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友明：往日的亲情——父亲的家（仓埠街井山村龙王墩夏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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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小说：往日的亲情——父亲的家

父亲出生在湖北省新洲仓埠龙王墩的一户破落的富裕人家，今年已经九十四岁了。

从前的龙王墩大夏家据说在远近是相当有名气的，光是民国的时候，就出了湖北省省长夏寿康，国民党中将夏声（安铨）等，更有书香塆子的美称。塆的前面有一条小河，河边有一座小庙，叫龙王墩庙，这座庙其实并不属于塆里的，完全是因为塆里有些名气，所以用了塆里的名字，有借光的意思。

塆里的一幢二层楼的房子，俗称洋房子，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宅子，后面是木质结构，被日本人烧为灰烬，只剩下前面石头结构部分，至今仍保持完好。记忆中塆里的其他的民宅也是外面门庭高大、气派非凡，里面雕花精美、天井厢房井然有序。可惜，六七十年代的时候破四旧，家家户户房屋和家具上的那些传奇典故、才子佳人的花雕，一夜之间砍的砍，破的破，烧的烧，破四旧也是真的破得很彻底，都没什么完整的东西幸存下来了。

后来国家经济困难，老百姓种粮食交了公粮，自己却要挨饿，家家老少饭都吃不饱！村民们就要把原本两根并在一起的屋梁取出一根，或者甚至拆掉实木隔墙（老家读音叫"古皮"），换成泥砖，为的是要用上等的木材换几个钱来维持生计。如今很多村民都已搬迁出去了，房子年久失修，到处废墟一片，往日辉煌早已烟消云散。

从家谱看来，父亲（第四十代）的曾太祖父这一代（第三十六代），共兄弟三人，夏宗海（大房），夏宗溶（二房）和夏宗美（三房）。

父亲的曾太祖大伯夏宗海并无记录，估计应是年幼夭折。

父亲的曾太祖二伯夏宗溶，字纳深，号锦波，官从九品，生于嘉庆甲成年。

父亲的曾太祖父夏宗美，字具成，号受山，官从九品，生于道光甲申年。

父亲的曾祖父这一代（第三十七代），有二房的夏永陛，字贞陛，号吉甫，太学生，生于道光丁末年。

所以从这些来看，父亲祖上的家境还算是殷实的，也可以说是体面的人家。但香火却是怎么也旺盛不起来，人丁有些青黄不接，大概是应验了富裕家庭的孩子难养，家族总是没能逃出人丁不旺的命运。父亲是三房这一支的后代，但旧时代讲究传宗接代，又因为男丁难得，所以二房三房一直都是抱过来过继过去的状态，还要顾上长房这一支的香火，很多时候二房的男丁还得同时承担大房这一支的责任。

父亲的祖父夏安怀就是从二房过继来的，生于光绪乙亥年（1875年），光绪壬辰年（1892年）便去世了，年仅17岁。留下父亲的婆婆胡氏，当时年仅18岁，可怜的妇人这样的年轻，便自此过着寡居的生活，担当了家庭的全部责任，两人也并无子女，又嗣子抚夏安全长子，也就是夏安怀弟弟的孩子，所以父亲的婆婆其实也并不是真正血缘上的婆婆。

两家后代就这样抱过来又抱过去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没有了人口红利，所以家势也慢慢走向衰败。

父亲的婆婆胡氏真的是一个传奇的人物。一个年轻的寡妇带着年幼抱养的孩子，守着家里所剩的那点田产和地产，同族的人，其实也是血缘比较亲近的大房一族的人，就像小说或戏曲中描述的那样，想着法子要欺负孤儿寡母，想着法子要抢夺和霸占孤儿寡母的财产。估计矛盾是不可调和，事情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小脚胡氏从此便开始打起了官司的道路。自古至今，衙门朝天开，无钱莫进来。

据说胡氏雇了车夫，雇了洪车（从前比较流行的一种独轮车子），车的一边坐着父亲的婆婆，车的另一边载着父亲婆婆的钱，千辛万苦来到黄卅府，击鼓鸣冤打官司。一来二往，官司打赢了，胡氏也因此名噪一时，方圆好几十里传为佳话。然而钱财自然也一定破费了许多。

母亲在世的时候就曾这样回忆：太婆对我母亲说，全家每个人都享过她的福，只有你（我母亲）没有。由此可以判断，父亲和他的哥哥姐姐妹妹小的时候，生活应该都还过得去，甚至于大妈（婶婶）也得到过太婆的好处，而到我父亲成年的时候，家境应该已经没什么好炫耀的，所以太婆婆才有这样的遗憾，同时也说明父亲的婆婆也是最疼我的父亲的，所以才流露出这样的真情。

父亲的父亲（第三十九代），生在一个大概免强还可以维持的人家，可能是娇惯和疏于管教，家道在他手上也并无发展光大，剩下的财产又基本上处在坐吃山空的状况。我父亲的一个堂姑婆，一个破落的千金小姐，就像小说里常写的那样，嫁给了当时的国民党高将领徐源泉做姨太太，住进徐源泉在仓埠的官邸。父亲的父亲年轻的时候也不愿呆在乡下，大概也没多少东西可以经营的，就到了徐源泉手下当差做事，所幸的是，并没有传出做什么狐假虎威的事来，其实也是非常的难得。

