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会被异化？异化如何让人感到痛苦？
大卫·哈维：职场“打工人”正在被加速异化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新解
来源/中信出版集团
我们是否越来越明显察觉到，当代年轻人对工作越来越没有动力了？
虽然他们在循规蹈矩地上班，但怀疑和压抑仿佛融进了血液一样，无论做什么都提不起劲，这到底是为什么？
有人归咎于繁重的工作负担，996、007的工作模式，压得人透不过气；也有人认为是看不到前景的绝望感，毕竟工资涨幅永远也追不上物价涨幅；还有人说，大家应该积极调整心态，将长时间的工作看成是人生必经的磨练。
这样的解释，或许能说明部分现象，但都戳不到实质，所以听起来要么像抱怨，要么像鸡汤，终究无法指引我们找到应对之道。
最能精准概括现代社会劳动关系弊病的，就是“异化”二字，它既包括工作对人的异化，也包括社会对人的异化。
异化是什么？为什么人会被异化？异化如何让人感到痛苦？
早在1858，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便提出异化的概念，并对资本与劳动的异化关系进行了全面解读。
但是由于手稿“自说自话”式的艰涩风格，如何定位和解读《大纲》一直都是学界的难点。
在下面这本书中，作者大卫·哈维带着城市与空间研究的路径开启了和马克思的对话。他引导我们深入剖析当代职场人加速异化的根本原因，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思考与启示。
01 谁是大卫·哈维？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1935— ），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批判性声音，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城市地理学的奠基者，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人类学杰出教授。
哈维是城市研究领域的著名理论家，被《图书馆杂志》称为“20世纪后期最具影响力的地理学家之一”。
他是纽约市立大学研究中心人类学、地球与环境科学杰出教授，撰写了20多部著作。
代表作有《地理学中的解释》(1969)、《社会正义与城市》(1973)、《资本的限度》(1982)、《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1996)、《希望的空间》(2000)、《新自由主义简史》(2005)、《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2010)等。
哈维不仅在校园和研究所进行国际演讲，而且还在流浪汉营地、被占领的大楼大众教育学校、监狱、社会运动人士集会场所等地进行演讲。
他是一个活跃的知识分子，与全球几十个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们进行对话。
大卫·哈维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土学位，曾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地理学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米利班德研究员，以及牛津大学哈福德·麦金德 (Halford Mackinder)地理学教授。
继广受赞誉的《资本论》解读之后，当代思想巨擘大卫·哈维再推新著，将自身擅长的空间地理学视角带入《大纲》。
内容上，他以尽可能清晰和简明的语言，去其繁，取其精，将引起混乱的表述厘清辨明。
他传达了马克思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揭示的内容，也阐述了马克思的这一文本与当代资本主义困境（经济、社会、生态、政治问题）的相关性，并鼓励我们当下投入反抗资本主义的实践之中。
无论是对于资深读者，还是第一次接触《大纲》的普通人，哈维都像一位可靠的向导，指出理论的岔路口和危险地形，并为我们提供启发和灵感。
以下是《与大卫·哈维共读马克思》的部分摘编。
概念溯源：拜物教与异化
异化和拜物教是马克思主义术语中两个相互关联的关键概念。
《大纲》中的内容包含了马克思探讨的一些最重要的论题。在这里，隐藏在资本主义交换关系中的异化和拜物教的本质及起源，都得到了积极的阐释。
马克思在《资本论》关于商品拜物教的章节中，明确指出了商品的市场交换如何创造了一个社会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之间存在的物质关系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因为商品可衡量的价值反映了他们付出的社会劳动）。经济学理论在思想的世界中反映并且复述了这种拜物教。这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尤为擅长的事情。
但是，马克思想要追溯的是，工人在这种拜物教盛行的社会中生活和工作的后果，他们是活生生的主体，他们把社会劳动凝结在商品中。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的拜物教掩盖了这一切。
