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永苹
2024年10月10日，瑞典文学院将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韩国“70后”女作家韩江。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素食者》《失语者》《不做告别》《少年来了》《黑夜的狂欢》《伤口愈合中》；短篇小说集《白》《植物妻子》；诗集《把晚餐放进抽屉》等。2016年，韩江曾凭借小说《素食者》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而布克奖一直是诺奖的风向标。可见，《素食者》这部小说对于韩江整体创作成绩的重要性和决定作用。
韩江获奖之后，评论界褒贬不一。有人说，他的小说直面了韩国社会和历史中的创伤事件，极具勇气；相反的观点则认为，韩江的写作手法虽然娴熟，但是从整体的写作成就来说并不显著，具体到韩江重要的作品之一《素食者》，有学者对这部小说的成就持保守态度，认为这部小说“是三个短篇拼合而成，缺乏统一性”，而其作品中“幽闭、疯狂、幻想变形的女性题材并无新意。”（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郝岚）。笔者在此对这一看法持认同态度，原因是韩江《素食者》这部小说与卡夫卡小说《变形记》之间存在着同源性结构关系，即《素食者》是女性版、加长版和具体化的《变形记》。
本文借用了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1912-1991）的“原型理论”的逻辑线索，来谈一谈《素食者》与《变形记》之间的同构关系，进而阐释《素食者》是如何在《变形记》的创作逻辑基础上延展出其小说构造的，在此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尚无证据证明此两种小说之间直接的模仿关系，本文企图以两者之间的思维逻辑和文学美学手段为切入点，通过两者的对比，厘清两篇小说相似的结构特征和象征意味。
思洛普·弗莱是20世纪50-6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批评家之一，他的著名理论作品《神话与原型》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文学创作现象，他通过对于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ck）的作品的研究，发现布莱克的诗作中的神话体系与《圣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他的几部重要著作《威严的对称》《批评的解剖》和《伟大的代码》都是探讨伟大作品与《圣经》之间的联系，即《圣经》之后的许多文学作品都是在与《圣经》的对话当中建立起自身的形式、结构和方法的。美国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著作《影响的焦虑》通过对浪漫主义诗人的研究，提出后来诗人与前辈诗人之间存在一种影响的焦虑的关系，即后来的诗人通过对前辈诗人的模仿、误读与超越焦虑产生自己的文学创作。虽然弗莱所谈论的是《圣经》与之后文学的影响关系；而布鲁姆所谈的多是诗歌创作中诗人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但是在小说创作当中也存在着这一“影响”，即后来的写作者在前辈的资源当中采取何种方式和态度，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求生和反扑行为，伟大的作家通过“逆崇高”的方式，来打碎前驱的连续运动，进而通过有意的误读和纠正与前辈进行殊死搏斗，从而让前辈退居到自己的背后，完成与前辈作品的竞争和较量。