凯恩斯在打造各自版本的政治经济学大综合时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具有这种同质性，这种做法更多反映了他们执迷于他们的思想，而非他们研究的历史主题。而且，“超越”或“倒退”这些比较简单的概念，似乎没有一个能涵盖从1750年到1834年间政治经济学经历的不同阶段、不同环境的多样性，更别说其复杂性了。斯密、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开启的某些活动势必促成思想的创新，与奢侈、不平等相关的其他内容，更多类似于既有话题的不同表现。还有其他一些内容，诸如美洲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期间政治经济学语言的运用，都表明一种相对新颖的思维方式是如何开始改变已有的政治话语模式的。
这些学说史当然存在纵横交错之处。例如，人们仍然可以说，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关心的是发展《国富论》的理论，尤其是该书前两卷的内容，这些内容或许适用于他们诊断英国社会表现出的某些严重的、可能还是长期的问题并为其提出某些矫正措施的目的——其中好几个问题，斯密没有预见到，而且也不可能预见到。然而，考虑到斯密和马尔萨斯广泛的研究兴趣，这将是一种有限定条件的表达方式。这个故事更完整的版本让人不得不思考一个深层问题：斯密的道德哲学，以及人们可以从《道德情感论》和《国富论》中能找到的那些显而易见的有关法律和政府的理论和历史的相关内容，为何没有以类似的方式被后人借用呢？
如果斯密这门科学的改变能够仅凭内在发展得以实现，那么这个故事本可讲得更经济些——从“经济”（economically）一词的两层意义上说皆是如此。这将只关乎那些理论—价值理论、地租理论、利润理论、工资理论和对外贸易的理论，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发现需要改进这些理论，他们或一起或单独地提炼了这些理论，在提炼过程中或辅以更广的视角，或缺乏这种视角。但凡人们读过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前七章——更不用提它们产生的大量二手文献，就明显看出李嘉图表现的学说式路径甚于马尔萨斯。李嘉图的创新可以被合理地描述为整理斯密提出的众多杂乱无章的目标的过程，并更加坚定地追求下列信念：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像数学一样的严格科学”，“有力案例”可以被用来分析促进或扰乱均衡状态的各种因素。马尔萨斯能够且已经得到类似的待遇，尽管两者并非没有重大的差异。然而，就李嘉图的情形而言，“政治经济学”不再是“提喻”：它是全部，而非一个部分——虽然还需要补充一个边沁式的附录，以容纳他关于“好政府”的看法。
不过，事实仍然是，若没有马尔萨斯，人们就不能理解李嘉图，就像没有斯密人们就不能理解这两位一样。这是在李嘉图已获得的大量关注之外我为何选择马尔萨斯作为本书第三编几篇文章关键支柱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马尔萨斯不仅仅在李嘉图之前表述了某些重要的新命题，他也是一些人最早攻击的焦点，这些人开启了将这门科学与他们在社会、道德、政治方面对基于制造业体系的新兴社会最恐惧、最厌恶的东西绞合在一起的进程。李嘉图和马尔萨斯都不得不搜寻新的经验证据，应对新的政策危机以及政治环境的各种变化——与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相比，我们现在更容易描述那些变化。同样，就马尔萨斯的情形而言，政治经济学必须符合他的基督教信仰及其自然神学的要求。这一切意味着，关于斯密那门科学转型的思想史不可能通过学说史来实现；发展不会遵循一条路线——无论是理论的、经验的还是观念上的，因此，这个主题似乎更适合情景式的讨论，这种讨论包含彼此关联的论文，每篇文章讨论一场具体的冲突或争论。
