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过一段时间，人们都常常会产生一种“正站在历史转折点上”的错觉，但我们有理由相信，现在这一次应该是真的：时代的风沙裹挟之下，所有人都过得艰难，而对于那些热爱读书的人来说，可能就更难了。
在现实的步步进逼之下，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没得选择：总归是“先吃饱饭再说”，仿佛精神生活是吃饱饭之后才能考虑的奢侈品。然而我们并非别无选择，在面对时代变动时，文化也始终是有力量的——事实上，我们可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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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苦难无法对比，但历史上更可怕的变动毕竟也多得是。瓦尔特·本雅明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曾感叹那一代人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贫乏化了：“人类遗产被我们一件一件地交了出去，常常只以百分之一的价值押在当铺，只为了换取‘当代’这一小铜板。经济危机就在门口，紧随其后的是将要到来的战争的影子。”然而，疾病、贫困、居无定所的生活虽然一次次让他陷入绝望境地，但这种绝望最终让他写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文章。
身为个体，谁都无力逆转时代的大变动，但我们仍然可以选择如何生活，以及如何赋予自己生活以意义。 以色列哲学家阿维夏伊·玛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曾说，人们在苦难发生时苟活，“只有少数人活下来是为了作见证”。然而，正是这少数人，为所有活下来的人创造了一种“活下来”的意义和理由。这当然不是说凭空杜撰什么宽慰人的鸡汤哲学，而是真实地讲述、见证和记录。丹麦作家凯伦·布列克森（Karen Blixen）告诉我们，不要低估这种力量：“你如果能把苦难放进一个故事中，叙述出来，你就可以承受任何苦难。”
在那些苦难的时代，人们依靠什么活着？和很多人想得不一样，并不只是靠面包。
1929年的大萧条，曾给一代美国人心底里留下深深的印痕。早已习惯了物质过剩的富裕社会，忽然陷入普遍的贫困和失败之中，这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贫乏，更让人精神迷茫痛苦，因为人们不清楚自己做错了什么，更不知道前路在哪里。
让历史学家惊讶的是，当时的艰难岁月并未使美国人走极端，C.范恩·伍德沃德说：“比人们的绝望更让人吃惊的是他们普遍的逆来顺受。那些年，在美国人中比反抗更常见的是羞耻感和自尊的丧失。”除了美国的个人主义和新政，那些看似“无用”的文学艺术也起到了实实在在的社会功用：沉浸在其中的公众，得以逃避现实、发泄不满、缓解焦虑，并寻找希望。
《在黑暗中舞蹈：美国大萧条文化史》回顾了这一艰难时世，指出当时这些现实主义者“努力激励、娱乐、振作或安慰一个陷入困境的国家”：
艺术家和演员很少能改变世界，但他们可以改变我们对世界的感受，改变我们对它的理解，改变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方式。他们创造了一种丰富的、有时自相矛盾的文化，他们专业的眼光紧跟着在普遍社会危机中起伏的个体生命，生动地记录下他们的见证。他们的劳动和严肃的游戏极大地减轻了这个国家的创伤。他们在暗夜起舞，伴着他们自己的音乐翩然舞动，但他们的步伐充满魔力。
《在黑暗中舞蹈：美国大萧条文化史》
[美]莫里斯·迪克斯坦 | 著
彭贵菊 郑小倩|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4年7月
“江山不幸诗人幸”的道理，看来也适用于美国：时代的大变动，催生了一个安稳时期无法设想的社会环境，曾经的“美国梦”破灭了，人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天真地相信这个国家能一直如此幸运下去。当作品能真实地折射出人们的困境时，势必能唤起强大而深刻的共鸣。
但是他们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这不仅仅因为“贴近生活”，还源于一种更深层次的精神变动。彼得·沃森在回顾西方现代思想史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例如伟大工程、伟大主题、伟大理念中的那个‘伟大’（greatness）概念，即便没有被完全抛弃，也遭到深深的质疑。”人们转而关注“微小的事物”，而那些都“是因为人的缘故而显得具有意义”。
对美国人来说，宏大叙事的破灭更多源于大萧条的深远冲击：全社会一直信守的梦想动摇了，曾经指引自己人生的信条也不再能起作用。也正因为“伟大”破灭了，“小人物”才进入了视野：“大萧条并没有使穷人的状况变得萧条，只是将这些状况公之于众。穷人始终都很穷，只是以前没人留意他们。”在普遍的困境之中，小人物就是我们自己，理解他们就是理解人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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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那些能跨越时空、至今引发我们精神共鸣的文艺作品，都无不深入刻画了人的处境。因为无论身处什么样的时代，面对困境时如何做出抉择都一样不容易。