但很多作品通过直接从经典文学当中“抽取”或者“借用”思维形式来写作自己的作品。当然这一情况并非值得褒贬，文学源流始终是一条无尽探索的绵延不绝的大河，可以说，无论是弗莱的原型理论，还是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所提出的都是文学后辈同行如何在前辈的疆土当中重新发现“宝藏”与“缝隙”甚至寻找可能的文学方法，提炼自己的写作方式，从而采用一种更加符合时代的创作方式。本文要谈论的韩江小说《素食者》与现代派源头作家卡夫卡的经典作品《变形记》之间的同构关系，则适合从这一角度来理解……我们将从两则小说的逻辑建构、情节点的设计、到小说的美学风格、整体氛围的设计几个方面来透析两者之间的同构关系，进而解构韩江小说《素食者》的文学意蕴和美学风格。
《素食者》在《变形记》的基础上进行了一次“推进”或者“逆反”，就是主人公从“形变”到“质变”，是一种“内在迥异”的变化。
众所周知，作为现代派文学的开山鼻祖，弗兰茨·卡夫卡以惊人的笔触使得文学告别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模式和美学，进入了深入探讨人的存在与异化的现代主义领域，具有不可撼动的经典文学地位。而他的小说《变形记》，则是“卡夫卡式”小说的经典中的经典。小说描写了银行职员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的故事……格里高尔是一家旅行公司的业务员，整个家庭（包括父母和妹妹）的经济支柱。一天清晨醒来时，格里高尔则变异为一只大甲虫（也有翻译为跳蚤）…… 小说用形象的方式，隐喻性地将人与人之间的痛苦的异化关系放入到一个“裂变”情节当中去，进而观察到周遭亲人和同事两方面的态度的急剧变化，通过荒诞不经的情节设置，企图反映出人的生存的悲剧性和荒诞性本质。
首先，我们看到格里高尔所发生的是一种“巨变”，这巨变是从“人”到“虫”之间的巨大变异，即突然之间变为“非人”的生物，这种设置有超现实的成分，也有荒诞的成分，但是无论是何种强度，都是建立在一种“裂变”的基础上的，即主人公从某一天的某一时刻突然之间发生了一种“非人化”的异常变化，而韩江的小说《素食者》中的女主人公英惠也是在某一天“突然”开始“不吃人类常吃的肉”，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素食者》主人公的“不吃肉”，与我们通常意义上普通人群中因为宗教信仰（一般是佛教）或者因为健康原因而选择“吃素食”的人截然不同，《素食者》中的主人公选择“不吃肉”的变化没有依据，是突然出现的一种“变异”行为，恰似《变形记》中格里高尔毫无来由，毫无征兆的变为虫子一样……在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韩江在描写这一“裂变”发生的时刻，所采用的那种效果加强作用，一方面主人公的这一变异行为毫无征兆可言，这一行为异常性在行文中得到了描写效果的强化，即作者采用了一种近乎于恐怖小说的描写方式来突出这一“变异”的异常时刻：“妻子一动不动的看着冰箱。黑暗中，虽然看不清她的表情，我却感受到了一股莫名的恐惧。她披着一头蓬松且未染过色的黑发，穿着一条垂到脚踝的白色睡裙，裙边还稍稍打着卷……仿佛冰箱那里站着一个我看不见的人，又或者是鬼。”可以说，从这个丈夫的“观察角度”的刻画中，读者感受到的绝不仅仅是“不吃肉”这个决定的现实逻辑效果，而是着重强调和渲染了作者所给予的主人公“裂变时刻”面临的那一种恐怖氛围，为的是加强这一时刻的恐怖感和异常感，也就是说，为的是加强这一“裂变时刻”的冲击力。
