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日报中央厨房-博古知今工作室】
想象一下这个场景：考古队员拿着刚出土的文物，看着上面的简体字陷入了沉默……
队员们：这……是什么时候的？
队长：两周的吧。
队员们（难以置信）：西周东周？
队长：不是，俩礼拜以前盗墓贼放进去的吧。
队员们：……
文物上出现简体字，这事儿的确离谱。毕竟，在我们的印象中，简体字是1956年国务院通过并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简化字总表》问世后才基本定型的。古人怎么可能会写呢？
然而，这种观点是绝对正确的吗？是不是无论什么文物，只要身上出现了简体字，就可以被认定为赝品呢？
这么难写，“偷个懒”不过分吧？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件唐代的瓷器。
这件执壶出土于唐代长沙窑，壶身上写着一句格言：“为君報此訓，世上求名利。”
有没有发现哪里不对劲？
难道不应该是：“為君報此訓，世上求名利”吗？？？
这里的“为”咋会和现代简体字一模一样！？
再看另一件瓷器，上书大字二十个，前十九个都很正常，再看最后一个字——谁来解释一下，这个简体字“来”是怎么回事？
你以为只有瓷器这样？不不不，在书法作品中更多！隋唐年间，有一位书法名家——智永和尚。智永俗姓王，是王羲之的七世孙，如假包换的古代人，初唐著名书法家虞世南就是他的弟子。智永流传于世的名作很多，其中就有一篇《真草千字文》，长成这样——
《真草千字文》的写法很有意思，每一句话都写两遍，右边一列是楷书，而左边一列是草书，可供读者对比学习。然而就是这样一对比，就有人发现了问题：楷书“寒来暑往”的“来”字，草书“辰宿列张”的“张”字，以及草书“露结为霜”的“为”字，竟然全部都是简体字写法！
破案了，这是个恐怖悬疑故事。
打住，其实之所以写“简体字”，只是因为一个朴素的原因：省力。这也正是繁体字简化的第一个原因。
繁体字笔画复杂，难写又难记，这个问题不仅困扰着现代人，就连古人也为之发愁。一笔一画写吗？那样太费时间，光是想想都觉得手腕发痛。但如果写得太简单，就只剩下一根意味不明的线，不仅别人看不懂，就连几十年后的自己都未必能认出来。
于是，为了名正言顺地“偷懒”，古人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化繁为简，只保留字的框架和特征，而省掉一些不那么重要的笔画。这样一来，书写者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字形的束缚，写得又快又好不再是梦。
统统合并，汉字也玩“消消乐”？
而繁体字简化的第二个原因，其实与其说是“简化”，倒不如说是“合并”。例如在《倪宽赞》中，就出现过简体的“向”字。
《倪宽赞》据传是唐代褚遂良所作，短短四百余字，提及近六十个典故，历数前代名臣大儒，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西汉刘向。如果网上搜索一下，就会发现“向”字的繁体字写作“嚮”，除了偏旁“向”字底，头上还有一个很复杂的“帽子”。更有趣的是，就在《倪宽赞》的开头，还出现了一个繁体的“嚮”字。
这咋还一时一变呢？
无独有偶，在众多的《兰亭集序》摹本中，同样出现了这么一个“向”字。
一次还可以说是意外，两次可就不能用巧合来解释了。难道大书法家们都会写简体的“向”？让我们把时间再往前拨，回到先秦时期就会发现端倪。在已出土的甲骨文中，“向”字是这样写的——
再看看“向”字的字形演变，无论是《说文解字》中给出的小篆字形，还是后来定型的汉隶，都是头上一个顶盖儿，盖里张着一张“口”。尤其是汉隶字形，已经和今天的简体字“向”一模一样。
这下破案了，原来“向”字不是被简化了，而是“返祖”了。其中的关窍还要从造字说起。“向”字的本义是“回响”，甲骨文写法是画一个房子，然后在房子里画一张“口”，表示人在房间里说话产生回音。
到后来，它的字形被其他字“借走”，成了假借字，意思变为“朝着北面开的窗户”，也就是《说文解字》中说的“北出牖也”。而为了表示它原本的意思“回响”，人们就在“向”字左边再加一个“口”字，“响”字就这样诞生了。
所以在诞生之初，“向”字就已经是类似今天的模样了。那么，为什么后来“向”字会越变越复杂，最后顶上一个沉重的“帽子”呢？要解答这个问题，就要从具体的语境入手。我们就以《倪宽赞》和《兰亭集序》中的两句话为例。
群士慕嚮，异人并出。（节选自《倪宽赞》）
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节选自《兰亭集序》）
在第一句话中，“嚮”是向往、趋向的意思，和“向”字的两个字义都没有什么关联。而第二句话中，“向”是“从前”的意思，而从前的事情，就是不断在脑海中“回响”的记忆，正好能和“向”字的本意关联上。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这是因为在古代汉语中，“嚮”字和“向”字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字。为了书写识记方便，《汉字简化方案》就将这两个字合而为一，保留更简单的“向”字字形，并且将两个字的字义合并，就形成了我们今天使用的简化字“向”。
