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世长安：唐代的民俗与人文》，程蔷、董乃斌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本书以系统专业的民俗学研究体系为基础，运用与唐代相关的文学作品深入浅出地论述，复原出繁华多元的真实唐朝。所引资料涵盖诗文撰述、经史典籍、笔记轶闻、传奇小说、敦煌曲辞、碑铭墓志，以及民间传说、歌谣谚语等。以民俗学视角研究这些文献，讲解严谨而辩证，涉猎广泛又充满细节，让活生生的大唐世界得以从故纸堆中浮现。
>>内文选读
长安东、西两市中最能体现唐人诗化生活意向，且与诗人文豪们关系最为密切的地方，还要算酒肆旗亭这种买醉寻欢之处。刘《隋唐嘉话》载初唐一则传说云：“李淳风奏：‘北斗七星官化为人，明日至西市饮酒。’使人候之，有僧七人共饮二石。太宗遣人召之，七人笑曰：‘此必李淳风小儿言我也。’忽不见。”故事之无稽毋庸多辨，而长安西市酒肆的出名却由此可见。事实上，酒肆旗亭固以东、西两市较为集中而有名，却是全城许多里坊中都有，只不过规模大小不等而已。至于全国各地，尤其是各类城市集镇，酒店或贳酒之家更是必不可少。今传唐诗中，饮酒之诗数量极夥，有的诗人如李白，其诗更被说成十分之九同女人和酒有关。而白居易则有“诗二千八百，言饮酒者九百首”之评。饮酒当然不必均在酒肆，但这一类题材涉及酒肆者确实几乎俯拾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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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的王绩是个嗜酒如命之徒，一生留下许多与酒有关的轶事与诗文，其《题酒店楼壁绝句八首》写到了当时酒店供应的品种：“竹叶连糟翠，蒲萄带麹红。”（其二）写到了当垆的胡人（姬）：“有客须教饮，无钱可别酤。来时长道贳，惭愧酒家胡。”（其七）
在酒店饮酒，并在壁上题诗，这是当时的一种风气，也可以说是一种风俗，犹如现代的饭店酒家常喜邀约名人题诗作画悬挂于厅堂墙壁，以增加其店的文化色彩，提高其文化档次。只是唐时酒店题壁所写内容，多与眼前事直接有关，故往往富于真实切近的民俗意味。
胡人来中原经商开店，除做珠宝杂货生意外，经营酒肆也是主要行业，而“胡姬当垆”“胡姬劝酒”也就成为一种堪与“胡人识宝”比美的极具时代特色的民俗文化景观。胡人识宝我们将在下文论及，这里只说胡姬卖酒之事。
有一位与贺知章、张若虚、包融等人同时代且同为吴越之士的诗人贺朝，在长安游宦时曾写过一首题为《赠酒店胡姬》的诗。诗云：
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锵锵，红铺新月，貂裘坐薄霜。玉盘初鲙鲤，金鼎正烹羊。上客无劳散，听歌《乐世》娘。
这是某次在胡人所开酒店饮酒后写赠给胡姬之诗，从中可以看到这个酒店设备相当豪华，菜肴也非常考究，而且饮酒时有音乐相侑，酒店还有精彩的歌舞表演。《乐世》，即唐时由西域传入的《绿腰》乐曲。据《乐府杂录》云，《绿腰》是一种软舞曲，由琵琶伴奏，曲调繁而急，宛转动听，听来令人有“正抽碧线绣红罗，忽听黄莺敛翠娥”之感，若由来自西域或有胡人血统的胡姬表演，自然更加富有魅力，所以诗人劝同饮的酒友们不要一醉即散，一定要留下来欣赏那动人的《乐世》歌舞。也许这歌舞的表演者就是贺朝赠诗的那位胡姬，也许在这酒店服务、表演的胡姬远非一人，诗题上的“胡姬”实系复数，总之，诗人的情绪显然是被她或她们调动起来了。这首诗虽短，其所提供的民俗文化信息却相当丰富。
酒肆本是任何人都可出入的公共场所，所以这里往往出现一些奇客异人，发生不少传奇故事。如《潇湘录·贞元末布衣》一篇说，“贞元末，有布衣，于长安中游酒肆，吟咏以求酒饮，至夜，多酣醉而归，旅舍人或以为狂”。就是这个“狂人”，结识了一位老叟。二人相识甚契，“老叟乃欢笑，与布衣携手同醉于肆”，成了忘年的酒友。这个布衣原来是个神仙有道之人，“后数日，不知所在，人有于西蜀江边见之者”。从这个故事可以约略知道出入酒肆的都有些什么人。
自然，酒肆更是文人墨客们流连忘返之地，所以往往与文学关系密切。
从贺知章、李白的结交经过，可以说长安酒肆提供了文人会友订交的最佳环境。孟棨《本事诗·高逸》载：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
这则故事据李白研究家们考据，具体时间和真实性均有问题，但我们认为其民俗资料价值极其可贵。贺知章惊叹李太白为“天上谪仙人”，以金龟质酒与李白一醉方休的举动，以及李白欣然受之，遂与其结为忘年之交的反应，本质上符合二位诗人的独特气质，也符合盛唐人豪迈洒脱、乐观自信的时代性格。而以旅邸又兼酒肆，也正是当时长安市井的常见情景。故事中说，二人初识之后几乎每日相会。所谓“期不间日”，乃是每日相约谈诗论文，而长安诸酒家便该是他们相聚的最好地方了。
李白作为有唐一代最著名的高阳酒徒，可以说走到哪儿喝到哪儿，而有胡姬招客的酒肆，则是他更爱光顾之处。他在《少年行二首》之二中写道：“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在《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二首》之一中，又写到“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的情景。看来，唐代文士，无论出游还是送别，痛饮高歌都是少不了的内容。上引《本事诗》的后半，还述及李白被召入翰林后，某次玄宗召其进宫作诗，而他却在宁王府喝得酩酊大醉，“既至，拜舞颓然”。然而就在醉醺醺中，写出了格律精整、“笔迹遒利”的《宫中行乐词》五律十首。不过，李白的市井酒徒形象还是杜甫的《饮中八仙歌》刻画得最好。“饮中八仙”指贺知章、汝阳王李琎、左相李适之以及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等八人。其中除了汝阳王、左相因官高位尊未必会到普通酒肆饮酒外，大部分人都和李白一样，是长安诸酒肆的常客，且看杜甫如何写李白的狂态：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长安市上酒家眠”一句不仅使我们犹如目睹诗仙李白玉山将颓的潇洒脱俗丰姿，而且使我们可以想见当日长安酒肆那种热烈与闲适交织的怡悦气氛。如参以其他资料，对此印象当会更深。如《太平广记》卷302引《集异记》一则志怪故事，云：