父亲的母亲刘氏，也就是我的婆婆（祖母）了。虽然真的想不起她的容颜，却又似乎依稀记得，也常听哥哥姐姐说到的。老人1965年去世，忌日是农历七月初四，刚好和我的生日在同一天。就像是小说里写的那样，听起来说起来都很有些神奇和巧合，长辈们都说婆婆这是为了让我记着她。真的，每当我过生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想到印象中朦朦胧胧的婆婆。

到父亲这一代，已经是龙王墩夏氏大房第四十代了，大概是因为家道的没落，家庭人丁有些兴旺起来了，到父亲这一代，一共兄弟姐妹四人。而我的父亲又发扬光大，一共生养了五个孩子，三个儿子，二个女儿。其中一个女儿，我没见过面的小姐姐，小时候玩水时不小心夭折了。

父亲上面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妺妹。大伯不知什么原因，甚本上没有在我们夏家祠堂私垫学堂念什么书。父亲小时候据说也是本份忠厚，虽然不再富有，还是一直在私垫学堂念书，直到日本人侵略中国，占领了武汉及周边地区才辍学。差不多也达到了小学文化水平。

共产党来了，全国解放了，人民当家作主了。农村划分成份，塆里的富人太多了，周围村民很多都是塆里富人的佃农。父亲所继承的财产已经微不足道了，最终被定了一个中农成分，是团结的对象。也是世事弄人，家族的衰败也算是破败的刚好是时候，现在想起来，真是虚惊一场，算起来应该是祖上修来的福份。因为父亲有些文化，又写得一手好字，家庭成分虽然不过硬，但还是争取的对象，所以被安排到人民公社的大队做了会计，家里也算过上了几年的平静生活。

可是好景不长，万恶的文化大革命来了，父亲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两个高帽子两个罪名压在我父亲的头上: 一是大队在武汉开了一家帆布加工厂，后来定性为黑帆布加工厂，父亲是工厂的负责人之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是贪污。因为这两项罪名，父亲受到了批判，被开除党籍，和要求退赔赃款，并送进了学习班。

至今我依然还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家里住的是上下两栋，中间是厢房和天井把两栋房屋连在一起，厢房的隔墙就像古装戏里看到的那样，下半部分由实木木板镶嵌在一起，中间是由万字木条做成窗户，上边的部分则是精美的木质浮雕。上边的那栋房屋属于父亲名下，下边的那橦分在大伯的名下。

因为大伯大妈和堂哥一家那时生活在襄樊，只有堂姐一人和父亲一家人生活在一起，父亲的母亲当时又还健在，我隐约之中还记得她老人家是住在下面房屋靠南边的房间里，所以一大家人都算是住在一间大屋里。

因为隔三茬五的，常常有人来到家里查父亲的帐，非要找出父亲贪污的证据。我到现在还是想不明白，一个小小的大队会计，在那个贫穷又落后的年代，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说，我们就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大队里除了穷得叮咚还能有些什么，社员们心中有数，真的没有什么好贪污的。

当然由于阶级斗争的需要，最终父亲还是被定了贪污的罪名，不得不拆了大屋中间的厢房，把整间大屋分成了上下两栋，父亲就把属于自己的房屋里的原本两条的屋梁，要拆下一根出来变卖退赔，我不知道拆了多少，但这无疑对父母亲和全家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父亲在学习班的时间没有多久，虽然也吃了不少苦头，似乎倒也并没有平常在报刊小说中控诉的那样血醒，回到生产队后，开始了一个普通农民的生活。因为塆里几乎全都是夏姓人家，同宗同族，又加之民风也算厚道朴实，生产队的社员们也并没有十分为难父亲。父亲是族中大房的后代，辈分自然是最低的了，不过除了同龄人与年长者会直呼父亲的名字以外，年轻一些的人，既使辈分长过三代，一般都在称呼父亲时，在名字后要带一个哥字，邻里亲近一些的，更是称呼“三哥”。尽管如此，父亲的家从此还是进入了空前的困难时期，社会地位也急转直下，有一段时间，父亲也和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一样，只要是开批斗会，父亲便是台上的主角之一。

我的哥哥姐姐，因为家庭成分和父亲的"政治错误"，也都剥夺了上高中的机会。父亲的长子，我的大哥年轻时长得高大英俊，身体又强壮又结实，报考空军体验都顺利通过了，可是政审就卡下来。当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真的是他人生最大的梦想，可是因为家庭的出身问题，因为父亲（一个小小的大队会计）的"政治和经济"的错误和问题，最终给大哥和全家留下了极大的遗憾，以至几年后，父亲的长孙出生后，大哥给他儿子起名叫志军，他心中还念念不忘想要做一名革命军人，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儿子身上。

