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12日傍晚时分，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队的指战员们，仍然在石井坑村周围坚持战斗，然而由于地形不利和寡不敌众，伤亡越来越大，军部与各纵队之间的联系也全部中断，叶挺军长痛心疾首，但也深知无力回天了，此时终于接到了延安的紧急指示，可惜这封电报来的太晚了！
（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
这封毛主席1月11日亲拟的电文，是由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转发的，因此军部直到次日才收到，毛主席指示：“望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你们的环境虽困难，但用游击方式保存骨干，达到苏南是可能的”！
电文主要有二层意思，一是在项英曾擅自离队的情况下，首次明确赋予叶挺军长以军事指挥权，然而为时已晚！二是如果形势极端不利，允许新四军被围部队“用游击方式”突出重围，换句话说，可以拆开建制分散突围。
当天晚些时候，叶挺和东南局副书记“小姚”召集军部主要干部，在石井坑村的狮形山树林开会，决定遵照延安的指示，组织军部人员分两路突围：叶挺率军部机关、教导总队、老五团剩余的500余人为一路，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率政治部为一路。
叶挺军长会后下达命令，要求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李一氓，向江北指挥部发出最后一封电报，通报军部分散突围的消息，然后立即砸毁电台烧掉密码本，这就意味着，新四军军部从此与各方彻底失去了联系！
（叶挺）
一、曾经担任毛主席的秘书
李一氓同志，四川彭县人，毕业于上海的沪江大学，1925年入党的老革命，北伐时期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部科长，文字了得，精明干练，曾被政治部主任郭沫若盛赞为“政治部的台柱子”！
1927年南昌起义成立参谋团，以刘伯承为参谋长，李一氓则担任秘书长，足见革命早期资历的深厚。其后在上海的特科工作，又是周总理的下级，因此1932年撤往中央苏区后，直接出任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
长征到达陕北后，李一氓调到毛主席身边做秘书工作，虽时间不长，却有幸当面聆听伟人的教诲。1935年底改任陕甘省委宣传部长，西安事变爆发后，曾作为毛主席的私人代表，准备做刘湘的统战工作，因故未能成行。
（李一氓同志）
抗战爆发后，党中央选派李一氓南下，出任新四军军部秘书长，协助项英进行部队的集结和改编工作，之所以特别选中李一氓，中央领导在行前谈话时，专门提到了这个问题，因为李一氓跟项英、叶挺都是老战友。
李一氓在北伐时期，便与北伐名将叶挺熟悉，而在上海特科工作期间，又与项英经常见面，加之曾经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确实有着独特的优势，李一氓对此回忆说：“因为项英、叶挺我都熟悉，要我做他们之间的缓冲人”。
对于这个特殊任务的性质，李一氓起初并未完全理解，及至到达新四军军部开始工作后，才深刻地体会到组织上的良苦用心：新四军正、副军长之间矛盾重重，严重影响了部队的建设和发展，也是1941年初遭遇惨痛失败的主因。
（陈项首长）
李一氓在新四军的职权颇重，不仅担任军部秘书长，还兼任军部军法处长，分管机要和保卫工作，因此直接掌握着电台，可以说，延安和皖南之间的每一封电报，都要经过他的手，是那段历史的重要知情人。
1941年1月12日的深夜，李一氓坚决执行了军长的最后一道命令，发完电报后监督同志们销毁电台和密码本，然后才在夜幕中开始突围，冲出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后，还与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余立金（开国中将）等人意外相遇。
几个同志商量过后，决定暂不继续向外突，而是在一位老乡的帮助下，在山洞里潜藏数日，从而避开了敌人的正面搜捕，形势稍缓后为减小目标，李一氓与其他同志分手，独自踏上了突围之路。
至1月底，李一氓终于有惊无险地突出包围圈，到达如今安徽黄山市的潜口镇，当然危机并没有解除，敌正规军和民团，还在沿途大肆搜捕新四军突围人员。
二、出敌不意反向突围到桂林
从皖南突围到苏南或者苏北，自然都是向着东方走，不过李一氓判断，那也是顽军重点盘查和搜捕的方向，突围机会反而渺茫，事实也的确如此，当时许多冲出皖南山区的同志，都是在去东方的路上被捕的。