马克思希望有一种理论能具体地解释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和劳动条件。超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拜物教，并且深入其背后，这成为马克思研究计划的核心。
异化造成了一种特定的拜物教。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异化概念的历史即使不是特异的，也是令人困扰的。
虽然它在马克思的早期作品，比如《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1844年手稿》）中很突出，但在 19 世纪 40 年代后期，当马克思探索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时（比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它却消失了，直到在《大纲》中作为一个核心概念重新出现。
此后，作为一个明确概念的异化逐渐消失在《资本论》及马克思后来作品的语境中。
大多数试图复活这一概念的重要尝试都聚焦于马克思的早期作品。很少有人注意到《大纲》对这一概念的彻底重述。中国学者张一兵在其著作《回到马克思》中写道，《大纲》中对异化概念的“科学”表述与马克思曾经使用的人本主义异化概念具有根本的异质性。
在《大纲》中，异化产生于资本内在的历史趋势，即创造世界市场，到处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阶级）关系和自然物质变换关系，并在竞争的强制性规则下，将某一些可识别的运动规律铭刻进人类历史。
从《大纲》开始，问题就在于认识资本的运动规律，并理解这些规律如何支配广大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劳动条件。对于《大纲》中异化理论的基石，我们需要好好记录一下：“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
虽然我们可能都深信自己是自由的个体，但实际上，我们是被资本的抽象所统治的。
马克思的政治目标是把我们既从思想中也从政治实践和经济实践中解放出来，从拜物教和资本的抽象规律所施加的限制中解放出来，这些限制彻底地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
异化并不局限于劳动者。在没有任何国家管制的情况下，资本家将在竞争的强制性规则的驱使下：
（1）将工作日的长度增加到最大；
（2）将剩余用于再投资，而不是沉溺于消费的乐趣；
（3）通过寻找和采用新技术来获得相对剩余价值；
（4）造成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和产业后备军；还有其他更多。这些都不是资本家们的自由选择。
但是，资本家的主观动机在很大程度上会为他们在竞争的强制性规则下所必须做的事情做出辩护。
马克思认识到了资本所带来的异化的矛盾性。资本不仅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而且是一种建设性的和创造性的力量，它以积极和消极的方式改变着世界。
马克思注意到“产品和需要的范围的扩大，要机敏地而且总是精打细算地屈从于非人的、精致的、非自然的和幻想出来的欲望……这种异化……表现在：一方面所发生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另一方面产生着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最彻底的、粗陋的、抽象的简单化”。
不难看出，这种感受是如何被纳入《大纲》的论述之中的。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异化理论的基础，在《大纲》中得到了详细阐述。我在此尝试对这一论证进行总结，不过，我还是想请大家仔细地去研究原文。
螺旋形式：资本与劳动的异化关系
“流通的全程就其本身来看，就在于，同一交换价值，作为主体的交换价值，一次作为商品出现，另一次作为货币出现……在这种运动中它在这两个规定上出现，在每一个规定上都作为这一规定的对立面保存自己，即在商品上作为货币，在货币上作为商品保存自己。”这就给资本做了一个更充分的界定。
设定为商品和货币的统一体的交换价值，就是资本，而这种设定过程本身，是资本的流通。（不过这种流通是螺旋线，是不断扩展的曲线，而不是简单的圆圈。）
分析从循环形式向螺旋形式转变，意义重大。
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谈论一种循环活动，马克思为我们引入了这样一个观点，如果存在增殖，我们面对的就不再是一个循环过程，而是一个螺旋形式。那么，这个螺旋是关于什么的呢？增长从何而来？
这促使马克思改变他的视角。他说：“我们先分析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中包含的各种简单规定。”所以，我们终于要讨论阶级关系了，它将在资本界定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一个前提是：一方是资本，另一方是劳动，两者作为独立的形态互相对立；因而两者也是作为异己的东西互相对立。与资本对立的劳动是异己的劳动，与劳动对立的资本是异己的资本。”？这个强有力的提法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异化是阶级关系的核心，而阶级关系是资本作为过程的基础，这一思想犹如一道晴天霹雳，彻底粉碎了早先一些人从资产阶级交换关系的研究中得出的倡导平等、自由与互惠的那种友好的、积极的意识形态。