解放的时候，我的外祖父就把他积储的一部分银元交给我的父亲母亲保管，是要留给我的表姐，我那没见过面的舅舅的遗腹子女儿，也是外公的唯一的独生孙女和我那可怜一直寡居的舅母。因为看到父亲家的处境和遭遇，就把这笔银元转存在我四姨妈她家，以为放在一个好成分的女儿家会安全一些。谁知等到风声稍稍缓和一些的时候，外祖父想要把他的这笔钱财重新存放在她的长女，我的父母亲家里的时候，我的四姨妈早已已经把那些银元变卖花了个尽光。

相信四姨妈家也是穷得没有办法，才不得已而挪用，当然也可以想象我的外祖父是多么的愤怒。我的母亲和她的几个妹妹们，对这位姨妈虽然不满，却也无可奈何。可怜只有我那守寡的舅妈，她的眼睛早已哭瞎了，没有一滴眼泪，没有说一句话。所以，也算是因为父亲的在那个非常年代的遭遇，给外公家也间接造成了损失。

记忆中勤劳的母亲

我的母亲是外公的长女，母亲年轻时的事情，很少听她说起，只是后来听我姨妈们说，母亲做姑娘的时候，喜欢打牌，长牌麻将样样都会，而且牌打得也很不错，牌瘾又很大，打牌的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常常是外公要差母亲的妹妹们送饭的，母亲没有否认，只是笑笑，应该都是真实的故事。后来农村改革，分田到户，麻将长牌等娱乐活动又都开放了，母亲才又开始玩牌，还带出了一大帮徒子徒孙。不过母亲打牌的爱好，我倒是知道的不多，毕竟那都是她做姑娘时的一种娱乐，又是我离家参加工作后，她在老年的时候的一种消遣。

真正印象中的母亲，其实就是那个年代里，千千万万中国农村妇女中的最最普通形象的缩影，勤劳却又贫穷，艰辛却又善良。

人民公社生产队的社员，婆婆的儿媳妇，父亲的妻子，四个孩子的母亲，堂姐的婶娘。家里人口最多的时候，除了婆婆（祖母）之外，大伯的女儿，大姐金娥跟我们住在一起，自己的姐姐玉娥，大哥友齐，细哥友作和最小的我（友明），再加上父亲母亲，一共八口之家，不要说料理家务，单单是准备一日三餐这么多人的饭菜，就够母亲忙个不停的。

耕种庄稼，最讲究季节，所以便有抢种抢收的说法，农忙的时候，和生产队的其他社员一样，讲的是人定胜天，宣传的是妇女能顶半边天，也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天，天天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

母亲就是这样的乡下妇女，伺候婆婆，生儿育女，勤俭持家，任劳任怨，过着农村乡下人普通又平淡的生活。母亲又是十分能干的，我记忆深刻的是，母亲还很会纺线织布。农闲的时候，虽然在生产队不用起早贪黑，但也是要出工的，而母亲在家的劳作却也总是不分昼夜。那个时候，我们家里有一整套织布的家什，母亲织布也并不是每年都做的。

虽然当地是棉花产区，生产队实际分配给每个家庭的都是有限的，因为这些物质都是战略物品，是要用来备战备荒的，是要用来打倒美帝主义的，是要用来解放全人类的。分到家的有限的棉花经过轧花机处理后，再请塆里的师傅弹棉花，做成了棉条。母亲只要一有空，就坐在她的纺线车前，右手摇着纺车的大轮子，带着左侧的纺线亭子（当地方言的叫法）连续的转动。母亲的左手轻轻的捏着棉条，拇指和食指不停地轻轻来回捻着棉条，控制着喂棉的粗细和均匀。

整个左手同时又不断地由近而远地往复来回轻舞着，把棉条拉成了棉线，转动的亭子又很自然地把拧成的细线，连续地挽在了亭子的上面。纺车的大轮有时会发出吱吱哎哎的叫声，母亲就会在轮子的主轴接触处抹点菜油，不过亭子的转速很快，纺线的时候都会发出那种转动带风的声音，纺线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也是一件很耗时的事情，母亲纺线的时候，嘴里总是在轻轻的念着或是唱着什么，好像大家都习惯了，家里从来都没有人去问她唱或念的是什么，这大概也算是一种劳动的号子吧。

记得我小的时候，晚上也会在母亲纺车的煤油灯旁边做做作业，毕竟那个年代教育都是荒废的，老师布置的作业都很有限，做完作业的我也很早就睡觉了，只有母亲一个人在那里不停地纺着线，也不知道她一直纺线到深更半夜几时几刻。等到棉线准备得差不多了的时候，一般大概四到五匹布料的材料，又经过浆线，染线，布线等一个又一个的过程，母亲就开始织布了。

现在仔细回想起来，织布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母亲坐在织布机上，双手和双脚都是连续保持运动。仔细琢磨起，母亲织布应该是这样的，用左脚踩下左边的踏板，左手同时推开装有像梳子一样的压线木。织布机上的棉线分为上下两层，在布与压线之形成了一个楔形空穴，几乎同时，右手握着的带线梭子就通过这个空穴，摔到左边，左手立刻接住梭子，压线木自然恢复，压紧棉线，右脚踩下右边的踏板，右手推开压线木。