卡夫卡的《变形记》如此刻画格里高尔·萨姆莎的变异时刻：“当格里高尔·萨姆莎从烦躁不安的梦中醒来时，发现他在床上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跳蚤。他的背成了钢甲式的硬壳，他略一抬头，看见了他的拱形的棕色的肚皮。肚皮僵硬，呈弓形，并被分割成许多连在一起的小块。肚皮的高阜之处形成了一种全方位的下滑趋势，被子几乎不能将它盖得严实。和它身体的其它部位相比，他的许多腿变得可怜的单薄、细小，这些细小的腿在他跟前，在他眼皮下无依无靠地发出闪烁的微光。”（陆曾荣译本）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变形记》中的“裂变”是一种“形变”，但是到了《素食者》中，主人公英惠的变异，则是一种“形与神”双重的变化：从妻子不再做家务，不再为“我”烧饭，不再爱说话等等异常行为举止中，我们可以看出她内部精神的变化，而她“一头蓬松且未染过色的黑发，穿着一条垂到脚踝的白色睡裙”的恐怖外形的变化，则是她的形变，可以说，此处除了妻子英惠的人的肉身还没有变化之外，她的内部和外部都发生了变化，或者说“变异”。此处，《素食者》在《变形记》的基础上进行了一次“推进”或者“逆反”，就是主人公从“形变”到“质变”，是一种“内在迥异”的变化，从这一裂变的时间点的前与后，变为了两种“生物”状态……另外，两部小说还有一个共同点是：都将变异后的反应聚焦在家庭成员对待“变异者”的态度变化上。《素食者》中，首先是丈夫对主人公态度的变化和恶化，接下来是其他家人，包括父亲、母亲和妹妹等其他家人对主人公裂变的态度变化到恶化，而且这种态度的恶化有着逐渐加码的趋势，也就是随着主人公裂变加深，这些人的行为和态度一点点逐步升级到一个无法控制的局面……《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的父亲母亲和妹妹都对于他变化逐渐从惊讶，到恐惧，到厌恶，最终到盼着他死去……一开始，父母一直不肯露面来看一看“它”究竟怎么了，反而是妹妹很“听话”地来每天早晚给他送饭，从最开始每天还给他送饭，到最后妹妹用脚踢食物进门，也不再有耐心关心“它”的饮食情况，直到满满地大家对“它”变得不闻不问，将之完全视作人类的对立面——异类。在《素食者》中，丈夫因为妻子第一次没有给自己洗涤第二天上班要穿的衬衫，没有“照料和送别”而破口大骂：“她这是疯了，彻底疯了。”丈夫对于妻子的“变异”不是关心和爱护，而是完全出于自私的目的，觉得没人再如此当牛做马照顾自己了，进而开始对主人公从恐惧到厌恶再到憎恨，盼望着英惠的家里人能“收拾”一下自己的女儿……最后干脆抛弃了英惠，让她自生自灭……接下来，妻子自己这边的亲人对于她的“变异”也充满了耻辱和愤怒：母亲、姐姐和父亲全都一同对于不吃肉的女主人公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攻击，谩骂与逼迫，甚至父亲在母亲喂主人公英惠吃肉她坚决不吃之后，居然动手打了英惠一巴掌。这一点点的转变与《变形记》当中家人对于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的态度逐渐“加码”，如出一辙。《素食者》中，“这世上哪有不吃肉的人！”将英惠推出了人类世界之外，即她不是人。家人们用这一荒诞的理论来规训英惠，认为只要大家都吃肉，英惠就应该吃肉，而不吃肉的英惠显然已经退出了人类群体的圈层，而进入了另外一个让人不安的，充满挑衅性的时空维度，即“异化”维度，这让她周遭的人无法容忍。而面对逼迫，英惠的选择是举起刀砍向了自己……至此，英惠展现了她退出人类群体的决心，众人也彻底地将她当作异类，拖出了人类世界。《变形记》中格里高尔也是一步步逐渐被推出人类世界，彻底变为被嫌弃和厌恶的“虫子”……也就是说，无论是《变形记》还是《素食者》都利用了周遭家人的态度变化，来反应主人公异化所激发起来的“人性衰变”，作者均运用了一种方式：即在主人公的“异变”发生之后，周遭家人被“照妖镜”照回原型，呈现出了可怕的人性深渊。在《变形记》中，面对格里高尔的变异，他的家人首先是恐惧，然后是羞愧，对于自己的孩子变成这个样子的羞愧；《素食者》中英惠在医院住院，丈夫对他只是厌恶，而母亲则一直莫名其妙对女婿抱有着歉意，而丈夫面对英惠则是任凭她自己举着点滴血液开始倒流，也只是看着不闻不问。
