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州有乐，汉唐遗音。
唐崔令钦《教坊记》称：“教坊人惟得舞《伊州》《五天》，重来叠去，不离此两曲。”
哈密，西汉称伊吾卢，东汉称伊吾。唐设伊州。这是唐朝在西域设立的第一个军政机构。
“伊州乐”源于汉代流行于哈密一带的《摩诃兜勒》大曲。史载，西汉元朔六年（前123年），张骞出使西域，曾学得摩诃兜勒一曲。“协律都尉”李延年将《摩诃兜勒》改编成《折杨柳》《将进酒》等28首乐曲，最初为军乐，后经长安乐府改造，形成汉代有名的“相和大曲”。
《摩诃兜勒》经过魏晋南北朝和隋代的演化发展，到唐朝初期，形成了更为成熟的艺术形式——伊州乐。唐玄宗时期，西凉节度使盖嘉运敬献“伊州乐”，经教坊改编加工，“侧商调里唱伊州”，风靡于宫廷市井。
诗言志，歌咏言，舞尽意。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唐代的诗歌与乐舞堪称文化艺术的双璧。西域乐舞流行朝野，广为文人雅士所喜爱，成为诗人们创作的素材，被称为“乐舞诗”。
“诗佛”王维精通音乐，最喜填诗吟唱“伊州乐”。“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一千古绝唱《送元二使安西》用“伊州乐”曲调一咏三叹，造就了著名的“阳关三叠”。据清代张鹤所编《琴学入门》（1864年）的传谱，全曲分三大段，基本上用一个曲调作变化反复，叠唱三次，故称“三叠”。
白居易有诗《伊州》云：“老去将何散老愁，新教小玉唱伊州”。中唐诗人李涉《重登滕王阁》曰：“滕王阁上唱伊州，二十年前向此游”。著名音乐家李龟年、弹筝人李周、乐师李谟、许云封，歌唱家金五云，著名诗人刘禹锡、温庭筠、陈陶、吴融、罗虬、许浑、王建等都写过《伊州乐》的歌辞和诗词。
19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25首古曲谱。根据专家考证，25首曲子正是唐朝最为流行的音乐。其中两首属于“伊州乐”，即《又慢曲子·伊州》和《伊州》。
汉唐气象、宋明风韵，伊州乐从未失色。宋人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十首伊州曲赫然在目。宋代从《伊州乐》中发展出《伊州令》《伊州遍》《伊州歌》《伊州曲》等词牌，以及由此延伸而出的《六州歌头》《六州》等词牌，最为著名的就是《六州歌头》，辛弃疾、张孝祥、刘克庄等人都曾用该词牌谱词。宋人洪迈评价：“今乐府所传大曲，皆出于唐，……凡此诸曲，唯伊凉最著，唐诗词称之者极多。”伊州乐在南宋杂剧中也留有深刻的印迹，如《领伊州》《铁指甲伊州》《闹五伯伊州》《裴少俊伊州》《食店伊州》等。元曲有《伊州遍》、戏文南曲有《伊州令》《伊州三台》等曲牌。明清诗歌小说中也有《伊州乐》。《水浒传》第六十一回描写“浪子燕青”的出场：“伊州古调，唱出绕梁声，果然是艺苑专精”。到了民国时期，山西乐户保存的明代手抄本仍有《伊州》大曲。
在伊州的天空，音乐的螺旋格外亮丽。它把西部的苍凉变成家国的热忱，把边塞的壮阔变成博大的情怀，把丝路的悠远变成融聚的繁盛，把边城的生息变成一统的脉搏。千年余韵袅袅、动人心弦。文化交融之美，穿越时光、润心不止。
哈密首部大型乐舞诗剧《惟舞伊州》，是对“伊州乐”传承传播历史的舞台演绎，是“西域胡乐”嬗变为“大唐燕乐”的乐脉呈现，是融合多元艺术语言的国风叙事，是一部有能量、有情致、有历史穿透力的作品。
“伊州乐”未曾远去，它在舞台上，也在生活中，是诗意、是乐动、是舞韵、是风华，也是烟火气，它的生命力、感染力就在于“融和”。
悠久绵延的中华文明如同一棵历史沃土培育的参天大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从枝叶可以追溯到根脉。哈密文化始终是在中华文化的根系上发育成长、在中华文明的沃土上枝繁叶茂，具有鲜明的“融”“和”文化特征。融，即融汇、融洽、融通；和，即和睦、和谐、和顺。夏商之际中原昆吾国人西迁栖身哈密。哈密出土有新疆最多的彩陶与青铜器，一枚汉代铜镜刻有八字铭文，“长毋相忘，既（寄）长相思”，西域与中原多少传奇情缘在这里上演。玄奘西行在伊州城见到了乡音汉僧。历史学家翦伯赞祖上从哈密迁居桃源。哈密九世回王字“西屏”、一口京腔。哈密维吾尔族妇女最爱绣牡丹，针法中有传自清代苏绣京绣的技艺。巴里坤荟萃了各地的社火、面食，“百面传奇”绝非虚言。
“融和”既有历史积淀，又有时代指向。在新时代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在“文化润疆”实践中传承发展“融和文化”，“文以融通”“文以和美”“文以化人”是哈密当有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惟舞伊州，惟文有华。2024年12月28日—2025年1月2日，《惟舞伊州》在哈密市文化馆剧场公演，敬请静赏，让“乐舞诗”流过心扉。
编辑｜张亚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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