同样清楚的是，这里讨论的争论事件在1834年并未结束。19世纪20年代，政治经济学的各条“原理”，尤其是被李嘉图的追随者们信心满满地收集起来的那些原理，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些“原理”就面临严重的质疑。在这个阶段，也是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对其受到的边沁式和李嘉图式教育的青春叛逆期。虽然密尔在1830—1831年间写了颇有创见的《论政治经济学的若干未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后来还具有了重要意义，成为他想要讨论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独特性的基础，此书被视为他的《逻辑学体系》第六卷更广义的道德科学或社会科学的一部分，但是，他严厉批判了他年轻时代所受的教育。密尔1834年的抱怨反映出圣西门主义、“德意志—柯勒律治”学派以及其未来妻子哈丽雅特·泰勒的影响；他埋怨他的导师们试图用转瞬即逝的材料创造一块永久的织物；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社会结构永不变更，其中的很多构造就其本质而言或起伏不定或稳定发展，他们几乎不加限定地阐明一些命题，仿佛它们是普遍的、绝对的真理，但这些命题可能不适用于任何状态下的社会，除非刚好是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特殊社会。
密尔的批判，如果从李嘉图的标准看更为贴切，但若从马尔萨斯更广泛、更具归纳性的斯密遗产来看，却未必如此。然而，若相信这些批评是真实的，那可能仅仅是因为19世纪30年代密尔对替代性方案的热情大大减少，乃至他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决定开始自己重新表述这些问题。在重申自己的观点时，他选择了结构层次更丰富的《国富论》作为他的模版，在搭建这门科学纯粹或假设的领域中的主要支柱时则继续使用李嘉图主义的基石。1845年，密尔在评论德·昆西的《政治经济学逻辑》时，稍稍缓和了一下他对当前状况的批判。当前状况只是“随着其他一些科学确定了它们的研究领域，上层建筑似乎蔓延出地基之外。这门科学发展到了极端，但主干却没有按比例适当地扩大”。尽管密尔自己1848年《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主干仍然被人们认为是李嘉图主义的，但它也被重新设计，以便承担所有分支的重量，而这些工作对于李嘉图和马尔萨斯来说似乎是头绪繁杂的，令人眼花缭乱、不知所措。例如，此书不得不考虑生产法则与协调分配的法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这就使得后一种法则看起来不像是“物理学真理”，而是对人类意志和制度实验敞开的。利用这一区别给予的许可，密尔可以思考根据社群主义和互助合作路线的各种社会主义实验，同时还赞同将改革后的土地保有权方式作为爱尔兰等地可行的农民土地保有权的基础。
密尔还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重新诠释奠定了基础，并保护性地将其转化为一门抽象的或假设性的独立学科实体，以便能够轻易安置在其他道德科学的框架中——如此安排更先进；当这门科学由他准备参考的法国意义上的其他社会科学的观点进行适当修正时，会更直接实用。不过，在人类能力有可能提高的新社会状态中，最重要的不是知识的这一分支。最令人惊讶的是，对于那些在李嘉图和马尔萨斯思想滋养下成长起来的人来说，密尔将一个积极的静止状态概念描述为一种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中，零增长的资本积累和人口增长将成为一个值得支持的目标，而非一种令人畏惧、被无限推迟的状况。在这种状态下，公平的收入分配不再需要为必须发展的责任作出牺牲，生活质量将高于物质数量。斯密回避、马尔萨斯抨击、李嘉图绕开的那种完美主义，现在成了密尔政治经济学的演进目标。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密尔在知识阶层亦即公认由知识分子构成的阶层的重要性等主题上完全认可柯勒律治的观点，因此，他坚决反对家长式管理，后者是托利式人道主义者和浪漫派圣哲解决方案的一个特征。宪章运动的现实情况、扩大选举权范围的前景——就密尔而言，选举权当然既包括男人，也包括女人——表明，工人阶级的自力更生，而非家长制，才是未来的象征。这位人士把自己的名字与个体占据核心位置的自由主义标签粘在一起；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知识阶层是一回事儿，国家作为唯一的改良机构这种观念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儿。社会主义与资本和劳动对立的结局也是如此：在密尔看来，产业内部合作的最广泛运用绝不可能导致人们放弃资本和劳动竞争的经济利益。