卫庭训，河南人，累举不第。天宝初，乃以琴酒为事，凡饮皆敬酬之。恒游东市，遇友人饮于酒肆。一日偶值一举人，相得甚欢，乃邀与之饮。庭训复酬，此人昏然而醉……
故事到此，并无志怪气息，其所述可以说是盛唐长安日常生活之一斑，正可与前引李白、贺知章故事相印证。
王昌龄、高适、王之涣旗亭传唱的著名故事，又向我们昭示，当日长安酒楼在某种程度上实具有文艺沙龙的性质。这则故事亦见于薛用弱《集异记》：
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齐名。时风尘未偶，而游处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诗人共诣旗亭，贳酒小饮……
不能设想三诗人登楼饮酒会不谈诗论文。“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对唐人来说，诗酒文章本来是不可分的事。“忽有梨园伶官十数人，登楼会宴。三诗人因避席隈映，拥炉火以观焉”，三诗人深知当时伶人爱用诗人之词入歌的习俗，于是暗暗相约：“我辈各擅诗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观诸伶所讴，若诗入歌词之多者，则为优矣！”这是一种虽然有很大偶然性却相当客观公平的竞赛办法。不一会儿诸伶开始演唱自娱，王昌龄七绝二首，高适五绝一首，先后被唱，二人自然暗自得意。王之涣不免有点着急，乃说自己的诗是《阳春》《白雪》，必得诸伶中最佳之人唱之，又说：“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诗，吾即终身不敢与子争衡矣。脱是吾诗，子等当须列拜床下，奉吾为师。”后来那位妙妓果然唱起了王之涣的《凉州词》。王之涣算是赢了最后一局。值得注意的是，整个争诗名之胜的过程中，始终洋溢着友好欢乐的气氛。王之涣提出赌赛新条件，昌龄、高适“因欢笑而俟之”。《凉州词》唱出，王之涣开心地揶揄二人：“田舍奴，我岂妄哉！”三人还是“大谐笑”。因此惊动诸伶，邀他们入席共饮，于是“三子从之，饮醉终日”。有学者考证，认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人开元中相会于长安绝无可能。我们认为，这故事的价值，本来就并不在于提供作家生平的确凿史料，而作为在民间盛传的文人故事，它却很精彩地反映了盛唐人开阔爽朗的心胸、积极自信的生活态度，一般市民，包括伶官艺人对于著名作家的崇慕景仰和当时民俗生活的若干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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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酒业在古代中国发达已久，至唐代更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各地均生产许多名酒。长安位居全国中心，长安的酒肆旗亭也就自然成为各地美酒佳酿荟萃之处。正因为这样，中唐元和、长庆间人李肇才有可能在他所著的《唐国史补》中开列出一份全国名酒的清单：
酒则有郢州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河东之乾和蒲萄，岭南之灵谿、博罗，宜城之九酝，浔阳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虾䗫陵郎官清、阿婆清。又有三勒浆，类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谓菴摩勒、毗梨勒、诃梨勒。
既然长安市上酒肆旗亭为数甚多，它们之间的竞争便必不可免。为了更多地赢利和发展，有些财大气粗的酒家在选择店址、装潢店面、增添妓女歌舞侑酒之类服务项目方面极下功夫，力求压倒同行，独占鳌头，甚至不惜做出抬高酒价、降低酒质的非法不义行为。这些都是长安酒肆业中客观存在的现象。中唐诗人韦应物曾在《酒肆行》诗中对此做过反映：
豪家沽酒长安陌，一旦起楼高百尺。碧疏玲珑含春风，银题彩帜邀上客。回瞻丹凤阙，直视乐游苑。四方称赏名已高，五陵车马无近远。晴景悠扬三月天，桃花飘俎柳垂筵。繁丝急管一时合，他垆邻肆何寂然？主人无厌且专利，百斛须后薄为大偷，饮者知名不知味。深门潜酝客来稀，终岁醇味不移。长安酒徒空扰扰，路傍过去那得知。
诗末云“长安酒徒空扰扰，路傍过去那得知”，说明上述某些堂皇表象背后的弊端与不良情况，并非人人皆知，而韦应物既写得如此凿凿，显然是对此深有了解的。任何社会都是复杂的，不可能是清水一盆，商界尤其如此。民俗风气也总是有善有恶、有良有窳。看到唐代长安酒肆业的繁荣及其文化意义，同时又从韦应物的诗看到这个行业存在的某些陋习乃至恶德，这才比较全面地看到了真实的、活生生的唐代长安民俗生活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