李一氓经过认真考虑，决定反其道而行之，西去桂系军阀的老巢广西桂林，那里是设有八路军办事处的，而桂林“八办”的主任正是开国上将李克农，在李一氓看来，“红色特工王”一定有办法把他送到重庆去。
到了重庆既可以面见周公汇报工作，也能揭露重庆当局的倒行逆施，李一氓下定决心后，好在身上还有些经费，于是花了大价钱，在潜口镇一个店主手里，搞到了一张去桂林的通行证，如此一路辗转，于2月6日到达桂林。
（袁国平主任）
不料情况发生巨变，那段时间桂系也翻了脸，李克农已率桂林“八办”被迫撤往重庆，李一氓骤然之间，失去了跟组织接上头的机会，被困在了敌占区腹地的桂林，这可怎么办呢？有道是天无绝人之路。
李一氓打听到消息，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虽然撤离了，但是受李克农领导的“国际新闻总社”还在营业，著名新闻人、经理孟秋江（党员）仍坚持在桂林，负责秘密安排和掩护人员撤离，而他恰恰是李一氓的老朋友。
李一氓总算找到了孟秋江，并委托他联系一个大人物，此公便是“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粤军著名大佬，也是李一氓北伐时期的老长官，曾因反蒋流亡海外，全面抗战爆发后回国。
（李济深）
桂林办公厅是“桂林行营”降格后的机构，基本已沦为闲事衙门，不过李济深资格老名气大，又挂着三颗将星，在桂林办点什么事还不难，而李济深得到消息后，也很快秘密约见了老相识李一氓。
交谈中，李济深对于李一氓要去重庆的想法，认为绝不可行，因为当时政治气候大变，从桂林到重庆这一路危险重重，因此建议李一氓走海路去苏北，延安已通电全国：正在苏北重建新四军军部！
李济深于是动用权力和关系，安排李一氓先坐火车，从桂林前往衡阳，然后转乘汽车赶到粤北的韶关，再从韶关坐飞机直飞香港，一路上李一氓手持“桂林办公厅”的证件，在敌占区倒是畅通无阻。
1941年2月底，李一氓终于抵达香港并顺利找到了“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受到廖承志主任的热情接待，从皖南到香港历时40多天，期间行程遍及安徽、浙江、江西、广西、湖南、广东六省，奇迹般突围成功！
（廖主任）
三、成功突围的新四军最高领导
在香港的“八办”，李一氓获悉了叶挺被扣、项英牺牲的消息，当然悲痛万分，随即向廖主任详细报告了“皖南事变”的经过，又把军部突围和战斗的过程，以及叶、项之间的不同意见和自己的个人看法，全部写成了文字材料。
这份几千字的重要文件，由香港“八办”分作六封长电，及时拍发给了延安，给党中央深入了解新四军当时的情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毕竟李一氓已经是新四军成功突围的同志中，职务最高的领导人：
在新四军主要首长中，军长叶挺遭敌扣押监禁，1946年因飞机失事牺牲；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遭叛徒杀害；而“小姚政委”当时在新四军并没有职务。
（左为李一氓）
在香港休息了一段时间后，李一氓走海路，于1941年夏辗转到达苏北盐城，也就是重建后的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受到了同志们的热烈欢迎，突围之路堪称艰险。
其后李一氓被安排转入地方工作，历任淮海区、苏北区的行署主任等职，抗战胜利后，任华东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兼任苏皖边区政府主席。
尽管李一氓在皖南事变中，创造了“千里走单骑”的突围奇迹，但时任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少奇同志，仍然认为他没有很好地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
也就是作为“叶、项之间的缓冲人”，在叶、项不能很好合作的问题上，李一氓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对新四军在皖南的惨痛损失，要负一定的领导责任。
最终新四军军分会决定，给予李一氓”口头警告“的处分，应该说处分并不严重，而李一氓也心悦诚服地表示接受，跟那么多牺牲的同志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新中国成立后，李一氓曾任驻缅甸大使，70年代后期开始担任中联部常务副部长，80年代以后担任中纪委副书记、中顾委委员等职务，1990年12月因病逝世，享年8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