在汉字简化过程中，类似的案例还有许多，例如简化字“卜”字合并了“卜”（本意是占卜）和“蔔”（曾经见于“蘿蔔”，即“萝卜”）两个字，“虫”字合并了“虫”（读作huǐ，本意是小毒蛇）和“蟲”（读作chóng，本意是各种虫类）两个字，“丑”字合并了“丑”（本意是用手抓着扭，后来指十二地支中的丑时、戏曲中的丑角）和“醜”（本意是难看的）两个字，“号”字合并了“号”（本意是放声大哭）和“號”（本意是大声呼喊）两个字，诸如此类数不胜数。
这样一合并，汉字的数量就少了许多，人们需要识记的字量也随之减少，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汉字的使用成本。只有两个字却能玩上“消消乐”，不愧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
此外，还有一些字明明关联不大，却常常被人们误解。举个例子，你知道“于”字的繁体字是什么吗？
或许有人会说是“於”，但实际上，“于”字的繁体字就是它本身。“于”和“於”原本是两个不相关的字，只是因为读音相近，近代时已经将它们混用，后来干脆就合二为一，成为一个字。但在古代，极少出现将“于”字写成“於”的情况。
读书人的事，怎么能叫“懒”呢？
前文中我们说到，有些字之所以写作简体，或许是因为写作者图快，想要“偷个懒”。那么问题来了，这种做法只是书法家的个别行为吗？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除了书法家之外，还有另一群更想“偷懒”的人。
唐代以来寒士渐起，一部分平民有机会读书识字。到宋元时期，雕版印刷术得到推广，使得书籍的制作成本大大降低，书价下降，底层百姓也能买来看。
同时，话本、杂剧、词等民间通俗文学形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开辟出一片广阔的市场，养活了一大批百姓，如以写剧本、话本和作词为生的作者，以及抄书为生的手艺人。至此，文字的使用体量已经相当庞大。
写字的人多了，繁体字的缺陷就慢慢显露出来：写起来太慢了。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多赚几个铜板，抄书人们有时会“夹带私货”，时不时少写几笔，蹦出来几个简化字。
古代的读者们一看，这字虽然陌生，但连蒙带猜竟然也能读懂，慢慢地就适应了。
一个想写，一个愿意包容，久而久之，这些字就越来越多，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用法。这种简化字被称为“俗字”。在宋代刻本中，就出现过“号”“门”等俗字，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唐代敦煌写经残卷中已经有了俗字的身影。可以说，汉字使用需求的猛增是繁体字简化的直接动力。
所以，下次我们再看鉴宝节目的时候，如果有人拿着写了简体字的“文物”，先别着急给他轰出去，而要结合文物上的其他信息综合判定——没准不是赝品，而是老祖宗偷懒时的产物呢？
不过温馨提示，也不是所有简体字都不值得怀疑。
比如，如果一件瓷碗的底部款识写着：
“大明成化年制”——有可能是真的，再看看其他方面。
但如果写了：“亲，大明成化年制的哦~”——直接轰出去！
由于在民间广为流传，俗字有着极强的生命力，一些俗字甚至因为使用频率过高，已经取代了正字。也因此有过多次“正俗之争”，到明清时期，正字和俗字之间已经达成微妙的平衡：官方仍然采用正字，至于百姓们写正字还是俗字，爱读什么字，只要不太过分，已经没有严格规定。
《宋元以来俗字谱》等文献整理了一部分俗字的流传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在宋代，一些俗字的写法已经足够简单，并且已经被大众广泛接受。1956年，它们直接被《汉字简化方案》吸纳，成为现代简体字的一部分。
《汉字简化方案》中明确指出，现代简体字的主要来源是古字、俗字、异体字和草书楷化字。也就是说，简体字并不是被“造”出来的，而是参考了众多的古籍，将同一个字的不同写法汇总在一起，最终选定其中一种作为“正体”。
除此之外，《汉字简化方案》还参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这是20世纪30年代的学术成果。1934年6月，陈子展等学者先后发表文章，发出同一个呼唤：反对文言复兴运动，要求简化汉语和汉字，建设更加平易近人的“大众语”。这个主张说到了许多人的心坎上，一时间四方响应，学者们纷纷加入讨论。
半年后，在陈望道、蔡元培、丰子恺、叶圣陶、郭沫若、胡愈之等学者的推动下，“手头字”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所谓“手头字”，就是上文中提到的俗字。《第一批简体字表》就在此时诞生，它整理了一部分常用的俗字，为后来的汉字简化奠定了基础。
从繁体字到俗字，再到今天我们使用的简体字，汉字简化是一个颇为曲折的过程，既要贴合大众的使用需求，又要尽可能保留汉字的原貌。时至今日，规范化的简体字已经成型，在使用它们的同时，我们也应了解汉字源流，明白它们如何被创造出来，又是如何在点横撇捺间记录生活，乃至讲述历史，承载一个民族数千年的记忆。
参考资料：
1、长沙窑课题组《长沙窑》，紫禁城出版社，1996
2、《宋拓隋智永真草千字文册》
3、《倪宽赞》
4、《兰亭集序（神龙本）》
编辑：周斌 詹茜卉 胡心雅
本文来自【人民日报中央厨房-博古知今工作室】，仅代表作者观点。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提供信息发布及传播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