织布机上的两层线上下交叉后，又分开并形成楔形空穴，左手握着的梭子紧接着送到了右手，如此快速的节奏环环相扣，每一个时间点又必须恰到好处。除此之外，织布的过程中，脑子一刻也不能闲着，用什么颜色的线，根据花色什么时候换线，一点也不能错，因为不管那个环节，一旦出错连改正的机会都没有！

在那个物质缺乏，贫穷又落后的岁月里，因为母亲会织布，给全家的冷暖带来了极大的改善，虽然土布看上去没那么漂亮，但全家人的内衣内裤、床单被套、棉衣棉裤的里子，全都是靠母亲织的土布，既健康实惠又舒适耐用，比起其他很多村民家庭的孩子，真的是幸运了很多。甚至于到了七十年代末考上大学，身上还穿着母亲的土布做的衣裳，虽然有几分的不好意思，也免不了有几分的自卑，但我知道，穿在身上的土布，饱含了母亲多少的辛劳，心总是暖暖的。

阴差阳错考入重点中学

家中的事情，像是亲戚往来，邻里应酬等杂七杂八的，虽然也不算多，却基本上都是母亲在打理，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过母亲在有一件事情上的决策，却是完全改变了我整个人生轨迹。大约应该是在我上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母亲考虑到家里成分和父亲政治问题，估计让我上高中读书是没有希望的。万一如果初中都上不了，担心孩子出学堂年龄太小，干农活吃不消，所以就想到了一个主意，打算让我留一级。

不像现在的孩子，父母亲什么事情都为小孩子安排得妥妥当当的，我们小的那个时候，父母亲只是交待一下，事情还得自己去做。所以开学的时候，我就照着母亲的话对老师说，“老师，我姆妈（当地母亲的称呼）叫我留一级，说是要让我蓄一年长大了，再回到生产队干农活”。我的老师和同学们听了，都乐坏了，很多年后我的那些同学见面了，还笑话我当时说的话。

正是因为小学时留了一级，到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四人帮”倒台了，刚好赶上高中入学由原来的推荐改为考试入学，我也因此顺利地考上曾经颇有名气的新洲二中——文化大革命前的湖北省重点中学，再后来又顺利考上了大学。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母亲原本只是想让孩子在学校多赖一年，来躲避农村劳动的辛苦，却无意间争取到了时间，创造了改变孩子命运的机会。

父亲和母亲在一起过了一辈子，我真的想为他们写几句赞美的话语，可是仔细回想起来，父亲和母亲既没有古代的举案齐眉的和谐，也没有琼瑶小说那样的多情浪漫的感动。也许传统概念的爱情，只是为富人预备和享受的，尘世中老百姓的生活，不管是欢乐或是痛苦，其实都是那么的原始、平淡和乏味，与文学作品中津津乐道的情感，完完全全是天壤之别。尔等像我父母那一代生活在乡下的乡民，谈论爱情真的是一种奢侈，父母唯一拼命的追求，就是孩子们最基本的温饱。

平常父母亲和邻里相处十分的和气，那是因为他们通情达理；对我们几个孩子也不会无端生气（当然小孩子做错了事，也是会有挨打的时候，也是少不了受骂的光景，否则不就是对孩子的溺爱？），因为孩子就是他们的全部；可是父亲母亲他们自己，却也并没有少吵架，客观地说，大部分都是母亲挑起来的，很多时候都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难怪人们常常把夫妻比做冤家，因为是冤家才有了路窄，所以两个人免不了磕磕碰碰。

我又在想，大概是因为两个人之间彼此在乎，又把对方看成了自己的一部分，总是要求对方更好、更加完美，所以两个人才会时不时的吵吵闹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反倒说明了父母亲两人其实是有感情的，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人们又常常把夫妻叫做老伴，邻里再好，终归各家过各家的日子，孩子再孝顺，朝夕相处的还是自己的伴侣，不管父母亲怎么吵，我知道其实在他们心中，都装着对方。

我记得2006年我回国探亲的时候，母亲有些不能自理了，主要是父亲默默地毫无怨言地照顾着母亲，母亲也是心中不舍，嘴里不时地唠叨着，“我这个样子，我别自己没死先把你爸累死了”。这就是父母亲之间的那份感情，虽然没有文艺作品中那样感人至深，却又是那样的简单淳朴、实实在在。

父亲应该说是一个言语不多的好好人。这可以从好几个方面看得出来，如果父亲当干部的时候为人行事或是不当或是过分或是太嚣张，我小学的老师修养再好，也难免不在我的背后指指点点，难免不在我这个小学生身上报复一下。而事实上我们的校长陈汉松老师，不管什么时候见到我，总是显得那样的和蔼可亲。做班干部、拿奖状，不仅一样都没有少，而且总能感觉到老师们的关爱，我想这也是老师们对我父亲，一个已经被打倒的人的人品的最好的肯定。

