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福萨诺瓦修道院的阿奎那浮雕。G.K.切斯特顿在《“笨蛋”》（“The Dumb Ox”，2014）一书中说，阿奎那在临终前，要求身边人为他从头至尾朗读《所罗门之歌》，足见他并非不重宗教之情感或浪漫维度的人。
阿奎那是调和古典哲学与中世纪价值观念冲突的融合大师，更是连接中世纪与现代文明的思想桥梁。
三个博士尊称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生于1224/1225年，逝于1274年。阿奎那代表中世纪西欧哲学的最高思想成就，被尊为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2024至2025年既是他诞辰800年，也是逝世750年的纪念。阿奎那出生在13世纪的西西里王国，即今罗马以南约一百公里的洛卡塞卡（Roccasecca）。他出身于名门望族，却不顾家族反对，加入当时以清贫著称的道明修会。凭借卓越的学术成就，阿奎那最终成为巴黎大学的杰出教授。他在身后赢得了三个尊称——天使博士、共有博士与人类博士。“天使博士”是对其高尚品德和精深学问的嘉奖，“共有博士”表彰他在融合古典哲学与中世纪宗教信仰方面的卓越成就，而“人文博士”则是最晚近赋予的（1999年），以赞誉阿奎那的思想对人类多元文明的包容性和影响力。
阿奎那的哲学体系博大精深，覆盖了本体论、认识论、法律与伦理、社会结构、宗教信仰、政治哲学以及自然哲学等多个领域。他的学术成就堪称人类思想史上的奇迹，他几乎整合了13世纪西欧所有可获得的思想成果，包括古希腊、中世纪、伊斯兰和犹太哲学的精华。他在不足五十年的生命中，创作了四十多部作品，总字数超过八百万字。他的作品深邃而全面，文风简洁明了。其中既有对现有神学和哲学文献的深入评述和辩论，也有极具原创性的著作，如《存在与本质》《论恶》和《论德性》等。
阿奎那的影响力跨越时代，他的哲学思想被称为“托马斯主义”。当代著名道德哲学家麦金泰尔在其著作《三种对立的道德探究观》中高度评价阿奎那，认为他的道德理论代表了欧洲最完备的道德体系，超越百科全书派和谱系学。作为天主教教会的理论权威，阿奎那的思想至今影响着全球数亿信徒。此外，他对文艺复兴和现代文学也有深远的影响，如但丁在《神曲》中就借鉴了阿奎那的诸多理论。
阿奎那的思想贡献颇多，其中最为显著的有两项。一是将亚里士多德的古典哲学与中世纪的信仰传统融合，二是为西方文明从中世纪过渡到现代世界提供了思想基础，是西方文明的思想桥梁。
调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与中世纪信念
在12至13世纪，亚里士多德的众多哲学文本在西欧重现。如何解释这些与中世纪主流价值迥异的哲学文本，当时的思想家分歧严重。一种思潮主张拒斥亚里士多德的理智主义哲学，以捍卫中世纪的神学信仰。与此同时，巴黎大学盛行另一种思潮，即肯定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真理性。以西格尔（Siger de Brabant）等人为代表的拉丁学者受到伊斯兰思想家阿维罗伊（Averroes）的影响，将亚里士多德的理智主义哲学看作与神学并行不悖的另一种真理体系。然而，这两种立场都没能调和古典哲学与中世纪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也无法真正安置亚里士多德的理智主义哲学。
面对这一挑战，阿奎那采取融合的策略，他将亚里士多德的古典哲学与中世纪的信仰传统相结合，以期发挥古典哲学的最大作用。他不仅评注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尼各马可伦理学》《物理学》《政治学》《论灵魂》等重要著作，也借鉴其哲学框架表述自己的原创性思想。譬如，就伦理学而言，阿奎那借鉴了亚里士多德的德性理论框架，以幸福作为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和道德理论的出发点，却发展出独特的自然法与德性理论。