密尔的很多同时代人和后继者可能都会看到，他在重振政治经济学方面走了多远，才让政治经济学适于见证1848年革命那一代人面对的现实和心中的抱负；他打开了面向更广阔世界的窗户，慨然拥抱研究社会的其他方法。不过同样明显的是，他未能说服别人，他为消除自己年轻时对政治经济学反叛最强烈时指出的那些基本缺陷已做了足够多的努力。孔德的“实证社会科学”，一门包罗万象的科学，吸引了很多人；而政治经济学在这门科学中充其量只能找到一个次要的位置。但对于那些希望将他们的社会关切与学术生涯结合起来的人来说，最具诱惑力的选择无疑是某种经济史，其视角是让民族国家成为更重要的关注对象。恰是因为一两代历史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的工作，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才在19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里面临最严重的挑战。那时，一个真正的替代方案取代了李嘉图的普遍主义和抽象的演绎主义以及斯密的世界主义。
如果历史的方法成为通往未来的线索，那么，德意志地区才是新一代人寻找灵感的地方；在德意志，这些问题可以得到最好的理解，而更早的苏格兰和英格兰政治经济学从未在这里扎下牢固的根基。某些寻找良好历史实践的本土资源的人，可以宽容地、甚至热情地对待斯密。然而，就德意志自身而言，斯密主义及其19世纪中期的同伴曼彻斯特主义，往往更多意味着一种自由理性主义的形式，这种理性主义是与法国大革命以及启蒙运动释放出的其他法国病相关的有毒混合物的一部分，它被装入了拿破仑军队的行囊：这是一种对世界主义形式的文明（civilisation）的兴趣，而非对文化（Kultur）更深邃的理念。德国历史学派可能形成了纯理论的社会主义（Kathedersozialismus），主张国家干预和保护，但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尤其是在奥地利，自由理性主义也往往被认为是与重建一种更基本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有关。斯密，毋宁说斯密主义，似乎扮演着尴尬的双重角色，既是资本主义的先驱，又是其不共戴天的死敌。
这似乎可能是一种极端的命运——虽然李嘉图在自己的国家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而且通过与马克思的联系，他在全球更广泛的地区也是这种形象。回顾一下先前讨论斯密与柏克关系的几篇文章，它们简要表明了可能发生的两种预兆。对于受过教育的德国读者来说，这种联系看起来令人困惑。一种更有意义的联系可以在柏克和德国历史法学的倡导者弗里德里希·冯·萨维尼之间建立起来，这两位都可被视为一种方法的开创者，而此方法有利于国家法律习俗和制度的缓慢演变。第二个预兆是亚当·斯密问题（Das Adam Smith Problem）：这个思想史的谜团，至少在这段时间完完全全起源于德意志，该问题是尝试理解斯密遗产中最令人费解的那一面相的一部分。以同情为基础的《道德情感论》中有价值的“唯心主义”，如何可能被以自私为基础的《国富论》中不太有价值的“唯物主义”颠覆呢？一个稍微令人满意的答案是，这可能要归咎于斯密18世纪60年代访问法国后法国经济学家们的恶劣影响。事实是，整个过程的准确时间是错的，但这一事实没有抹杀这一被确认的困境的本质。
亚当·斯密问题在这一时期的英国文献中并不突出。实际上，亨利·巴克尔在考察18世纪苏格兰思想家时曾自信地断言，不仅《国富论》“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著作”，而且，它只是一个统一的推理方案中讨论“自私”的那一半，另一半由《道德情感论》中讨论的“同情”补充完整。巴克尔就以这种方式成功地误解了斯密的方法以及这两部主要著作的关系，由此激起了德国人的回应，同时也对任何探讨斯密完成其宏大计划时心中可能的所思所想的研究关上了大门。巴—克尔也由此赞同劳动分工，事实证明，劳动分工与盎格鲁美利坚社会的经济研究意气相投。哲学家们被允许就这一事业论同情的那一半畅所欲言，就像经济学们聚焦自私的那一半时被给予唯一的通行证一样。
