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肖像（拉吉利耶）
如果说有些历史具有确实可靠性,那就是中国人的历史。
——伏尔泰
文/伏尔泰
伏尔泰看中国
我们在谈论中国人时,不能不根据中国人自己的历史。他们的历史已由我们那些热衷于互相诘难的各个教派——多明我会、耶稣会、路德教派、加尔文教派、英国圣公会教派——的旅行者们所一致证实。不容置疑，中华帝国是在4000多年前建立的。那些在杜卡利戎①时代的大洪水和法埃通②从天而降的神话中保存下来而又以讹传讹的有关地球的变迁、大洪水、大火灾等等故事,这个古老民族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的气候使中国免受这些灾害，也使中国从未发生过曾经多次蔓延非洲、亚洲和欧洲的黑热病。
如果说有些历史具有确实可靠性,那就是中国人的历史。正如我们在另一个地方曾经说过的:中国人把天上的历史同地上的历史结合起来了。在所有民族中,只有他们始终以日蚀月蚀、行星会合来标志年代：我们的天文学家核对了他们的计算，惊奇地发现这些计算差不多都准确无误。其他民族虚构寓意神话,而中国人则手中拿着毛笔和测天仪撰写他们的历史,其朴实无华,在亚洲其他地方尚无先例。
中国各朝皇帝的治政史都由当代人撰写,其编写方法毫无差别,编年史没有互相矛盾之处。我们的传教旅行者曾经如实地叙述:当他们与贤明的康熙皇帝谈及«拉丁文本圣经»«希腊文本圣经»与撒马利亚人的史书彼此有很大出入时,康熙说:“汝等所笃信之书,竟至自相矛盾?”
当迦勒底人还只是在粗糙的砖坯上刻字时,中国人已在轻便的竹简上刻字,他们还保存有这些古代的竹简,外面涂着清漆不至于腐烂,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物了。中国人在撰写帝王历史之前,没有任何史书。不像埃及人和希腊人,中国人的历史书中没有任何虚构,没有任何奇迹,没有任何得到神启的自称半神的人物。这个民族从一开始写历史,便写得合情合理。
他们与其他民族特别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的史书中从未提到某个宗教团体曾经左右他们的法律。中国的史书没有上溯到人类需要有人欺骗他们、以便驾驭他们的那种野蛮时代。其他民族的史书从世界的起源开始:波斯人的«真德经»,印度人的«法典»«吠陀»,桑科尼雅松、玛内通,直至赫希俄德,全都上溯到万物的起源、宇宙的形成。这种狂妄性,中国人一点也没有。他们的史书仅仅是有史时期的历史。
这里有一个对我们来说尤其重要的原则,即:如果一个民族最早的编年史证明确实存在过一个强大而文明的帝国,那么这个民族一定在多少个世纪以前早就集合成为一个实体。中国人就是这样一个民族,4000多年来,每天都在写它的编年史。而要掌握人类社会所要求的各种技艺,要做到不仅会写而且写得好,那么所需要的时间势必比中华帝国仅从伏羲氏算起存在的时间更长。这一点如果看不到,岂不又是一件荒唐事? 中国没有一个读书人会怀疑«五经»是在公元前2300年写成的。因此,这一不朽巨著要比卡利斯泰纳送到希腊的巴比伦天文观测记录早400年③。中国所有官府都认为真实的一部书,巴黎的文人学士却怀疑它的年代，说实在的,这样合适吗?
对于人类来说,不论在哪一方面,掌握最基本的知识要比取得巨大进步来得缓慢。我们可以回忆一下,500年前,不管是在北欧,在德国,还是在我国,还几乎没有一个人会写字。今天我们的面包商还使用着的刻记赊售面包数量的木筹就是我们过去的象形文字和账簿。过去收税也是用这种木筹来计算,现在乡下还有达依税这个名称,可以证明这一点④。我们变化无常的地方习惯法,是在450年前才开始以书面形式制订的,这说明从前书写的技艺是多么稀罕。总而言之,没有一个欧洲民族在半个世纪中,在所有的艺术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不比自蛮族入侵至14世纪这段时间更大。
我不想在这里研究已能认识并运用一切有益于社会的智慧的中国人,为什么今天在科学方面没有同我们一样取得长足进步。我承认,中国人今天跟200年前的我们和古希腊人、古罗马人一样都是并不高明的物理学家；但是他们完善了伦理学,伦理学是首要的科学。
当我们还是一小群人并在阿登森林中踯躅流浪之时,中国人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已经治理得像一个家庭,国君是这个家庭的父亲,40名公卿大夫则被视为兄长。
当他们已经有单纯、明智、庄严、摆脱了一切迷信和野蛮行为的宗教时,我们的德洛伊祭司把小孩装在大柳筐里作为牺牲来祭祀的托达泰斯⑤还没有出现哩!
