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时期，我党曾有过两次成立临时中央的情况，第一次发生在1927年，这一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失败，当时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7月12日，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陈独秀被停职，不久后，八七会议召开，临时中央正式开始履职，瞿秋白担任了临时中央负责人。第二次成立临时中央发生在1931年，当时因为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员不足半数，所以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再次成立临时中央，由博古负责。
在第一次成立临时中央期间，我党在莫斯科召开了“六大”，因为反动派的蓄意破坏，当时国内已经很难找到一处安全地点召开会议，在这种背景下，最终确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六大”召开之前，瞿秋白等临时中央的常委前往莫斯科准备会议，留守国内的只有一位临时中央的常委，这个人就是李维汉。
值得一提的是，八七会议不仅纠正了陈独秀的错误，而且也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两天之后，也就是1927年8月9日，临时政治局召开了第一次会议，选出了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三人为常务委员会委员，其中李维汉主要负责组织部和秘书厅。
那段时期，李维汉在临时中央干部的分工、调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得临时中央的工作很快就步入正轨。在这种背景下，9月底到10月10日，临时中央机关陆续迁到上海，各项工作也有序开展起来。
1928年5月，临时中央又演化出“留守中央”，因为在这之前的4月底，瞿秋白等常委前往莫斯科，筹备“六大”的相关工作，此时只有李维汉一个常委留守国内，他与任弼时、罗登贤（曾担任江苏省委书记）组成了留守中央的常务委员会，主持国内的工作。
“六大”虽然选出了正式的中央委员以及政治局委员等，但因为他们还没有回国，所以李维汉继续主持留守中央的工作，直到9月2日，参加“六大”的人员返回国内后，留守中央宣告结束。那段时期，李维汉圆满完成了中央交代的任务，包括建立城市工作的群众基础、整顿和发展党组织、加强党的秘密工作等，为后续我党的发展壮大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这之后，李维汉又担任了中央巡视员、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上海市委组织部长等职务，1931年，他前往苏联，1933年，他被派到中央根据地，投身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当中。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李维汉随军参加了长征，后续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他在巩固陕甘宁边区以及统战、城市工作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促进了革命的最终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李维汉担任了统战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以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官至副国级。同时，他也在统战、民族、宗教工作方面建树颇多，促进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多次受到中央的肯定。可惜的是，1964年，李维汉却受到错误批判，被撤销了统战部部长，后续的十年浩劫时期，他也饱受冲击。
不过，即便身处逆境，李维汉始终都保持一个党员的崇高气节与铮铮铁骨。粉碎“四人帮”后，他重新复出，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中顾委副主任等职务，继续发挥老干部的作用，为新时期的各项建设献言献策。1984年，李维汉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8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