关于斯密作品在19世纪声誉变迁的更多内容，我们可以从本书序言简要提到的另一位人物阿诺德·汤因比看到。汤因比的《18世纪英格兰的工业革命》这部讲稿启发了英国经济史学家，尤其是W.J.阿什利，以及19世纪最后几十年在研究英格兰状况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比阿特丽斯·韦布。汤因比将他的历史研究与政治经济学评论结合在一起，以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和密尔所写的四部经典作为绘制工业革命不同阶段图表的四根支柱。斯密代表了前工业化时期的临界状态阶段，或反重商主义的阶段；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是工业革命鼎盛时期的产物，聚焦于贫困而非财富；李嘉图补充了财富分配法则；密尔宣告了第四阶段的到来，并表明生产法则和分配法则可以彼此分离，互无关联。在汤因比的心中，谁是这个故事中最具有魅惑力的反派角色是毫无疑问的。李嘉图不仅在经济主题上让议会意见“革命化”了，对立法机构的影响也远超过斯密，而且他还对“两部伟大的社会主义教科书”——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颇有启发，与此同时，他在“解释世人眼中的现有社会状态方面比任何其他作者”做的都更多。就像德语世界中的斯密形象一样，李嘉图因详细阐释社会的一体两面而被人诟病。
因此，汤因比感到无比失望的是：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没能摆脱李嘉图冷酷无情的抽象理论的影响是一场重大的悲剧。他说，如果密尔这样的人物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那么，“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历史将完全是另一幅景象。我们将会避免漫无止境的误解和仇视，一些重大问题将会离它们的解决方案更近”。仇视似乎是这些背景下的过度反应，妖魔化李嘉图类似于早期浪漫派对马尔萨斯的所作所为。或许只有想起汤因比慷慨激昂地请求工人阶级原谅中产阶级对他们状况的漠不关心才能理解这一点；而比阿特丽斯·韦布在提及她那一代中产阶级社会改革者所经历的“原罪的阶级意识”时选择了附和这种请求。
凯恩斯同样遗憾地感到，李嘉图正统学说的僵化彻底战胜了马尔萨斯的洞见；就凯恩斯的情形而言，对经济理论重要意义的基本信念，无论是作为希望还是背叛的来源，现在看来几乎和批评一样引人注目。温和的李嘉图定理和议会演说何以被视为如此有毒，更不必说如此深远的影响了？李嘉图无意中为社会主义批评者提供的弹药，是否与传说中他僵硬的抽象理论为社会现状提供的支持一样多？然而，汤因比对李嘉图令人厌恶的迷恋和他自己对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并不是乔治·艾略特笔下汤姆·塔利弗所代表的那一类人，后者据说喜欢鸟——其喜欢的方式是向鸟扔石头。汤因比热切地寻求历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融合，尽管他的早逝阻止了这场联合修成正果。他留下了一堆崇拜者，这些人对于原罪的感觉如此强烈，但对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却的的确确是各种版本的汤姆·塔利弗。这种评判对于比阿特丽斯·韦布也没什么不公平，她耗费了一个痛苦的夏天，试图勉力接受当时仍然是英国社会科学最成熟的那门分支学科。不过，她与李嘉图和马克思的交锋让她确信还需要其他一些东西：一门更全面、更制度化的社会科学，在这门科学中，经济学——一种她认为仅限于营利性组织的思维方式——将占据从属的位置。比阿特丽斯·韦布和后来致力于研究工业革命及其结果的整整一代社会史和经济史学家——包括理查德·托尼，或者约翰·哈蒙德和芭芭拉·哈蒙德——的共同之处是她在很大程度上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恶意，至少不主动仇视它。干预主义的边沁式支持者对行政管理的诉求要多得多。其结果是，尽管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但韦布、托尼或哈蒙德夫妇，都不接受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使其重现生机、重新道德化、重新命名的经济学科学（Science of Economics）。接下来的事还有——这次更有逻辑性——他们对马歇尔试图将英国经济学历史呈现为自斯密、李嘉图、密尔直至他本人的一张无缝之网颇不以为然。
