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科书上，陈炯明属于反面人物，原因在于他和孙中山在以下几个方面都有矛盾：
第一，来自是否与苏联合作。孙中山主张联俄，陈炯明拒绝与苏合作，认为与苏合作等于引狼入室。
第二，来自政治分歧。陈主张民治，孙主张中央集权，并要求党员要效忠领袖。
第三是北伐的问题。孙主张武力统一，陈则认为既然北洋政府恢复了临时约法，那我们没必要推翻他们了，谁当总统都一样，不如先发展经济，推行民主政治，等每个省都建设好了，大家坐下来再谈统一的问题。
这三条分歧最终闹到水火不容，双方竟至诉诸武力，一方炮轰总统府，一方组织东征，直接关系到后来的国运，影响不可谓不大。
孙中山读者想必很熟悉了，对陈炯明则未必了解，所以有必要先说说陈。
陈炯明是广东海丰县人。他出生那天，父亲刚好接到乡试中榜的捷报，于是给儿子取名陈捷。陈捷后来替自己取名陈炯明。他三岁丧父，九岁入县学，二十岁中秀才，前程可期。
但他后来放弃科考，追求新学，28岁时考入广东政法学堂。读书期间，陈炯明深受《天演论》的影响。老师朱执信评价他“品学兼优，热心国事”。1908年，30岁的陈炯明以优等成绩毕业于政法学堂。毕业后的陈炯明回到家乡创办了《海丰自治报》，自任主笔。第二年，陈炯明被推选为省咨议局议员，在担任议员的两年期间，陈炯明提交了“禁烟”、“禁赌”、“创办民办教育”等多个议案，旨在改造社会，提升国民素质。
在当选议员的同时，陈炯明还暗中加入了同盟会，奔走于革命活动。1911年武昌起义，陈炯明在淡水起义响应，光复惠州，将起义军整编为广东陆军第一军。广州光复后，陈炯明出任广东都督，率部进驻广州，采取一系列新政，禁赌禁烟、关闭娼寮、整饬吏治，使广东成为当时全国的“模范省”。
1913年7月，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陈炯明通电响应，起兵讨袁，宣布独立。9月，讨袁失败，陈炯明逃往香港，转赴南洋，待机再起。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重新组织中华革命党，自任总理，要求党员必须宣誓绝对服从，并要求盖手印确认。陈炯明认为这样做太过专制，不仅拒绝加入，还指责孙中山“沉迷于革命，不足以言救国”，并阻挠中华革命党人在南洋的筹款活动。孙中山对此大为恼火，二人开始有了矛盾。
1916年，陈炯明回到广东东江发动驻军和民军起义，参加讨袁斗争。1917年9月孙中山就任海陆军大元帅，发起护法运动。12月，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总司令。
1918年，陈炯明率粤军分三路援闽，驱逐北洋军阀，占领漳州及闽西南27县。陈炯明在漳州地区设立“护法区”，推进城市建设，创办《闽星报》，提倡新文化，派遣男女学生出国留学。漳州一时间面貌一新。陈炯明的政绩吸引来北京的学生，他们来漳州参观后，无不盛赞漳州实行的措施，认为“共产时代亦不过如此”。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也称赞漳州“是中国南部革命的中心”，“是中国革命青年和社会主义者的朝圣地”。德国一家报纸甚至说漳州是“东方一颗明星，正在放出光芒”。
1920年10月，陈炯明接到孙中山的命令，回师广东，赶走了盘踞在广东的桂系军阀，统一了两广。11月，省议会选举陈炯明为省长兼任粤军总司令。这是陈炯明第二次主政广东，他在继续厉行禁烟、禁赌的基础上，推行地方自治，实行县长民选。
1921年，陈炯明委托孙科起草完成了《广州市暂行条例》，并在这一年2月被省署公议通过。这是中国首次以市为行政单位订立的法规，标志着中国近代城市史上第一个建制市——广州市正式成立，孙科被任命为首任广州市长。新成立的广州市拆掉了城墙、新修了马路、装上了路灯、开辟了公园、建立了图书馆……陈炯明还推行教育改革，实施义务教育，开放男女同校，聘请陈独秀来粤主持教育。
就在广东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之时，1921年4月，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政法学堂毕业的陈炯明是反对非常大总统选举的，他认为：依总统选举法，总统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需占全部的三分之二，即达到580人才能举行选举。当时广州的国会议员才两百多人，不到原众议院人数的一半，而且实行记名投票，这岂不是自毁法律吗？和北方的毁法，又有什么本质不同呢？一旦广东成立正式政府，结局只有一个：南北之间将再次陷入战争。对此，陈炯明坚持自己的看法，没有参加孙中山的就职典礼。但孙中山考虑到还需要依靠广东这个大本营，所以仍然任命陈炯明为陆军部总长兼内务部总长。