别人眼中的父亲

记得上小学的时间，被同班的一个同学欺负挨打了，后来老师知道了，就把我和那位同学叫到了办公室，对我说：“他刚才怎么打你的，你现在就可以怎么打回去”，老师并没有因为同学是贫农的孩子而偏袒他，也没有因为父亲是"阶级敌人"而打压我。到上初中的时候，学校调来了一位新老师，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黄育文（后来知道他是高中同班同学黄家喜的祖父），因为不是我们班的任课老师，他家离我家又有七八里地，所以并不熟悉。

有一次我到办公室去，黄老师就问其他老师，"这是谁家的伢（方言：小孩子）？"，老师就提到父亲的名字，黄老师脱口说出来，“你父亲是个好人！”，所以在我的印象中，父亲虽然是被打倒被批判的阶级敌人，但父亲就是一个好人，最起码也是一个好的阶级敌人。

与外面的人相比，母亲对父亲的态度却是大相径庭的。经常听见夫妻之间称谓“死鬼”，或是“老东西”，虽然不那么好听，却都有亲昵的意思。母亲对父亲的称谓叫“老苕（傻）”，父亲当然并不傻，如果真要说傻，也只能说是父亲太过于厚道。就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件事来说，当时大队在武汉开的帆布加工厂，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定性为“黑”帆布加工厂，是走资本主义的。可是大队的干部起码排在父亲前面的有支部书记、副书记、大队长和副大队长吧，"当权派"的帽子要带，也应该是书记大队长们先带，凭什么只有父亲一个人带这顶帽子？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迫，什么事情都自己扛下，成就了别人，却委屈了自己一辈子。

记得小的时候，虽然小麦和水稻是生产队种植的主要作物，可是到了收获的时候，不管收成如何，首先是要无条件完成给国家上缴的公粮。碰到稍微有些风不调雨不顺的时候，分到各家各户的粮食十有八九都是不够的，可以说家家户户都是处于吃不饱的状况。哥哥姐姐正是年轻，又要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家里吃饭的问题就是个大问题。父亲有个舅舅，解放前投奔革命，还是父亲的母亲给他准备在路上的盘缠，解放后大小也是个官，在父亲落难的时候，说实在他也没帮上什么忙。

当时父亲的舅母和他的四个表弟妹也在农村，大概是因为忙着闹革命去了，个人的婚姻大事不知不觉也耽误了。他们年龄最大的孩子也不过长我一二岁，家里同样也是有吃不饱的问题，就向父亲提出借粮的事。父母亲为了让我们几个孩子填饱肚子，熬的粥里边一定是要加萝卜和白菜，煮的干饭里面一定是要加萝卜和南瓜。可想而知我的父亲是多么的为难，却又不好意思拒绝，最终还是借了一担粮食给了他年龄相仿的舅舅。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心肠太软，心地太过善良，帮助了别人，却苦了自己一辈子。

七分饱少年时

父母亲一共养育了我们四个孩子，姐姐四十年代出生的，大哥细哥生于五十年代，最小的我出生在六十年代。到我完全记事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父母亲不管在哪些方面，总是那么的节省，特别是在粮食上。因为填满肚子始终是当时家中的难题，又没有办法去应付，所以父亲母亲平常自己总是舍不得吃。嘴里总是唠叨着，“晴带雨伞，饱带干粮”，意思是有的时候也要为没有的时候考虑和准备，书面语言叫做“未雨绸缪”。因为没有其他的办法，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节约。

对我们几个大小孩子来说，也是父母亲榜样的影响，大家从小也都养成了省吃俭用的习惯，母亲还总是说“吃到七分在（饱）”最好。当地人有一句骂人的话，叫做“苕吃哈胀”，意思是一个苕（傻子）或笨的家伙才会吃到又多又撑又胀。不管哪一种说法，在当时看来，很大的一个原因是要省些粮食。穷人家的孩子懂事的早，家家户户的孩子多么想着要饱饱地吃一顿饭，可是没有一个孩子因为吃不饱跟父母亲无理取闹。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小学的一位黄姓同学因为饥饿，在学校里晕了过去，把老师和同学们都吓坏了。没有想到如今老百姓生活改善了，专家们普通认为“吃到七分饱”，竞成了健康养生的重要秘诀。

不过，一年中最好的日子就是过年了。每到春节来临的时候，哥哥姐姐就忙着做清洁，打阳尘。他们把家里的神案、茶几、太师椅、大桌子等都搬出来，彻彻底底地清洗一遍。经过哥哥姐姐们整理后的家，一下子焕然一新，大门上贴着对联，神案上点着蜡烛，很有过年的喜庆气氛。另一方面，父亲母亲就要忙着准备做吃的东西，自己用石磨磨豆浆打豆腐；自己炸油条、麻花、面窝、红薯元子；自己做鱼丸子、肉丸子、绿豆丸子；自己做腊鱼腊肉；自己做蒸肉、垂鱼和扣肉；自己做*饼杂和**糍粑。

一年到头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这样丰盛，而父母的辛苦，让我们这些大孩子、小孩子感受到过年的气氛、过年的欢喜，可以暂时忘记昨天的苦日子，可以全家人其乐融融，快快乐乐，盼望着来年更好一些。