中国皇帝每年两次亲自用收获物来祭玉皇,祭“上帝”,祭天, 祭“万有之本元”。而且,用的是什么收获物呢? 是皇帝亲手播种的东西。这种习惯一直保持了4000年,即便是动乱时期和极严重的灾年,也不例外。皇帝和官员们的宗教从未受到伪善者的玷污、政教之争的干扰和乖谬的革新教派的诬蔑。革新教派常以同等乖谬的论据互相攻讦,结果是狂热信徒在叛逆者的引领下彼此兵戎相见。中国人特别在这方面胜过世界上的任何其他民族。
他们的孔子不创新说,不立新礼：他不做受神启者,也不做先知。他是传授古代法律的贤明官吏。我们有时不恰当地〔把他的学说〕称为“儒教”,其实他并没有宗教,他的宗教就是所有皇帝和大臣的宗教,就是先贤的宗教。孔子只是以道德谆谆告诫人,而不宣扬什么奥义。在他的第一部书中,他说为政之道,在日日新。在第二部书中,他证明上帝亲自把道德铭刻在人的心中；他说人非生而性恶,恶乃由过错所致。第三部书是纯粹的格言集,其中找不到任何鄙俗的言辞,可笑的譬喻。孔子有弟子5000,他可以成为强大的党派的领袖,但他宁愿教育人,不愿统治人。
在«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第２章)中,我们有力地驳斥了过去一些人居处西方一隅而去评论这个东方的朝廷,并把他们归之于无神论者的这种轻率举动。我们中的某些人把这个几乎所有法律均以对赏善惩恶的上帝的认识为基础的帝国称为不信神者, 这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狂热情绪?我们现在保存有中国庙宇中一副对联的拓本真迹⑥,上面是这样写的:
西罗马帝
无始无终先作形声真主宰。
宣仁宣义聿昭拯济大权衡。
横批:万有真元。
在欧洲,曾经有人指责自己所不喜欢的耶稣会士们谄媚中国的不信神者。于是教皇任命一个名叫梅格罗的法国人为驻中国[福建]代牧主教,前往中国就地处理此事。这个梅格罗一个汉字不识,却把孔子当作不信神者看待,其根据就是这个伟大人物的这两句话:“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我们的最伟大的圣徒也从未说过比这更为精辟的格言。如果孔子是不信神者,那么加图和大法官洛比塔尔⑦也是不信神者了。
为使诬蔑者羞愧,我们在这里再次指出,那些反对培尔而主张不可能存在不信神者社会的人,却同时又宣称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政府是一群不信神者。这些自相矛盾的说法使我们蒙受的耻辱已经够多了。
还要重复指出,中国的儒生崇拜一个唯一的上帝,但却听任人民受和尚的迷信行为的蛊惑。他们接受道教、佛教,以及其他几种教。官员们认为人民可以信奉跟国教不同的宗教,就像食用一种比较粗糙的食物那样。他们容忍僧侣的存在,但加遏制；而在几乎所有其他地方,从事僧侣这一职业的人都有很大的权力。
确实,中国的法律不谈死后的惩罚与褒赏；中国人不愿肯定他们所不知道的事。他们与一切开化的伟大民族之间的这一差别是惊人的。地狱之说虽有用,但中国人的政府却从不采纳。他们只满足于鼓励人们虔诚敬天和为人正直。他们相信,一种一贯实行的正确的政治制度,会比一些有可能受到攻击的舆论起更大的作用；人们更害怕的是现行的法典,而不是未来的律令。我们在后面还将谈到另一个小得多的民族,其观念与此大致相同,或者不如说没有任何观念,但却是以其他民族根本不了解的品德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概而言之,即当迦勒底人开始其历时1900年的天文观察——观察结果由卡利斯泰纳送到希腊——时,中华帝国已经光辉灿烂地生存世间。当时婆罗门统治着印度的一部分,波斯人已有他们的法律,南方的阿拉伯人,北方的斯基泰人还都在帐篷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