除了家人这一层面的描写，《变形记》和《素食者》两者都将社会对人的压迫和挟持放入到了小说的考量范围。《变形记》中以格里高尔的上司秘书主任为代表的人，寓意的是一种外在的社会性压迫和拘囿，如果说家人的变化是一种小范围的“家庭人性集体展示”的话，那么，上司对他态度的变化和心理压迫则显现出一种社会层面对人的压迫。《素食者》中，妻子不穿胸罩出席丈夫与上司及妻子的公司聚会，让丈夫感觉到一种社会性状态的窘迫，众所周知，社会性的很重要一方面就是要求大家“从众”，即不要跨越雷池，不要否定多数人的价值观念，而妻子不但不穿胸罩，还不吃肉，言语寡淡，丝毫不会社会交际的行为，让丈夫在社会群体属性当中，也跟随着妻子变为了“异类”。这种遭遇让丈夫失去了在群体当中的“从众安全属性”，进而遭到了领导的排斥，这一内容的展现也在《变形记》当中作为一个重要侧面进行了展现，格里高尔的“变异”让他的家人对他的态度发生了质的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秘书主任的到来……在《变形记》中，秘书主任作为一个社会性力量，代表着格里高尔所受到的社会性压迫，他一直是一个谨小慎微的小职员，一直生活在与秘书主任战战兢兢的相处中，但是由于他的突然“变异”，他与秘书主任的关系也彻底地发生了质变。这种变异是一种对社会压迫的“变形反抗”，即无法从直接的方式上进行反抗的一种“文学变形”。《素食者》也是如此，面对一种悲剧般的生存处境——丈夫对英惠“工具化的生物性”的占有、剥削与压制，作家采用一种超现实的处理方式，通过“变异”这一关键时刻的发生，让一切“脱序”，让现实处于一种被动的超现实荒诞中，因此照映出在这一“裂变”之后，相应的人的变化，进而更加强烈地反过来印证主人公，无论是格里高尔还是英惠所面临的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迫。
相比《变形记》，《素食者》在很大程度上缺乏浓缩的寓言性特征，韩江在象征主义的框架内，加入了现实主义的机理，但效果如何有待商榷。
从以上分析当中，我们看到作为小说基本创作动因和生发点，两篇小说存在着同构性特征。需要补充的是，我们所说的韩江的《素食者》与卡夫卡的《变形记》之间存在着弗莱原型意义上的同构性，主要体现在《素食者》的第一部分“素食者”当中，而笔者认为，《素食者》这部小说最好的部分就集中于它的第一部分，而第二部分“胎记”中以姐夫为视角的讲述和第三部分“树火”以姐姐为视角的讲述，包括英惠最后被送进精神病院作为疯女人的故事情节，都让这个原本力量集中的寓言性小说走向了庸俗。当然，在最后一部分关于姐姐的视角的讲述中，韩江加入了更多的女性的个体性控诉，包括东亚体系中女性家庭的从属性地位等的控诉，这一点其实完全可以合并到英惠的故事当中去……
在书的后记部分，韩江表示：“从2002年的秋天到2005年的夏天，我完成了这三篇中长篇小说。虽然分开来看会觉得每一篇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但要在一起的话，又会是成为有别于独立时的另一个故事。”虽然作者将三个故事连缀合并为一个故事，变为了一个长故事，不过可以看出这三篇故事缺乏有机的联系，实际上如果不是三个故事中的情节有关联，完全可以看作是三个独立的故事，尤其是第二个故事的内核描写了一段姐夫和小姨子之间的不伦之恋，无论从故事的写作手法还是艺术性，遑论语言，无论如何都算不上上乘之作。
诚然，我们看到与《变形记》相比，《素食者》加入了韩国社会的当代背景，也就是作者将一个象征主义的故事，放入了一个现实的框架内。但是，与《变形记》的精炼和浓缩相比，《素食者》的第二部分“胎记”和第三种“树火”则陷入了一种漫长的叙述拖沓，这两部分的写作既不属于现实主义，也不属于像第一章那样的象征主义，而更像一种庸俗的言情文学。这一部分也是这部作品遭到许多人诟病的地方。