*饼杂：是湖北武汉周边农村的一种加工食品，它是用石磨磨出的黄豆小麦大米混合料浆，在炒锅里烙成一块块薄饼，再卷成在一起切成一寸长的丝，晒干后储藏起来，我们当地叫做饼杂，可以蒸，炒，煮。

**糍粑：也是湖北武汉周边农村的一种加工食品，有些像超市卖的韩国年糕，是将几十斤蒸熟的糯米，倒入大桶中，好几个年青力壮的男子一起，手握着差不多直径约两寸木棒，围着木桶把糯米捣碎捣匀，直到看不见米粒，熟糯米完全融合为一体，然后放在案板上做成圆形或切长条形的糍粑，烧烤煎煮均可。

父母亲在教育和对待孩子方面，感觉也没有特别之处。但却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不管对哪一个子女，在日常的大小事件上，都是一样的看待，既不偏爱也不偏袒。小的时候只是记得母亲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手心也是肉，手背也是肉”，“坛也是一个口，罐也是一个口”。前一句说法比较普遍，后一句的意思是说，不管粮食多或是少，坛中要装一些，罐中也要装一些，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小的有的，大的也要有的，不能厚此薄彼。

父亲读书不多，母亲除了“中发白东西南北”外，基本上可以说是文盲，可是他们平等对待我们几个孩子的思维，现在想起来都是十分的难得。试想如果家长对一个孩子过分打压，对另一个孩子又过分的呵护，孩子内心必然留下阴影，孩子们之间必然就有隔阂和矛盾。长辈与宠爱的子女之间不一定亲近，而受到不公待遇的孩子，与父母的情感一定会很疏远，到头来没有人是开心的。可惜道理虽然很简单，却并不是每家的长辈都能够做得到。也是父母亲这样看似平常的教育模式，使得全家人都十分和睦亲近，凡事大家理解退让，确实是十分的难得。

大概也是一直受到父母亲的影响，我每次回家探亲，哪怕是一点点小的礼物，送给姐姐和两位哥哥的都是完全一样的。父母亲又特别重视亲情和礼数，从前每次回家探亲，第二天，父母亲都要叫我到姐姐家去，一是去看望姐姐，二是去把姐姐接回家来，父母亲和兄弟姐妹们可以趁机会团聚团聚。用母亲的话说，“她（姐姐）大些，所以你自然应该要先去看她，这是礼数；姐姐回娘家，弟弟要亲自去请去接，也是礼数”。

有一年我们带着孩子一起回老家过年，冬天很冷，碰巧风又很大，吹起来很有些刺骨。那时农村条件差，不像现在家家户户都有车子，可以随便叫侄儿们开车送一下。实在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把孩子留在家里，从新洲县（现在的武汉市新洲区）走到姐姐家的黄陂县（现在的武汉市黄陂区），单程要走十几里路。我带着自己的妻子，不顾恶劣的天气，也要心甘情愿地去姐姐家。

后来妻子还因此病了一场，母亲相信迷信，认为是自家先人吓病了。她就会坐在桌边，手里拿着一枚硬币，虔诚地、小声地问着是太婆或是太爷等等。如果叫到那位先人时硬币刚好站稳了，就断定这病是那位仙人吓出病来的。赶紧趁着黑夜，拿麦穗杆当金条烧给那位先人，求他保佑。是的，父母亲要求我们这样做，即便是自己的亲姐姐，宁愿自己委屈一下，也不能失了礼节。

父母亲对子女要求是如此，其实对他们自己也是如此。母亲有个堂嫂，我称呼她叫方舅母娘。通常这样的关系，只有在母亲回娘家时碰见了，都只是客客气气地打个招呼而已。大概是母亲做姑娘时和这位叔伯舅母比较投缘，所以两家一直都有来往应酬。她家最小的孩子叫小宝，跟我的年龄相仿，每次到外公家去的时候，就会跟他在一起玩耍。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中断了往来，家里在闲谈之中，母亲还极力回忆和反省，是不是自己有什么不当之处。农村谈到来往，就是有来有往，也就是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

不知道父母是怎么教育姐姐和两个哥哥的，但我知道从小的时候，他们就一直担当着保护和关心我的责任。姐姐给我做的鞋子，鞋的帮子上总要缝绣上小蝴蝶，为的是看上去漂亮。到姐姐出嫁以后，每次我到她家去的时候，只要有人问她这个细伢（小孩子）是哪个时，她都会笑着回答“是我的细兄弟”，那语气总是亲切的，暖暖的。母亲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豆腐压断桌子脚，赶不到鱼刺吮一吮"，意思是做豆腐吃很繁琐，吃鱼就不一样了，简单多了。

受父母亲的影响，家里的人喜欢吃鱼（除了姐姐偏食不吃鱼外），细哥会用旋网和另外一种带有两根竹竿的鱼网捕鱼，在家的时候自然是吃了不少的鱼。后来出去了每次回家探亲，母亲就会担心说在外面没鱼吃，细哥就会拿着鱼网去捕些鱼回来。后来细哥年纪大些不捕鱼了，家里总会记得买鱼回来。再后来，妻子喜欢老家的莲藕炖排骨，不管是到大哥大嫂家，或是到细哥细嫂家，又一定会有家乡的这份特色佳肴。大哥要督促我的学习，也时时处处保护着弟弟们。