阿奎那不仅吸收了古典理智主义哲学的框架，还将特殊的中世纪信念阐释为哲学化的观念，让地域性的西欧价值观念以更为普遍的理论形式流传开来。以道德思想为例，中世纪最重要的道德观念是一神教的爱观，它倡导以人为目的的无条件的爱。而古典哲学则推崇以少数人为对象的亲密的友爱。不同于其他思想家严格区分两者，阿奎那大胆地将世俗的友爱同中世纪的神学美德“爱德”结合，创生出一种以所有人为对象的普遍的友爱理论。由此，中世纪的“爱”的观念得以在近现代的世俗社会登堂入室，成为法国大革命乃至整个近代西方博爱观念的思想基础。
为欧洲的思想解放铺平道路
阿奎那的理论工作为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奠定了思想基础，成为西方文明从中世纪迈向近现代的重要桥梁。然而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在阿奎那身处的13世纪，逻辑学以外的亚里士多德哲学、犹太和伊斯兰的新文献首次得到研究，加之纸张取代昂贵的羊皮纸与牛皮纸，书籍制作成本降低，西欧思想界迎来了短暂的开放与繁荣期。阿奎那去世后，天主教会的保守势力抬头，新思想受到遏制。在1277年的“大谴责”中，阿奎那的一些观点受到天主教会批评，幸运的是阿奎那的支持者们阻止了这一谴责的扩大化。1323年，阿奎那被封为圣徒，教会公开宣告任何违背阿奎那教导的谴责都不具备效力，这意味着阿奎那的工作获得了主流的认可。
进入15世纪，经院哲学衰败，理智主义的哲学逐渐挣脱中世纪的信仰传统，一神教信仰蜕变为西方文明的底层逻辑和潜在价值。如果没有阿奎那对古典理智主义哲学的消化吸收，这一过程可能会更加缓慢和艰难。阿奎那不仅为欧洲的思想解放铺平道路，也为西欧文明保留了自身的文化精髓。他的工作使得西欧中世纪的一些积极价值观念，得以在世俗化浪潮中存续和发扬。他对至善的追求、对存在的洞见，对人本身的爱与尊重都以哲学的方式得到证成。正如学界评价的那样，“托马斯在他的教导中提出了新的问题，发明了新的方法，使用了新的证明系统”，这些创新让中世纪的旧思想呈现出新气象，从而使得他的哲学超越其所处时代。
“总是愿意接纳各种不同文化的价值”
尽管无可避免带有中世纪的时代烙印，阿奎那的思想具有独特的当代价值。有哲学家曾深刻地指出，“认识阿奎那就等于认识了中世纪最好的、最有能力的，而且最具现代性的心灵，因为托马斯既是超时的又是合时的，他适于所有时代的人。”正是因为具有这种合时性，中世纪之后的托马斯主义经历了多次复兴。
16至17世纪，托马斯主义在南欧复兴，哲学史称之为伊比利亚运动。到了19世纪，托马斯主义进一步发展，其调和西欧中世纪与古典文明的贡献得到有史以来的最高评价，世界各地纷纷设立托马斯研究机构。20世纪以来，托马斯主义展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既有严守阿奎那本人思想的研究，诸如严格的托马斯主义；也有局部性的理论研究，诸如形而上学、先验的托马斯主义；还有同当代哲学对话的阿奎那研究，诸如历史驱动的托马斯主义和分析的托马斯主义。今天，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参与到对阿奎那哲学的研究中来——不仅探讨其丰富的思想，还对其进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托马斯主义研究。
阿奎那的研究者来自不同的地域和文明背景，但他们都能从其思想中汲取精神养分，这得益于阿奎那思想的包容性。正如“人文博士”赞誉所彰显的，“阿奎那总是愿意接纳各种不同文化的价值”，他教导我们“如何发现关于人类之善的真理”。尽管不曾直接遭遇中华文明，阿奎那对人性和自然的尊重为当代中国学者研究和借鉴他的思想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阿奎那的思想与儒家和东方思想之间存在亲和关系。他是极少数赞成“爱有等差”的西方思想家，其道德哲学将共同体而非个体、将爱而非理智作为道德的基础，这些理论同中国社会和传统文化具有较强的共鸣。有东西方学者将阿奎那的德性理论与孔孟的道德观念进行比较研究，也有学者将阿奎那同朱熹做对照研究。作为西方文明曾经的思想桥梁，阿奎那在今天也不啻为一座东西方文明的桥梁，他不仅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西方的传统与现代，也让西方更好地读懂中国。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