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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我们迎来农历年中最后的节气——大寒。时近年关，天气寒冷，无论这一年有多少操劳，古人大多会选择窝在温暖的房中，过一个安安静静的冬日，期盼春天的到来。元稹在《咏廿四气诗》中“大寒”篇便道：
大寒宜近火，无事莫开门。
然而，他的好友白居易在这天看到了不一样的景象。元祐八年（813），因母亲去世，白居易离开京城，回到下邳守丧。与元稹一样，白居易在大寒这天窝在家里，裹着厚厚的裘衣和被子不出门，可当他将视线放到屋外，却看见村中其他农户的处境：他们穿着单薄的絮衣，屋子四面漏风，只能用捡来的木柴点燃一堆篝火，苦等白天的到来。
见此情景，白居易感慨：
乃知大寒岁，农者尤苦辛。
在古代农业社会，大寒不仅仅意味着一年劳动的结束，也意味着为来年生产做准备的开始，毕竟春天的脚步正悄然而至……
大寒候春
从今日的气候观测看，小寒和大寒究竟谁“更冷”值得一辩，但即便有小寒在先，大寒也配称一句“时如其名”，不算温暖。元稹提议别出门，实在是出于现实情况的真诚建议，但正所谓“物极必反”，大寒之后紧接着就是万物生长的“立春”。对此，诗人屈大均有一句精妙的描述：
穷阴天外积，寒绝逼春来。
偏是这最冷的时节，反倒是春日的前哨和先声。因此，虽然我们常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似乎冬天应当是收藏成果、安心修养的时节，实际上，为了来年农事的顺利开展，古人的准备工作从大寒就开始了。
《礼记》中《月令》一篇记载，大寒时节，在完成冰块采集工作后，朝廷就得立即派有关官员“令告民出五种。命农计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即提醒百姓准备好来年耕种要用的种子和农具。由此可见，要想获得一年的好收成，春日的辛勤耕作固然重要，大寒前后的准备工作同样不容忽视。
农人打理田地，需要在冬日做好安排，国家治理更是如此。同样根据《月令》记载，时近年末，古代君臣也需要举办自己的“年会”，无论是在朝官员，还是地方上的诸侯、宰卿，都得在这段时间入朝进行“述职汇报”，汇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人口数、耕田亩数等等体现政绩的数字，以使天子对国家的发展情况有清晰的了解。在“述职”之外，天子召集群臣，对新一年的工作做出规划，即“天子乃与公卿大夫共饬国典，论时令，以待来岁之宜”，保证各年度的工作之间有效衔接，确保政策的长久施行。
正是出于对来年诸事的重视，大寒这天还有不少颇具特色的祭祀活动。比如盛行于中国东南沿海的“尾牙祭”。“牙祭”是一种祭祀土地公的活动，在每年的二月初二开始，我们常说的“打牙祭”的起源正在于此。后来，每个月的初二和十六这两天都会进行祭祀，而大寒正好处于十二月十六日前后，是农历年最后一个祭祀日，因此被称为“尾牙”，也是一年中最重要的“牙祭”。除了尾牙祭，人们在大寒这天还会祭灶、糊窗户等等。这些风俗与过年的种种活动一脉相承，同样体现着冬去春来、除旧迎新的意蕴。
寒尽春来
人生不免遇到寒冬。元丰六年（1083），已遭遇“乌台诗案”的苏轼正住在黄州，虽然境遇艰苦，他早已学会了旷达自洽。这一年的大寒时节，他没有在家乖乖烤火，而是拎着一壶酒去了东坡，邀请巢三陪他涉雪出行。“巢三”真名为巢谷，与苏轼是眉山老乡，也是个奇人。他年轻时从其父受家学，原是个标准的文士，学成后按照宋朝文人一贯的人生轨迹，进京考取功名。巢谷来到京城后，遇到了同来京城参加武举的人，顿时觉得这群人“太酷了”（心好之），于是弃文从武，向这群人学起了武艺；时间一长，倒把自己考科举的东西都忘了，最终也没有获得功名。像这样“不务正业”之人，在家乡没有变成“反面教材”，反倒让小他十余岁的苏家兄弟十分钦慕，巢谷也对这两个后辈相当欣赏，与苏轼苏辙成了忘年交。苏轼遭贬黄州时，巢谷正在四方云游，闻讯便立即赶来黄州。因此，元丰六年的大寒这天，苏轼刚得了一坛好酒，立即想到巢谷，约在东坡见面，将此酒分而啖之：“我有一瓢酒，独饮良不仁。未能赪我颊，聊复濡子唇。”
从诗文内容看，苏轼此时的生活条件依旧艰苦，床上空空如也，只有一床败絮；灶台破破烂烂，薪柴也只冒烟不见火（空床敛败絮，破灶郁生薪）。苏轼和友人只能一边借酒取暖，一边聊些旧人故事，言谈间一不小心就“扫射”了苏轼堂哥的大舅子、也是苏轼的另一位朋友蒲宗孟。这位蒲兄是苏轼堂哥苏不欺的妻弟，虽与苏轼在文学上多有交流，却在政见和生活作风上十分不合。蒲宗孟施政严酷，贪图享乐，不怎么对苏轼的脾气。正巧前些天这位蒲兄曾试图给苏轼寄些银钱，却又担心贸然与犯官往来招惹是非，还特意请示了皇帝。苏轼得知，自然不免与巢三分享：“咱们那位老朋友可是当官赚大钱了，还想给我吐一口，他恐怕不知道我和你现在坐在这，冷得只能蛐蛐他吧！（故人千钟禄，驭吏醉吐茵。那知我与子，坐作寒蛩呻。）”