外公在的时候，每年初二都是父亲带着我们几个去外祖父家拜年的；外公去世后，就是大哥带着细哥和我去外公家拜年。到了外公家后，舅母娘先会给外甥们端上一碗鸡汤，之后又有丰盛的家宴。记得那时的酒都会煨一下，虽然从来没有喝过，每次闻起来都很香很香。其他的表兄们会说让友明也喝点酒，大哥一定出面说，“他还是个细伢，太小了，不喝不喝”。因为在家里排行最小，除了姐姐和两个哥哥的爱护，便是哥哥姐姐的管束，又天生顺从听话。

到了独立成年之后，居然没有要叛逆解放的心态，也没有要放肆一下的企图。不会抽烟，没有伟人的风范；不喜欢喝酒，缺乏英雄的豪气；不懂得品茶，少了仙翁的儒雅。一直到现在，本地的酒吧表演都没有去过，本地的赌场也没有兴趣，本地的海边天体公园还只在冬天去过。自嘲这一辈子是个父宝男、妈宝男、姐宝男、哥宝男，虽然没有出息，不过也还算多了很多难得的平淡。注定这一辈子就是一杯白开水，虽然平淡无趣，不过也少了许多的困扰。

儿时生活中兄弟姐妹们之间许许多多这样的小事情，在那个年代也许是很自然的，用今天的眼光和价值观来看，那种境界就显得非常的难得和珍贵。而最令我难以忘记和感动的是，小的时候不知是什么原因，有偏食的坏毛病，家里的各种萝卜菜叶等蔬菜我是一概不吃的。能够吃的只有少数几样菜类，如藕、豆类、洋葱、洋苕（土豆），也吃家里自己制作的各种酸菜（腌菜），再或者是用炒菜的汤，倒在碗中拌饭吃。因为粮食紧张，母亲煮的米饭或粥总是要加许多的萝卜瓜菜在里面。印象最深刻的是早上吃的粥，水多米少，还要混进一大堆的蔬菜。

而我不是不懂事，而是因为偏食那些菜怎么也咽不下去，添在碗中粥里的蔬菜，总是一点不少地又放回锅里。哥哥姐姐都已经是生产队的社员了，体力活儿一点也不轻，年轻人正是体力消耗大、需要填饱肚子的时候。可是我的哥哥姐姐们从来没有一丝的冷眼, 没有半句的不满, 没有片语的怨言。后来参加了工作，突然有一天偏食的毛病就没有了，到我完全懂事了的时候，觉得那时怎么那样的太不争气了，怎么就在那个缺衣少粮的时候这样的偏食，至今还觉得对不住哥哥姐姐们的。

不知道父母亲是怎么样教育哥哥姐姐的，但从哥哥姐姐对我的爱护，却也能猜出八九分来。可是父母亲如何教育我，我却是记得清清楚楚的。到我参加工作以后，每次回家探望父母亲，老人家们总是会说“你就一个姐姐，要多帮帮她”，或是说“你两个哥哥很苦，有机会帮帮他们”。在父母亲看来，不管是男孩或是女孩，不管是排行老大或是老么，他们都希望他们的每一个孩子都过得好好的。

父母说的帮忙，其实都是何其的不易，对我而言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帮助是要有资本的，要有头有脸有地位，而自己天生就没有想做官的那根筋，又没有朝着"为人民服务"的那个方向去努力。甚至在我要离开大学之前，成教学院的院长见到我时，说是恭喜我要出山了，我自己都吃惊和意外，自己居然也是山中之人。我也为自己的迟钝而不可思议，对组织上的考察居然如此浑然不知。在中国没有一官半职，想办个事情真的很难很难，偏偏我又是一个既不愿意给人添麻烦，又不善于求人，还特别好面子。

知道欠了人家的情，终究是没有办法报答的，所以生活在中国这样的现实之中，注定就只能是一个失败者，却也心安理得。可是因为父母的嘱托，因为那份手足亲情，我却又一次又一次丧失了自己，安排侄子们到外企加拿大公司上班，上大学。毕业分配，找工作调动工作，每一件事都很难很棘手，每一次同学朋友都有求必应。生活有很多时候真的是身不由已，套一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是违心更是真心，为了一个“情”字，居然又拆了东墙补西墙。虽然是那么的无奈，既便是同学朋友的热心与慷慨，其实心里也是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的味道。大概心里多少觉得有些利用了朋友，又无法回报，心中有一种罪恶感吧。而且想说一句感谢的话，嘴里却总也说不出口，只是懂得只要心中有情，就永远懂得感恩。

父亲母亲一辈子清贫，一辈子卑微。可是在父母的心中，父母亲是富足的，在伢们的心中，父母亲是崇高的。父母亲教导子女们相互关爱，盼望着每个人都顺顺利利，可是却从来没有教育孩子们要怎样孝敬父母，从来不向子女们索求什么。