1922年6月2日，在护法运动的巨大压力之下，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宣布辞职。此前，孙中山曾对各界声明：“只要北京的非法总统徐世昌辞职下野，恢复《临时约法》，我孙文也立即辞职下野。”因此，舆论普遍认为，徐世昌辞职下野，曹锟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也会兑现承诺，内战便会停止，呈现和平曙光。然而此时的中山先生决定“宜将剩勇追穷寇”，不惜以武力统一中国。
对此，陈炯明再次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说：我们之所以一直闹革命，试图武力推翻北洋政府，无非是因为北洋军阀废掉了《临时约法》，蹂躏了民主宪政。现在，既然《临时约法》已经恢复，我们也就没必要造反了。不如先在广东搞好民主宪政，作出示范，通过“联省自治”，再效法美国的联邦制度，实现和平统一国家。
此意见一出，与孙中山的想法完全不同，令孙中山大为不快，于是免去陈炯明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内务部总长之职，迫使其离开广州退居惠州。
6月15日深夜，一群愤愤不平的粤军高级将领，在白云山上的郑仙祠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兵变，替老长官出头，迫使孙中山下野。
1922年6月16日凌晨，陈炯明的旧部叶举率兵包围总统府。在孙中山离开后，总统府内的守军拒绝放下武器，粤军开炮三发以示震慑，造成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炮轰总统府”事件！孙中山随后登上“永丰”号军舰，指挥平叛，炮轰广州城。远在惠州的陈炯明，虽未参与兵变，仍被谴责为“叛变革命”！
8月15日，陈炯明回到广州，继续担任粤军总司令。
1923年1月孙中山下令桂军、湘军、滇军组成三省联军进军广东，粤军战败，陈炯明率部退守东江。
1925年，以黄埔军校为核心的国民革命军发起两次东征，彻底将陈炯明的部队击溃，迫使陈炯明避居香港。
陈炯明与孙中山公开决裂后，吴稚晖、汪精卫等人曾一度两边劝和，想让他们破镜重圆。孙中山念及旧情，又正是用人之际，答应说“如他肯写悔过书，可不究既往”。但陈炯明断然拒绝，认为自己并无错误，“无过可悔”。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逝，陈炯明亲拟了一副挽联：“唯英雄能生人杀人，功首罪魁，留得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私情公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这副对联，道尽二人作为故交的私情公谊，不是局中人很难理解。平心而论，两人都是为了国家好，大目标一致，只是在实现目标的具体做法上，存在分歧。最终各持己见，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
陈炯明客居香港后，远离政界、军界，但也没有闲着。他把海外华侨最大的秘密社团——洪门致公堂，改造成为一个民主政党——中国致公党，现在是八大民主党派之一。
像他这样曾经官居高位的人，即便下野，吃饭穿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陈炯明避居香港期间，生活已经极其困难。他1933年9月22日病逝时，竟然要用为母亲准备的棺木才能入殓。
他去世时岁数不大，只有55岁。对于他的离世，香港《工商日报》曾这样评价：“国民党死了一个敌人，中国死了一个好人。”
以现在的眼光看，陈炯明主张的“联省自治”要求军阀的素质极高，否则很容易演变成军阀割据，但陈炯明相信自己的看法是对的。
百年反思，回头再看曾经的既往，国家实现共和，当采用何种方式和外交政策，陈炯明的意见是不妨可以参考的，至少用不着敌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