因此，正如上一篇文章的最后评论所言，将经济学家与自诩为人类代言的人区分开来的那种分裂或断层就一直延续到19世纪后期。1807年，骚塞对新型制造业城镇的印象主义的批评从议会调查和蓝皮书中获得了更多统计数据和描述性的细节，这些批评逐渐成为改革者和批评者的惯用手段。工业革命的社会成本（现实和观念不再彼此分离）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就像社会利益分配的明显扭曲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一样。当亨利·乔治以“贫困与进步”作为其著作的标题时，这就暗示其结论是最非斯密式的——如果不是完全非马尔萨斯式的话，换言之，斯密和马尔萨斯是有密切关联的。乔治坚信，即使私人垄断土地的现象普遍存在，他们也将继续这样做，但马尔萨斯指出，如果他关于人口压力的判断继续被忽视的话，他们可以这样做。当然，马克思充分利用了李嘉图的推理，对资本主义不可阻挡的规律进行了更深刻的分析，也得出了与乔治一样的结论。斯密在其最冷静理智地讨论商业社会时所说的付出与回报的分配不均，抵消了他在比较商业社会和之前封建社会时所说的“财富逐渐下沉”，这套说辞现在转变为更具感情色彩的剥削语言以及对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均的统计学调查中更干瘪的语言。
马尔萨斯承认：任何关于社会不平等的争论都会反复出现，并且持续不断；这些争论总是可能指向社会天平一端微不足道的奢侈，以及基本需要都不能满足的另一端。然而，19世纪末，英国的这场争论所获得的感情色彩，让它有别于18世纪和19世纪初关于一个懒惰的土地贵族阶层进行奢侈消费和其他形式的非生产性消费——无论结果好坏——的讨论。在马尔萨斯看来，这种消费模式尤为重要，但即使是马尔萨斯，也逐渐意识到中产阶级的发展带来的各种可能性。那些体验过原罪的阶级意识的中产阶级成员，甚至那些没有原罪意识的人，往往都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私人服务”即家庭仆佣的控制。第一代受益人获得这些安逸舒适，很大程度上是靠斯密所说的节俭和谨慎，第二代受益人则是靠继承和来自资本积累而非土地的利息收入。19世纪90年代，马歇尔可能会对消费模式感到焦虑，因为那些消费模式表明人们的消费习惯与他们的职业责任和生活方式并不匹配。不过，作为他的学生，凯恩斯在概述1914年以前的世界铺张浪费的性质时指出，中产阶级通常将他们节俭下来的资产进行有效的再投资，进而履行了他们那一群体的斯密式交易。事实上，凯恩斯对这一现象的描述在其结尾处适当地偏向了曼德维尔的说法：
19世纪的新富不是在大量消费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更喜欢投资带给他们即时消费的快乐能力。事实上，正是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让固定财富和资产改良的大量积累变得可能，后者让这个时代有别于其他所有时代。事实上，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辩护正在于此。如果富人把他们新获得的财富花在自己的娱乐上，这个世界在很早以前就会发现这样一种制度是难以忍受的。不过，就像蜜蜂一样，他们储存、积累，并不是为了整个共同体的利益，因为他们自己对前景的看法更目光短浅。
不过，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以及其他人物对本书具有重要意义，并不是因为他们拥有或缺乏这种预言的能力。我愿再重复一遍我的期望，每篇文章都得出了一些结论，这些结论不会因为最终被重新包装在一起而获益。然而，我必须承认，我有一种挫败感，因为我不能更准确地触摸到自浪漫派攻击马尔萨斯以来的长期误读的历史背后深层次的文化原因。我们或许能够理解，为何卡莱尔选择向政治经济学家灌输他对现代拜金主义和以金钱关系为特征的非英雄世界的深恶痛绝，但这并没有解释他为何在这方面做得如此成功。