韩江中文版系列作品策划编辑魏凡评价《素食者》说：“韩江的写作往往以通俗的外壳包裹严肃的内核，启人深思。她的作品介于纯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她的表述方式是通俗文学，但内核是严肃文学。相当于她在用大家都能听懂的话语在探讨一些很严肃、很深刻的话题。”这一说法自然是内行的看法，只不过笔者在此基本上持一种批评大于赞扬的态度。而有些评论家评价韩江作品有某种“先锋性的写作探索”，笔者则觉得韩江小说的先锋性不足，至少在《素食者》这部她的重要代表作当中表现乏力。
在谈到《素食者》的构思时，韩江曾经有过以下的自述，她说，这部小说是为了探讨：“人类的暴力能达到什么程度；如何界定理智和疯狂；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别人。”她希望《素食者》可以回答这些问题，想要通过该小说刻画一个誓死不愿加入人类群体的女性……“一个誓死不愿加入人类的女性”这一说法是以“变异性”的方式实现的，而在《变形记》当中，形变的格里高尔就是通过变成甲虫而退出了人类世界。与韩江写作手法不同的是，卡夫卡的写法始终是辛辣和讽刺的，他的语言精炼，意象集中，人物控制力极强，丝毫不去浪费笔墨；在《变形记》的结尾处，卡夫卡在格里高尔即将死亡之时，依然用着一种辛辣的讽刺在写作，他写道：“他（指格里高尔）已经知觉全无。他回想起他的家人，满心感动和爱……”这是一种极大的讽刺，在家人对他逐渐残忍地离弃之时，格里高尔所说的“爱”真是一种莫大的嘲讽。在小说的结尾，萨姆沙夫妇与女儿坐在通往新生活的车上，离弃了已经死亡的格里高尔居然还在盘算着女儿寻找“一个好夫婿”的事……这对嗜血、寄生的老夫妇，又将算盘打在了未出嫁的女儿身上……这又是多么大的讽刺。
哈米什·汉密尔顿出版公司出版总监西蒙·普罗瑟评韩江的作品时说，她“以极为优美而清晰的文笔，毫不畏缩地面对‘人类到底是什么’这一痛苦的问题——这个既能做出残忍行为又能表现出爱的物种。”而与此相比，韩江的写作强度虽高，但是写法上未免侵染耸人听闻与猎奇之嫌，而关于第二章中姐夫与英惠的关系的描写有落入言情文学之感……
诚然，《素食者》这部作品不能代表韩江所有的文学创作成果，她的其他重要作品，如《少年来了》直击韩国历史上被称为污点的“广州事件”；而《不做告别》则是描写1948年的济州岛四三事件……这两部作品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显现韩江作品中对于本国政治和历史的观察……也反映出她作为一位优秀写作者所拥有宽泛视角和政治敏感度以及直面历史创伤的能力。我想，诺奖的颁奖词：“以充满诗意的散文式笔触直面历史创伤，揭示人类生命的脆弱。”应该是对于韩江迄今所有作品的一个总结性的概括。
需要指出的是，通过将《素食者》与现代主义小说鼻祖卡夫卡《变形记》的对比来看，韩江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缺乏浓缩的寓言性特征，在象征主义的框架内，加入了现实主义的机理，但效果如何有待商榷。诚然，至今尚无直接的证据证明《素食者》与《变形记》之间的必然联系和写作模仿，但是，通过以上的对比研究，我们可以说《素食者》的写作与《变形记》存在着弗莱原型意义上的同构关系。可以说，在这个纬度上，卡夫卡作为先行者以《变形记》这一经典作品，表现出的不仅仅是人的卑贱与残忍，同时对人的生存境遇和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尤其是亲情的异化关系全面地提出质疑。在笔者看来，与卡夫卡一样，韩江的《素食者》也试图对于人类生存的合理性，特别是女性生存的合理性和荒诞性地位进行反思和质疑，她将卡夫卡的普遍性境遇问题，缩小或者集中与女性生存的合理性问题上，又将之移入了韩国的这一具体语境当中，虽然看起来有所区别，但是属于一个脉搏和源头。
（作者系诗人、书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