由此，我们才能意识到，资产阶级交换关系和市场过程所隐藏的是什么。不仅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被隐藏在视野之外，而且，资本和劳动在它们的关系中都被异化了这一点也被隐藏了。
马克思主张，一旦劳动以商品形式呈现，它就被异化了。当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者作为这种商品的承担者，就不得不为了资本的利益而让渡自己的劳动能力。
这种经历与劳动者的个性没有任何关系。劳动者的感受或想法并不重要：资本只对占有劳动能力感兴趣，只对作为商品的劳动力感兴趣。隐藏在资产阶级市场交换中的人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资本对劳动者的漠不关心。
资本的异化与此不同，但同样具有破坏性。资本不是作为一个自由的个体进入这一过程，不能（像在市场交换中被描述的那样）随心所欲地做任何事情。资本家受到“抽象”的严格约束和统治。他们被迫做所有必须做的事，这意味着，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们要么生产剩余价值，要么破产。
在市场的竞争中，资本家从自己的产品中获得的自豪感毫无意义，市场力量迫使他们以最低的成本获取异化劳动。换句话说，一旦资本家和劳动者被卷入这个流通体系，他们从一开始就是被异化的、不自由的存在；这不是这个体系的结果，而是作为一种前提。资本家和劳动者都必须把自己视为异化的存在，奉献到这个体系之中。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能会为资本家感到遗憾。
劳动者所面临的是不同的选择。在简单交换中，“劳动曾这样被规定：产品对于劳动者来说不是直接的使用价值，不是直接的生存资料。这曾是创造交换价值和交换本身的一般条件。否则，劳动者生产的就只是产品，即他自己的直接的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了”。
马克思继续说：只要这种使用价值受到资本的推动，它就会变成工人的一定的生产活动；这是工人的用于一定目的的、因而是在一定的形式下表现出来的生命力本身。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中，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彼此发生这样的关系：一方（资本）首先作为交换价值同另一方相对立，而另一方（劳动）首先作为使用价值同资本相对立。
如果资本的存在必然意味着交换价值（财富）的无止境增长，那么这如何与倡导平等和等价的资产阶级交换规则相符合呢？
“能够作为使用价值，即作为有用的东西来同资本本身相对立的，只有那种使资本增大，使资本倍增，从而使资本作为资本保存下去的东西。”唯一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使用价值是活劳动，即“还在对象化过程中的、作为主体性的劳动”，这引导我们得到如下结论：“能够成为资本的对立面的唯一的使用价值，就是劳动［而且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即生产劳动］。”
这是一个惊人的结论，尽管在某些方面还存在局限。马克思立即指出，“劳动作为满足直接需要的单纯劳务，同资本毫无关系，因为资本寻求的不是这种劳动。如果有一个资本家为了烤羊肉而让别人替他砍柴”，那么砍柴者“向资本家提供自己的服务，即一种没有使资本增大反而使资本消费掉的使用价值”。
但是砍柴者得到了货币，砍柴就像所有其他服务一样，被归类为“收入的消费”而非“资本的消费”。如果我雇人清理我的排水沟或清除车道上的积雪，这都不是资本家的交易。这只是我花费我的收入，受雇者为我提供有用的服务，以换取货币报酬。提供这种服务不能属于生产劳动的范畴。
当代雇佣劳动的很大一部分属于供给劳动力，此类劳动供给者（如公务员、富裕家庭的保安、工薪阶层雇的保姆）获取的报酬不是来自资本的流通，而是来自收入的流通。
把这个问题视为非资本问题从而不予理会固然可以，但如此就业的大量工薪劳动者在政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把他们排除在作为“生产性”劳动者的活跃工人阶级之外，是令人不快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最终解决方案是，从对生产劳动的物质定义转向对剩余价值生产和占有的社会定义，这样一来，教师和演艺人员如果受雇于一个从他们的工作中占有剩余价值的资本家，他们的劳动就可以被认为是生产劳动。
这在今天尤其重要，因为许多服务都是由资本主义企业组织起来的，一些政治上更激进的运动是在教师、医疗保健提供者和送货工人（马克思所说的搬运工）中进行的，而传统意义上的汽车、钢铁等行业的生产劳动者倒在数量上和政治上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总体始终处于“生成”的过程中。因此，它仍在生成，并且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就像在马克思的时代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