《九诗心》选取了屈原、李陵、曹丕、陶渊明、杜甫、欧阳修、李清照、文天祥、吴梅村这九位不同时代的诗人，作者所在意的与其说是古典文学本身，不如说是把古典文学看作一种思想资源，从中读出前人如何面对生命问题，“还原出诗人心灵与现实冲突的现场”，对他们的困境感同身受，由此打破“古代”和“现代”之间的壁垒：所有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九诗心：暗夜里的文学启明》
黄晓丹| 著
理想国| 上海三联书店
2024年11月
吴梅村的那一章有一小节是“小人物的心灵之光”，让人看到这位诗人再三反省之下显露出的自我：“当吴梅村将他的心灵层次越挖越深，我们在那不堪的处境中却看不到任何畸异的东西，看到的只是每一个平凡的人都经历的软弱、迟疑、恐惧、惊惶。”值得补充的是，这种不断的剖析也需要极大的真诚与勇气，那可就不是平常人都能具备的了。
文学最重要的内在力量之一，就是把痛苦予以升华：“时代洪流吞噬着个人的生活，毁灭着个人德性。诗人的幸运在于，一切体验无不能转换成文学创造。在黑暗时刻，诗人却往往对生命和爱产生更深刻的理解。在痛苦中扩大的心量拓开了笔下的天地，意义的生发得以继续。”
这也是当下很多读书人念兹在兹的：谁都希望能对现实“有为”，但文学和理想在现实面前却似乎如此无力，当时代已经、并仍在发生剧变之际，我们如何才能在身心俱疲中还保持思考和行动的能力？
在本书的扉页，作者引用了汉娜·阿伦特的名言：“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illumination），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
我想，每个时代的人都会面临自己的抉择，至少那些经历了黑暗和磨难的前人，恐怕未必比我们更轻松，与其把当下的困境看作是某种不堪承受的负担和艰难的道德考验，倒不如“变废为宝”，把这理解为是激发自己问题意识和深入思考的助推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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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宽视界来说，即便是那些大学者，他们的理论也往往不是纯然抽象的演绎，而是在回应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文本固然出自遥远的年代，但它对我们的意义却是随时代而不断变化的。从这一意义上说，时代的变动未必是坏事——不妨试想一下，一个静止、没有变动的时代，也许固然会岁月静好，不至于让人内心深受折磨，但我们或许也难以贡献什么有价值的思考。既然如此，何不把这看作是这个时代的一份礼物？
无论是哪个时代，有一个问题始终盘桓在人们心头：“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在西方，伦理学上的亚里士多德式进路就始于此。尽管对于何谓“良好生活”难免有不同理解，但人们都相信，一个好的社会应该尽可能确保人们按自身意愿过上良好生活，这涉及人生而为人的尊严。
玛莎·努斯鲍姆也是由此出发，主张建立一种同时涉及情感和理智活动的伦理解释，因为在她看来，要追求人类的自我理解，人的行动就不能仅仅从理智层面去理解，还饱含着情感、想象、感知、欲望，简而言之，活生生的人必然不会只有冷冰冰的理性，而情感也不能被简单地贬低为“非理性”，它并不低于抽象理性。基于此，文学不仅仅是涉及修辞和风格的审美兴趣，在表达和刻画人性上，它是比哲学更恰当和深刻的形式。
《爱的知识：写在哲学与文学之间》
[美]玛莎·努斯鲍姆 | 著
李怡霖 于世哲 范昀| 译
广西师大出版社
2024年1月
在深入细读了一系列小说文本、结合自古以来的伦理批评之后，她指出，文学在人类生活中远不只是扮演某种单一、简单的角色，而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一代代的读者都是在“为生命阅读”，“把我们的希望、恐惧和困惑带到文本中，让文本向我们的内心传递某种特定的结构”。没有什么能比文学阅读更好地塑造人们的情感结构、激发共情，还能创造某种超越现实生活的冒险激情，最终极大地丰富了人性。由于文学作品往往比宗教和哲学更容易跨越文化界限，它更能传达一种普遍的人性理解。
阅读不仅仅是一种沉思性的活动，它也是感知和想象，由此人们才能对小说人物产生强烈的移情：“对一个虚构人物的爱之所以是爱，是因为它是一种积极的互动性关系，它维持着读者在阅读书籍之外，进行数个小时的想象与小说创作。因为在这种关系中，与一个强大的存在互动的神秘和难以用语言表达的魅力，同样也可以在生活中得到很多经验；还因为，读者同时也是他或她自己生活的读者，把现实生活的希望和爱带入想象中。”
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尊重人的能动性，承认每个人在生活中面对各种遭遇时必然会产生喜怒哀乐，就不能否认“爱”这种最深刻而强烈的情感，与良好生活、与渴求和欲望、与普遍的社会关怀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看不到这一点，就无法深入地表述最深的内心。
反过来说，我们之所以能从不同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中感受并汲取到精神力量，也源于这种跨越时空的人性表达——当我们看到的一瞬，就能理解。它以一种不朽的形式提醒我们：无论是什么样的黑暗和痛苦，只要讲述出来、书写下来，就具有了超越现实的可能。
从这一意义上说，好的作品是不死的，而我们通过阅读活动与这一永恒之物接触，也使我们得以短暂地超越于现实的困境之上，这就是为什么阅读始终不可或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