虽然条件艰苦，但此时的苏轼终究不是初到黄州时迷茫失意、怀疑人生的状态。重重打击之下，他已学会和严寒优雅相处：“行看花柳动，共享无边春。”一路走来，已经能看到花柳隐隐焕发生机，想必不久之后，你我就能一同欣赏无边春色了吧！
确实，人生的转机正在这看似没有尽头的严寒中悄悄孕育。次年，苏轼起复汝州，离开黄州。随后的元丰八年（1085），支持变法的宋神宗去世，主张保守的高太后临朝听政，苏轼也随即获得重用。好友巢谷却没有与他“共享春色”。据苏辙所述，自己在朝身居高位时，巢谷从未相见，可知苏轼为官时，巢谷亦从不与之相交。可当苏家兄弟双双被贬，一个来到广东，一个去往海南时，时年七十三岁的巢谷又出现了，先是来循州（今广东惠州市、河源市、汕尾市、梅州市的大部分地区）见了苏辙，又说要渡海去见苏轼。苏辙见他病骨支离，担心他路上出意外，苦苦劝阻无果，巢谷依旧毅然上路，却在路上被贼人所劫，最终没有和苏轼见上最后一面。或许在得知这个消息时，苏轼还会想起这个多年前的大寒日，想起自己写下的“共享无边春”。或许那一日在寒冬中悄然生长的春日，不仅仅是即将到来的年景，更是这足可鉴日月的友情吧。
何惧风寒
和苏轼一样，在四百年后的南京，同样有人裹着粗衣薄絮，随手记下了所思所感：
春暖秋凉自不难，梅花何爱雪边看。
自知不及尧夫老，今日梁塘是大寒。
这首诗的作者是庄昶，生活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随着土木堡之变的爆发，大明仿佛被瞬间挫灭了进取的锐气，政治上趋于保守，社会上的各种矛盾渐次显现。庄昶正生于这样一个外部相对稳定、内部却危机四伏的时代。他于29岁得中进士，随后选为翰林，正是年轻气盛、风华正茂的年纪，却与这个沉滞的时代迎头相撞。出仕仅一年，他便因谏止皇帝铺张浪费受到廷杖，贬为桂阳州判官。之后虽得赦免，改任南京行人司副，在这个极度边缘的闲职上虚度了三年，后来父母接连去世，只能离职丁忧守丧。为父亲守完孝期后，庄昶没有再回到官场，而是在定山隐居下来。这一隐居就是二十余年。
庄昶的这组《辛亥大寒梁塘道中有作》，作于弘治四年（1491），这既是其隐居生活的后期，也接近其人生的结尾。随着弘治帝的登基，一些人开始试图对这沉闷阻涩的局面做出改变，庄昶也重新回到朝中人的视野。然而，由于与当时的大学士丘濬交恶，庄昶依旧没有得到重用，且因为官职的调动，于宦途中染病，不久便因老疾遭罢，于两年——后弘治十二年（1499）去世。他的一生似乎不顺心处多于得意，以其中举的年龄和翰林的出身，庄昶完全可以拥有更加顺遂、更有前途的人生，但对这片看不到边际的时代“寒冬”，庄昶却自有看法。据其所撰的《竹雪轩记》，在定山隐居期间，庄昶在自己房前屋后种满了竹子，“每大雪，竹益苍翠，清映窗牖。予坐其间，觴咏啸傲无不相对，意甚适也”。每到严寒雪天，万物萧瑟，他的小屋周围却因有竹林掩映，依旧青翠清幽。在庄昶眼中，这样的景色，即便是到了春天，花柳繁茂，也不过如此。“窗草不除春意也，前川花柳亦春意也，雪竹何春意哉？夫春意不过以道言耳。”庄昶认为，春意本散于万物，并不拘于花柳或雪竹；即便是寒冬翠竹，若能得一丝春意，亦是无边春色。
或许正因有这份对人生的超脱，庄昶的隐居生活其实并无失意落寞，而是如雪天的翠竹一般生机勃勃。他种竹子，与友人写诗唱和，喜好研究理学，颇擅将玄妙的理学大道融入诗文中。隐居期间，他还顺便收了一个学生，教其诗文学问。这个奉父命前来学习的学生，就是文徵明。
因此，在这个临近人生末尾的大寒日，庄昶的心境，并不似屋外的狂风与暴雪一般凄凉。在这组诗的第二首中，方可见其真实的心绪：
冻云江路本知难，山是山人分所看。
自裹木棉粗破衲，老夫何怕北风寒。
人生之中，严寒与低谷总是难免。然而即便身处其间，亦要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积极寻找生活中的美好与希望，勇敢地面对困境，努力地坚守内心的信念。而今又逢大寒，愿我们都能在岁末的寒风中，以积极向上的姿态，去迎接每一个挑战，收获满满的希望与幸福！
编辑：周斌 詹茜卉；本文图片均系AI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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