2006年那年，也是母亲在世的最后一年，母亲想自己的细儿子，想得很厉害，以至于每次听到空中飞机的声音，都要问家人是不是友明坐飞机回来了。以前每次打电话，哥哥嫂嫂们考虑到我一个人远在他乡，孤苦伶仃，其实也不容易，不比大家在一起，没事的时候大家拉拉家常，有事的时候大家可以相互帮帮。所以电话中告诉我的都是父亲母亲都很好，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甚至于碰到侄儿侄女接电话，他们也都会说爹（普通话的爷爷）身体很好，叫我放心。

不过那一次大哥实在忍不住，在电话中告诉了我实情。当我见到母亲的时候，母亲真的老了，和从前头脑明白，做事利落的样子，完全是判若两人，心一下又酸又痛，觉得从一开始就亏欠老人家太多太多。想到古人的“父母在，不远行”，说的是男儿尽孝道的基本原则，可是我不但远行了，而且越行越远。又想到农村的习惯，往往是兄长们分家另立门户后，父母亲一般跟着细儿一起的。可是我们家却是我远走他乡，照顾父母亲的责任完全落在了两个哥哥的身上，不禁又是自责又是羞愧。

母亲见到了我，问长又问短，同一个问题，隔着几分钟又要重复问一次，看得出人也是无比的开心。如果要问母亲这辈子对我要求什么的话，大概在老人临终前，让自己的孩子回来看看她，便是她唯一的要求了。而在我看来，与其说是母亲让我回来看看她，不如说是她就是想让我回来，就是想让她好看到自己的细伢们确确实实是好好的。即使是要离开，也要完完全全地放下心来，才可以安安心心地离去。

父母亲就是这样心里想的全都是细伢们，从来没有要求任何回报。“四人帮”垮台之后，党中央拨乱反正，父亲恢复了党籍，在政治上得到了彻底平反，更重要的是父母亲盼望的细伢们的温饱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各家的生活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大哥一家搬到了仓埠镇，细哥一家搬到了周铺街，姐一家过得也还算好，对于像我父母亲这些经历了政治动荡，又饱受自然灾害之苦的一代来说，真的是太满足了。

父亲母亲真的没有要求细伢们什么，也没有教导子女们要孝顺什么。可是父母亲的细伢们，虽然都不富有，又都还要为生活奔波，但心里却都装着自己的父亲母亲。

母亲去世以后，原本父亲住在大哥家的，可是大哥不幸被一场车祸夺走了生命，细哥担心父亲生活在原来的环境中伤心难过，就主动把父亲接到周铺的家中。只是细哥还在我的同学的单位上班，好在父亲虽然九十多岁了，都还行动自如，都还能自己打理一切。不过细哥细嫂周末都一定会买些菜回来的，陪陪老人家。大嫂也时常要接父亲去住几天，虽然父亲总是推托不去，最后还是被自己的长孙拉到车上，到仓埠去吃个饭。最差的是我，只能时不时地打个电话，可惜我又不会说些亲昵的话，不过一声问候，感觉父亲总是开心不已。

如今父亲已是九十四岁的高龄了，父亲的家也更大了，父母亲的重孙辈都已经一大串，最长的都参加了工作，父亲还能一一叫出名字来。在父亲看来，一大家人依然和和睦睦，正是父亲最引以为自豪的地方，也难怪微笑总是挂在父亲的脸上。

母亲生前的全部就是要维护这个家，记得分家的时候，母亲是多么的不情愿，多么的舍不得，后来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们虽然不吃一口锅里的饭，但依然是彼此关心，相互关照，心里才踏实下来。如今父母亲的孙子辈们又继续传承了这样的模式，从我列席他（她）们的微信群中，看到他们之间的亲密，看到他们对待他们父母和祖父亲的孝心。一个关于亲情这样简单的故事，又一代代这样自然而然地重复着。

父亲的家平凡又普通，父亲母亲的一辈子普通又平凡。没有土豪大亨们的气派，没有权贵官僚们的荣耀。但是，和天下所有慈祥善良的父母亲一样，父母亲用心力营造的家里的那份温馨和亲情，其实就是一份最珍贵的财富，父母亲言传身教，努力传递的那份爱心和真诚，其实就是人生最强大的权柄。

后记

"伟人"的传记，不乏有名气的作家"拍马"。"名人"的传记，不缺有名气的作家"吹牛"。普通的老百姓的啊，平凡又朴质，简单又真实，可是又有谁真正在意呢？！

一直考虑要写这篇自传体的杂文，多少次的畏难情绪，多少次的努力和坚持，断断续续的总算完成了。普通老百姓的自传，只有靠我们老百姓自己写！所以这篇文章不仅是为我年迈的父亲而作的，为我去世的母亲而作的，为父亲的所有家人和亲友而作的，也是为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而作的。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中国人民推翻了黑暗的旧时代，建立了新社会，又走上了经济社会和物质社会。人类社会的快速进步，不断追求名利和成功已是现代社会的共识，可是请不要让亲情与我们渐行渐远。因为在生活中，亲情曾经激起的那朵无名的小浪花，虽然永远也不可能重复，却总是那样的刻骨铭心，注定是人生从今往后的一个梦想、一个奢望，一个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