信使因他带来的消息而被谴责，这本身无非是一个熟悉的消息而已，但它没有回答这条信息所透露的所有内容，以及为何还要一直不断地、反反复复地说下去。另一个原因可以从一群民众政治经济学家那里找到；这种政治经济学始于马尔塞夫人和哈丽雅特·马蒂诺非常成功的著作，并一直存在于传播这门科学的各种教科书中。政治经济学公众形象的某些责任也要归咎于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那些政客，他们在为社会现状辩护时常常不加限制、不设条件地援引政治经济学法则。格拉斯顿首相的第一位财政大臣，罗伯特·洛，是这种教条主义的最佳范例；他也要对李嘉图化的斯密负责，因为他追随巴克尔固执地认为斯密“创立了一门人类活动和行为的演绎和可证科学”。但是，任何像罗伯特·洛一类的政治顽固派都不可能解释罗斯金的《致那后来的》（Unto this Last）何以决定回报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尝试居间调和的努力，这种努力让密尔也成了出气筒，就像柯勒律治和骚塞早先拿马尔萨斯当出气筒一样。
我的结论是，那条大自然和文化之间的临界线由曼德维尔的冷嘲热讽打开，接着被马尔萨斯越来越敏感地探索，它现在仍然继续激起人们强烈的情感——就像前文提到的将马尔萨斯与达尔文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时得到的简短评论一样。通过转化，经济领域被自然领域而非文化领域所同化，这就对极少数享受纯粹逻辑愉悦的人更有吸引力，德·昆西是其中之一；抑或吸引那些觉得以自然主义的方法——休谟和斯密是这种方法的典范——更轻松地理解人类事务的大多数人。相反，它也遭到某些人的憎恨（这个世界还是不够强大）；这些人效仿威廉·布莱克这位最早的榜样，认为将人的世界与牛顿以及后来的达尔文所揭示的那个世界混为一谈是令人憎恶的。对这些批评家而言，自然主义意味着放弃道德评判；但对马尔萨斯而言，自然主义绝不可能是改进这些评判的基础。
当然，还有一个普遍但简单的混淆，即将自利（self-interest）和自私（selfishness）混为一谈，18世纪任何受过教育的读者——至少，那些能够看穿曼德维尔戏谑的诡辩术的人——都不会混淆这两个概念。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学家们似乎缺乏早先的信心，他们不相信这种区别能够维持下去，因此，他们对道德问题中自我主义的污名感到畏惧，这也是他们热衷于采用孔德新创造的词语“利他主义”作为其道德反面的背后原因。语言在这里很重要，就像马尔萨斯警告查默斯时所说的那样：这的确不能削弱道德学家多年来为防止误用或低估而建立的语言辩护体系。
但是，如果早期的政治经济学家以后来更狭隘、更专业的经济学研究的视角加以看待的话，那他们将会遭遇一种奇怪的命运：这种情形就像孩子们的罪恶由其曾祖父母来承担一样。不过，不得不承认的是，这可能与长期存在的误解有关。以这种方式写就的经济学历史，充其量就是经济学家们的一场成人礼——尽管讽刺的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现在都以某种言之凿凿的理由回避这一仪式。结果是，经济学的历史，虽不能免遭当前潮流的影响，却仍然不能完全感受到自然科学史学家享有的那种解脱，因为，一旦自然科学史学家意识到他们的主题太有意思，便不能留给不称职的、或已退出这个领域的科学家；经济学史的领域并不局限于现代专业学者眼中仍然最相关但却暂时性的问题。例如，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前后，人们很难想象不参考佩利式的自然神学就能写成生物科学的历史。而当人们涉及马尔萨斯的经济思想史时，佩利的影响至少同样强大，但却很少有人提到这一点，甚至可能会觉得是一种尴尬。这就为经济观念的非专业叙述留下了一个明确的领地，而这些非专业叙述主要由同情对立观点的人写就。因而，几乎并不令人奇怪的是，人们面临的往往是在两幅漫画中做选择：一幅是为职业消费打造的狭隘的、时代错置的形象，另一幅是更危险的意识形态型漫画，它采纳的是将一群历史主角描绘得错误百出的形象。我在讨论马尔萨斯时把那张弓拉到了另一个方向，希望自己没有重复类似的错误。尽管历史学家没有义务解决过去的争论，但似乎的确还需要一种思想史，这种思想史既有同情，又保持了足够的距离，以确保我们不会简单地延续以前的错误表述。至少，这已成为本书的信念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